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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化办学,怎么“办”?


位于杭州城西的融创河滨之城,那里的业主很快就要迎来家门口的名校——杭州市竞舟小学分校。就在1999年,竞舟小学作为杭州市求是小学的分校,成为当时国内试水名校集团化的先驱者。十多年过去了,“子体”蜕变成了“母体”,2013年独立办学后的竞舟小学,如今建起了分校,还兼管着一所农村小学。

“回看名校集团化一路走来,对学校自身的改革,对区域内的教育均衡意义非凡。”竞舟小学校长周爱芬说。

竞舟小学的成长是杭州名校集团化的一个缩影。到2016年,主城区中小学名校集团化覆盖率在81%以上,名园集团化覆盖率超过54%。可以说,名校集团化在杭州的教育版图中占据了过半的江山。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接受采访时提及推进教育均等化要做好的三件事,第一件就是推进优质学校集团化办学。

集团化办学在一些地方已经做了十多年,为当地的教育均衡发展做出了贡献,走到今天,名校集团化的模式是否已经定型?未来的走向和突破口又在何处?

集团化办学在新形势下怎么施展优势?

2015年,杭州率先实现全国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市、区)全覆盖;2017年初,全市累计有9个区、县进入浙江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县(区、市)行列,数量居全省设区市首位。

“还有许多数据可以说明,杭州的教育均衡是普及的、优质的。但从数据的统计口径来看,主要还是在县域层面。”杭州市教育局局长沈建平说。

沈建平的分析不无道理,因为国内对教育均衡的标准制定和评估机制,多以“县”为单位。目前,杭州下辖9个区,4个县(市),单从任何一个县域来看,都能晒出一张优异的教育均衡成绩单。但站在整个“大杭州”的视角鸟瞰,各县域之间是否均衡呢?

杭州市教育局政策法规处处长章潘彪给记者举例说道,他们去桐庐农村部分农村学校调研时,发现存在“两少”现象:教师少、学生少。一方面是生源数客观在下降,另一个原因是有点经济实力的家长还是选择到杭州买学区房,毕竟从桐庐到杭州也就个把小时的车程。

“大量人口涌入造成杭州教育资源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而地方上的一些教育资源却没有充分盘活。”章潘彪说。

加之萧山、富阳等老牌县市撤县变区,杭州的教育格局面临新的调整。至此,杭州名校集团化的视线开始从县域向市域转移。

大江东,新兴的产业集聚区,人才大量流入对优质教育的需求陡增。2015年,杭州的上城、下城、拱墅、江干、西湖等5个主城区与大江东结对,组建30个共同体,开展为期3年的教育互助活动。

“加快推进大江东与主城区教育的接轨,能够迅速提升这一区域的教育水平,这种模式本身也是优质校集团化办学的一个方向。”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马里松说。

同年,桐庐中学加入杭州第二中学教育集团。杭二中在桐庐中学设立名师工作站,进行课程、师资、教研等方面指导,并定期为桐庐中学学生进行竞赛、高考自主招生等方面的辅导。同时,桐庐中学选派优秀青年骨干教师与杭二中的名师进行结对式培养。

紧接着,建德严州中学挂牌为“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严州中学”。两校互派中层干部挂职锻炼,双方教师共同备课、观课、评课,研究教材及举办课程与教学研讨,实现教学共享。

县市学校或加入市属普高学校教育集团或与之共同组建教育集团,建立紧密型合作办学关系是杭州市优质校集团化的“新招”。除了杭州二中、学军中学,长河高中、杭州十四中、浙大附中等越来越多的名校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把地方上的高中带起来了,改革的效应就会传递到初中和小学,从而提速整个杭州域内的城乡一体化。”沈建平说。

不管是县县互助,还是市县“联姻”;不管是独立法人,还是紧密型共同体,新形势下的集团化办学都要直面人财物的问题。

一些学校采用共建共享的模式,例如萧山、余杭区政府出地,市本级出资和建设,共建共享杭二中萧山分校、学军中学海创园分校,计划按1:1比例面向六个主城区和当地招生。此外,杭高大江东分校、中策职校大江东分校也将于近期开工。

为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更大范围共享,主城区与萧山、余杭、富阳等新设区的省一级重点普通高中双向定额招生,使九区学生有更多机会享受优质资源。

集团内部“一”与“多”的关系怎么处理?

说起优质校集团化办学,很多人自然就联想起这种模式:就是“一拖多”,即依靠一所优质学校的“火车头”作用,带动几所薄弱学校发展,优质校的校长当“带头大哥”。

集团化办学是否只有依靠“火车头”的动力来牵引发展呢?

这个问题一直在上海市杨浦区鞍山实验中学校长、鞍山实验中学教育集团理事长邵世开头脑中萦绕,他的回答是:不一定。

“我们开始尝试一种新模式。不再用火车头来牵引,而是使用动车组,不仅有火车头的牵引,更要让集团每一所成员校都有电动机。”邵世开说。

在邵世开看来,“一拖多”可能发挥积极效应,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即学校之间差距特别大,“一”远远领先于“多”,或者“龙头学校”的校长特别有名气,能对其他薄弱学校的校长产生号召力。但如果一个地方几所学校之间已经相对均衡,采取这种模式就行不通了。领头的学校并不比别家强多少,你要“强令”其他学校按照你的办法做,人家根本不买你的账,反而工作很难开展。

鞍山集团正是这样一种“各成员学校彼此差距不大”的境况。

鞍山实验中学办学不到20年,有特色但算不上很牛的“名校”;邵世开也不认为自己是那种一呼百应意义上的“名校长”。但鞍山实验中学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有一些好的做法,得到上海市、杨浦区各层面的认可,区教育局在组建鞍山集团时,就把探索集团化推进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侧重点。

“这样我们在推进集团化办学时,有责任而没包袱,反而容易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邵世开说。

鞍山集团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理事长更多是召集人、服务者的角色,完全不是“理事长说了算”。如果理事长“领导权”的意识太强,要把个人办学理念强加给成员学校的校长,容易引起抵触情绪。

邵世开介绍,从教育规律来说,要让理事长去“管”各个学校的事,也管不过来。我们把理事会变成服务型机构,激发、释放每一所学校的办学能量,工作策略是“项目驱动、自主发展”。大致每月召开一次理事会议,在几所学校轮流召开,往往邀请两三位外部专家与会。除了讨论集团本身发展的一些事项,有很多精力花在“诊断”东道主学校的办学,提供新的思路,协调资源。其实这有点像校长培训,在实际工作中展开办学解剖。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开理事会。”邵世开说。

上海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学区化集团化办学不是千校一面,而是倡导百花齐放、各具特色;不是简单挂牌,而是学校、师资、课程、家校的深度合作;不是削峰填谷,而是联合体内每一所学校在原有基础上不断进步。

据介绍,至20172月,上海市建有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学区和集团142个,覆盖学校777所,约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总数的50%,优质教育资源明显增加。

集团化办学,绕不开的师资难题怎么解决?

“合作办学中还有一个棘手难题,是师资不够。一方向另一方派遣骨干教师后,本校老师就不够用了,想要招人却苦于没有编制。”杭州市教育局人事处处长蒋锋说。

近几年,杭州的市属重点高中在桐庐、建德、淳安组建教育集团,人才缺口严重。为此,杭州市教育局、市编委办牵头协调当地教育、编办、财政等部门,桐庐、建德、淳安分别从本地的教师编制中一次性划转部分事业编制至杭州市本级,专项用于合作办学、师资互派。

选派到受援学校工作的教师,在受援学校工作时间不少于一学年。若双方合作终止,则跨层级编制调整停止执行,相关事业编制从市本级重新划回原地。划转编制导致的超编问题,在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内部逐年消化。

桐庐中学副校长何国民说:“我校与杭二中合作办学之后,一次性划转部分教师编制到杭二中。这样一来,杭二中能招到更多好老师和好老师的苗子。师资宽裕了,能选派更多优秀教师来我校。”

在集团内部各学校,教师队伍的成长也非常关键。

鞍山集团有一个核心任务,就是推动师资队伍建设。

邵世开介绍,我们正在建设教师联合教研平台,在学科教研层面,把4所学校的力量整合起来。各学校都有领衔的学科,成为教研基地,比如英语、综合文科在鞍山实验中学,包头中学负责数学,等等。大家都有“当主人”的机会。一门科目牵涉到的老师仍然太多,就再细分到年级。

比如4所学校的初一数学老师建立组群,初二英语的教师建立组群,等等,彼此之间认识,每个学期举行三次集体教研,每位教师至少参加一次。这样,校际研讨的机制建立起来,彼此取长补短,建立集团之内的归属感。他们可以围绕课堂提问、课堂导入、作业设计等分别教研,讲课评课,每位教师都取得实在的进步。

教师的跨校交流同样体现各取所长、各补所短的特点,而不是领头学校派出优势师资、接纳年轻教师。比如鞍山实验中学和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初中,前者派去一位化学骨干教师,同时接纳后者一位见习教师。鞍山实验中学的体育学科比较薄弱,派一名薄弱教师去有体育优势的学校,而对方的体育骨干教师置换过来“支教”。

在邵世开看来,一个集团之内,优势的教师、薄弱的教师能够流动起来,资源活了,产生的效益更大了。课程方面也是如此,一所学校有好的课程,比如校外名家去上沪语课,这就可以招呼一下,兄弟学校的相关老师也去学习听课。

接下来,鞍山集团将设立名师工作室,让那些师德好、教学能力强而没机会设立区级工作室的教师,在集团之内发挥带教的作用。“同一所学校之内,带教时可能碍于人情不好意思,但跨校的工作室则可以免除这种担忧,工作室主持人可以在带教中服务整体,职称职务评聘时拥有更好的表现。”邵世开说。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发布者: 陶桃  发布日期: 2017/4/19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