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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里的813个“自己”


张俊成最害怕被落在后头,为此,他可以“24小时不睡觉”,手机里的提醒事项超过了70条,就连手表都要比实际拨快10分钟。

他早就习惯了一直往前冲。20多年来,他骑着自行车冲出村庄,又坐着大巴冲出县城。在北大做保安的时候,他冲过成人高考的关卡,考上北大法律系(专科),那一次,他又跑在了后来500多名考学深造的北大保安前头,被称为“北大保安高考第一人”。

如今,41岁的他是老家山西省长治市一所中等职业学校的校长,正在领着813名师生冲出被大山围抱的世界,像当年的自己一样。

“你们要比别人早半小时起床,晚半小时睡觉。”坐在沙发上的他身体前倾,对面是5个十几岁的学生。“必须比别人多付出,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相比20多年前,他看起来变化并不明显,肤色偏深,挺拔瘦长,头发一丝不乱地向后梳着。

在北大时,他白天是学生,晚上做保安,用比别人多一倍的速度在两个世界来回切换。如今,在很多人眼里,这位校长是个“疯子”,他一周有三四天都住在学校,曾经在2015年一边招生,一边培训老师、翻修学校,在3个月内跑完了办学校的所有手续,第一年就招到了200多名学生。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落后”是什么滋味。

22年前刚在北大当上保安时,他身穿深绿色的制服,扎着黑色的武装带,戴着大盖帽和一副白手套,身姿笔挺地站在砖红色的院墙外。套着T恤衫的学生,裹着中山装的教授,西装革履的各国政要交错着从他身旁走过。那时他以为,自己已经到了人生的巅峰,“觉得他们都不如我,还要受我管制。”

但很快,沮丧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交谈时因为着急,声音高了一些,他曾经被人提醒:“中国人都喜欢唱升调,你要学会唱降调。”还有人直接喊他“农村娃”“土老帽”。一次几个外国人想进北大,他不会英语,只能靠手势比划,把他们拦在了西门外,那些人给他的最后一个手势,是齐刷刷朝下的大拇指。

这些时刻交叠在一起,变成了触发他参加成人高考的开关。“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想下次再碰上老外,一定要用英语对话。”张俊成说。第二天,他就请假去对面的早市买了两本初中用的英语教材。

当时100分的试卷,他只能得7分。北大英语培训班一学期的学费是3600元,他每月才挣214元。英语系的曹燕教授有次听见他在读单词,还以为他学的是德语。

过了几天,他被曹老师叫到了办公室。一眼就看见桌上摆着两张听课证,一张白色,一张绿色。分别是托福强化班和成人高考培训班。“没事,你免费听吧。看你挺上进的,阿姨想帮帮你。”

他当时就站在桌边哭了起来。

他请班上的老师翻译出100句常用的“岗上英语”,背得滚瓜烂熟。从一开始与人对话连蒙带猜,到后来在报道中他被形容“英语说得比普通话还溜”。

只不过,他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班上有许多同学都是高中毕业,“底子好”,而他只有初中文凭,高考成绩只比录取分数线高了两分。上课时他从来不穿保安服,到了晚上值班前,才匆匆跑回西门换上,“生怕别人知道我是保安”。

在当时,保安队里从没有人报名参加高考。他们知道北大每栋楼的具体位置,甚至每个房间的门牌号,却似乎只能是这个学校的“外人”。有次一个班上的同学路过西门,认出张俊成的时候一脸惊讶,“你们保安也学习?”他涨红了脸,“是个人就要学习”。

为了不被落下,他只能跟队长申请晚上站岗,白天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帮队友值一会儿班。会议室没人的时候,他就在里边学习,从规定的1小时拖到2小时。他每天睡觉的时间大概只有3个小时,被窝里还经常闪着手电筒的光。很多时候,他连吃饭都顾不上,不到半年时间体重下降了15斤。

如今面对一些“问题学生”,他会单独把他们叫到办公室,把自己的故事说给这些孩子听,“难道你以后想被人看不起吗?”学校创办不到两年,他单独谈话的学生已经超过百人。

尽管如此,很多学生依然会在课上望着窗外发呆,在考试中交白卷。现在的他们,还“想不到那么远”。

张俊成又急又恼。职校里的很多学生来自农村,通常也跟他一样,黑黑瘦瘦的。“这些孩子最缺乏的就是人生规划和视野。”张俊成说,“如果当时有人指导一下,或许就不会像我一样走这么多弯路。”

跟眼前这些学生一样大时,他并不知道“学习到底有什么用”,更不理解那些初中毕业还要继续读书的人,觉得那是给家里增加负担。地里的玉米、谷子、小麦都需要人手,对当时的自己和家庭来说,那才是更紧要的事情。在当上保安之前,他以为北大就是“北大荒”。每次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总在心里嘀咕:“那比我们家还穷哩,还用考?”

家里7个孩子,他是唯一一个学历超过初中的。小时候,家里人要去大队公社劳动,没空看管这个最小的孩子,就把两根红腰带接成一条长绳,一头拴在他的腰间,另一头拴在一个沉甸甸的枕头上。曾经他能接触到的世界,只是那两根红腰带长度范围内的区域。

黑白电视机屏幕里的高楼大厦、镇上同学家里的蛋糕,以及三哥从长治带回的喇叭裤和花衬衣,是那个时候张俊成对于外界为数不多的认知。电视里经常出现威风凛凛的“老板”,身后永远跟着几个“小弟”。他曾经无比向往成为这类“能管人的人”。

然而现实是,除了干农活,他还要在铁矿上打工,挖一吨铁矿石能挣二三十块钱。在用雷管炸开的黑漆漆的洞里,干电石燃烧的灯发出难闻的气味。他的衣服上还打着硬邦邦的补丁。

拥有一件新衣服和不再受苦受累,几乎是他最初离开家乡的全部理由。

后来,没人能想到,当年的“红腰带”能一路延长到北京。

有好几次,他都以为自己已经冲在了最前面。甚至在背上母亲用编织袋做成的背包、走出村庄的那一刻,他就觉得自己已经成功了。

这些“成功”的天花板不断被现实打破,他一次次意识到,自己面前永远有一堵更高的墙,墙外是更大的世界。

在长治一家汽车配件厂当临时工的时候,他是厂里最卖力的,当时只有一个去北京当保安的名额,就落到了他的头上。在保安培训基地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分到北大保安队的一班,三个月后,就当上了班长。

他终于拥有了自己买的新衣服,那是一件花了8块钱在地摊上买的白衬衣。对于每月工资几十块钱的他来说,这是最昂贵的东西,只有最重要、最干净的场合才会穿,洗衣粉都比别的衣服多用一点。

他穿着这件白衬衣坐上了去北京的大巴,又穿着它走进了考上北大后的第一次课堂。但是在那里,即使穿着那件最宝贝的白衬衣,他也不敢跟任何人讲话。

“有时候除了努力,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在最近一次全校讲话中,他对着几百名师生说。台下的学生们齐刷刷地仰着脸。他们穿着军绿色的制服和迷彩服,像极了张俊成当年的保安制服。看着他们,张俊成仿佛看到了当初的自己。

这个“报告厅”其实就是学校的食堂,玻璃窗框上的绿色油漆已经剥落,舞台的前端坑洼不平。而坐在这里的一些学生家里,写“福”字只用得起白纸,墙面跟地面都是灰黄的。学校贫困生的比例为10%,每到过年过节,张俊成总会组织老师为他们送去米、面和油。

“这些东西也许就能让他们过好一个春节。”他想起自己小时候过春节,庆祝的方式就是喝到一碗肉汤。

现在,他要带着800多名学生活出更好的人生。从北大毕业回乡时,他带回了整整3麻袋的书,每到一处职业学校工作,就会把这些书都带过去。很多书都是北大的教授推荐的。

在北大上课的日子,他会陪着老教授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听对方讲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也会接过教授开的书单,去地摊上一本一本地翻。“月底如果剩下三四十块钱,可能会都用来买书。”他把一本名为《书祭》的小说反复看了好多遍,里边的主人公需要每天拾粪,却经常趴在教室窗外偷听上课。他觉得这个人像极了自己。

那些书跟着他挤上了从北京回乡的火车,如今在一间图书室里,跟6种报纸、四五万本书放在一起。那是他为学生们打造的“外面的世界”。一次大雨,他担心图书被淋湿,在半夜两点赶到了学校。

他把学校当作一个“军事训练场”,早上五点五十分,他会准时来到学校,等着跟学生们一起跑操,检查要求叠成“豆腐块”的被子。每天晚上,他要花两个小时在17间教室来回走动,看着学生们上晚自习。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学校在仪器设备上的投资已经上千万元。在今年即将开始的招生中,他将计划招收人数扩大到600多人,并坚持着最初的想法:“办学校并不是为了营利,学生才是最重要的。”

如今的张俊成似乎很少跟“落后”扯上关系了。甚至他的每一天都是从前一天晚上开始的。每天睡前,他会把第二天每个小时的日程都安排好。他最新的计划是,10年之内成立长治第一所民办大学。

距离当年那场高考已经有22年了。对他而言,那并非实现人生跨越的唯一方式,却是“必经之路”。有时他会想,如果当时自己做保安时没有被分到北大,也许人生就是另一种光景。但他不愿意把自己简单地概括为一个“幸运者”,他认为自己是“实干阶层”中的“努力者”。

尽管他的“成功”很多时候只是一种个例。在他带过的职校生中,能够“出人头地”的大概占30%。但他认为这个社会是完全公平的,“从来没有人会阻拦你努力”。他的办公室有一张匾额,上面写着“天道酬勤”。至于自卑,那是“自己看不起自己”。

在他之后,有许多人曾经或者正在复制他的“成功模式”,包括自己在职校的学生。那位学生被他送到北大保安队,也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北大行政管理学院。

张俊成为学生感到高兴,却并不觉得自己的人生可以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每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轨迹,而我也只不过是个平凡人罢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者: 陶桃  发布日期: 2017/6/8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