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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族书写的教育史


      自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间,斯民小学历届毕业生在文教、科技、财经、军政等领域有卓越成就和突出贡献的数以百计。

  100年前,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美轮美奂的新校舍拔地而起时,斯宅村的教育史真正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如果把中国教育比成一棵参天大树,千千万万所乡村小学就像大树的千万条根须。

  如果不是慕名来到斯宅村,或许永远也不知道在上世纪前半叶的浙东乡村,曾经存在过像斯民小学这样的乡村学校。她就像一枚活标本,昭示着那个年代乡村教育曾经有过的佳绩,也改变了笔者之前对乡村教育“落后”,以及乡村“闭塞”、“保守”的印象。对比百年后今天中国乡村教育的普遍衰落,令人感喟无穷。

  斯民小学:中国近现代乡村教育的活标本

  创办于1905年的村小——斯民小学,位于浙江省诸暨市东白湖镇斯宅村。追溯这所小学的历史,不能不提到1904年中国近代第一部以政府名义颁布的学制——癸卯学制的诞生。癸卯学制宣告了绵延千年的私塾教育的终结。由此,新式学堂开始出现在中国城乡。

  浙江为人文渊薮和富庶之地,自然领风气之先。1907年,浙江省已有学堂及教育机构1295所,在校学生4万余人。而毗邻的江西省只有513所。

  2006年,浙江省曾评选出100所百年历史名校。倘推及全国,有百年历史的学校自然更多,但像斯民小学这样深藏于僻远乡村,且至今仍使用着老校舍的学校却属罕见。

  斯民小学坐落在村子中心的斯民桥边。一到桥头,抬头可见一个拱形校门,门额上书“斯民小学”4个汉隶,背面书有“公、诚、勤、恒”4字校训。从校门进去是一条青砖铺砌的甬道,甬道尽头便是内校门,用当地的粗条石砌成高高的门台。门额上方镌刻着“汉斯孝子祠”5个汉隶,为康有为题写,令初见者不免对这所学校的来历心生好奇。

  两道校门一外一内,一低一高,像屏障一样护卫着这所百年村校。遥想当年,一个小小的村童,背着母亲缝制的布书包,雀跃着穿过题着校训的高大的外校门,经过长长的青砖甬道,迈上一级级石阶砌的门台,走进清晨的校园时,他的小鸟般的心,兴许也慢慢收拢起来了。

  斯民小学的校舍建筑同样气派。建筑共分三进,从山脚依地势层叠而上,均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尤为巧妙的是,前后三进教室之间原有回廊相连,将偌大的校园连成一体,即便下雨天在校内也不必打伞。

  从现存图纸上看,校舍占地5.8亩,建筑面积2130平方米,内有三进楼房、一处花园、两处天井和一个操场,并有教室、教员室、图书馆、中山厅(即礼堂)、厨房、膳厅、教员寝室、学生宿舍、储藏室、台球厅(乒乓球厅)、厕所。膳厅还分教员膳厅和学生膳厅,教室墙上嵌有两个小壁炉,有烟道通到屋顶,冬天上课时可用来生火取暖。其中一个小壁炉至今还豁然可见。这两个不起眼的细节,却传递出一种超越时光的温情。

  据在斯民小学求学的老校友回忆,当年校园里植有法国梧桐、梓树、紫薇、冬青、桂花等,有些品种为山村第一次所见。校内的花园中央放置一只大鱼缸,红白金鱼游弋其间。这风格朴素雅致的西式校舍,在他们的记忆中,“犹如花园般的美丽”,也成为远近乡村中传奇般的所在。

  而与之相媲美的是学校的“软件”。当时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常识、历史、地理、珠算、劳作、体育、美术、音乐等。操场上有篮球架、单杠、鞍马等体育设施。学校每学期都有课外活动。有远足,访问乡里的名胜古迹。有歌舞表演,节目有歌舞剧《葡萄仙子》、《渔光曲》、《群鸟舞》等,道具和服装不够跟乡民们借,借斯氏宗祠“孝义堂”的大戏台演出,乡民们争来观赏。有演讲比赛、体育比赛等,凡城里学校有的活动,斯民小学概不缺少。

  1935年毕业生、斯民小学校友、江南造船厂退休副总工程师斯杭生先生这样回忆道:

  我家住在螽斯畈上新屋,离斯民小学大约有3华里路。每天清晨太阳刚刚上山时,就背着书包,拎了一个搪瓷罐,一格盛饭,一格盛菜,就跟着二姐秋柑上学去了。中午在膳厅里和同学们一起吃饭,傍晚太阳将要落山时,听到放学的铃声,就和同学们在内操场集队,唱着《放学歌》:

  “一天过去了,光阴不再来,铃声报放学,欢天喜地各回家。天天同聚首,多么相亲爱。先生们,明天会;同学们,明天会。”

  然后按各村落的远近排队回家。

  这样的图景,想象中是如此温暖、美好。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山东潍坊一位小学教师曾用30年代的民国老课本做校本教材。孩子们读过之后,放学时也笑嘻嘻地学着老课本中的称谓跟老师道别:“先生,明朝会!”

  斯杭生先生是还健在的最年长的斯民校友。笔者曾专程赴上海采访他。他告诉笔者还有一首《午饭歌》:

  师生同学在一块,多么相亲爱。

  要吃午饭去了,暂时只好离开。

  功课未毕,下午再来。

  先生再会,同学再会!

  吃好午饭大家再回学校来。

  斯先生说,他们那会儿每天要唱这两首歌,中午和下午放学各唱一遍,因此记得格外牢。这两首歌的歌词传达出30年代乡村教育蓬勃清新的气息,也是笔者听过的最优美活泼的乡村学堂歌曲。可惜歌的作者均已不可考。2015年1月12日的晚上,在上海中华路的一座公寓楼里,92岁的斯杭生先生应笔者之邀,用诸暨方言唱了这两首80年前唱过的歌。

  当然,像别的学校一样,斯民小学还有校歌,为清末诸暨县举人、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徐道政所作,歌词为:“五指峥嵘太白东,上林文化孕育中。我辈同到光明地,快乐真无比……”当年的斯民小学留给斯民学子的印象,便是这样一个快乐无比的“光明地”。

  30年代末,斯民小学在学校右前方买了一丘大田。在校长蒋森馥的带领下,师生齐上阵,加上民工,修建了一个面积近1500平方米的操场,从此师生终于有了出操和开展田径运动的场地。1942年春,斯民小学组织了首次全校田径运动会,还邀请邻村一所小学的老师做裁判长。

  从1915年到1929年,斯民小学有8届毕业生共106名,其中3人后在“黄埔教导团”毕业,6人在沪江大学和政法大学毕业,6人在师范大学毕业,30人分别在诸暨、绍兴、杭州、宁波等地中学毕业。自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间,斯民小学历届毕业生共700多人,其中在文教、科技、财经、军政等领域有卓越成就和突出贡献的数以百计,曾任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地质博士、学部委员斯行健,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特级教师、儿童教育家斯霞,中国先秦史学家斯维至,上海江南造船厂副总工程师斯杭生,国民党上将蒋鼎文,都先后在象山民塾、斯民小学读过书。当时还有个传说:斯民小学的毕业生到上海去求职,无论当警察或邮局职员都可免考。

     

 “斯宅之象山民塾,尤得风气之先”

  像这样一所小学,必然有其不寻常的来历。

  公元884年,斯氏第二十五世孙斯德遂由浙江东阳迁居到诸暨上林(即今斯宅村)。随着人口不断增多,下面分出多个房派。斯氏家族十分重视耕读传家,各房派均办有私塾。

  斯民小学前身象山民塾创办于光绪三十三年(1904年),为斯氏家族的一个支派——斯华国公所办。他深感旧有家塾过于湫隘,为免后世儿孙沦为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同时希望能“培育人才,为国家桢干之用”,开始筹划兴办家塾,但因年老力衰,不及兴工便赍志以殁。其子斯志浦继承父志,于道清光9年(1829),在村口风水最佳处的象山脚下,出巨资兴建了规模宏大、建筑华美的“华国公别墅”。别墅集家庙与学塾于一体,因地处象山,故又称“象山私塾”。当时在家塾里读书的族中子弟达六七十人。

  斯氏家族的子弟们也没有辜负祖宗的一片苦心,焚膏继晷,孜孜苦读,很快收获了回报。在华国公别墅的中厅板壁上,至今张贴着十余张从清乾隆到道光年间学塾子弟的“捷报”和“官报”,昭示着子孙们光宗耀祖的斐然成绩。

  但是,乾坤翻转,大时代的巨变打断了斯氏家族世代相传的耕读之梦。1900年庚子事变后,同治四年举人、华国公曾孙斯仰止致仕回乡。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使他不能坐视其变,遂有教育救国之念。他与房中子弟商议,于光绪三十三年(1904年)改象山学塾为“象山民塾”。事实上,从“私塾”到“民塾”一字之改,意味着从传统家塾一变而为面向民众的新式学堂,办学目的也从读书做官一变而为保国图存。学校按1903年清廷颁布的《学堂章程》设置课程,开设修身、经学、国文兼习字、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唱歌等课程,并聘请思想开通的宿儒或新学俊才担任教学,首任校长为清末举人斯兰馨。而特别难得的是,还在低年级实行男女同学。这在斯氏家族历史上,乃史无前例之举。

  象山民塾创办不久,由于顺应了时代的变化,学校一派新气象,除本乡子弟外,本省嵊州、东阳等县的学子也纷纷慕名而至,学生数增至200余人,学校人力、财力支绌。校长斯兰馨有感于新式学堂经费开支浩大,仅靠斯姓一个房族办学恐难以持久,故有意发动全族共同办学。在征得族中各房各派家长赞同后,即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将象山民塾迁到斯氏宗祠“孝义堂”,并正式改名为“斯民小学”,取“以斯举有德于斯民”之意,名义上也使学校成为全族人共同的产业。

  学校改名之后,深谋远虑的主事者以宗族的名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初以族中的两座寺庙的田产山林收入为基础。之后,陆续将全族每年初春扎龙头迎赛的“龙头会”经费,还有先祖祀产田、义塾田拨为校产。在19世纪初的中国乡村,这种种举措,每一件都意味着革除旧俗,另立新章,必然受到部分族人的激烈反对,但最后均赖主事者的魄力与才干力排众议,一一化解。

  在象山民塾的影响下,1905年,斯宅村还办起了女子学堂。当时的清廷规定,高小不准男女同校,女子读高小,只能进全由女子担任教职员的学堂。村中来入学的虽只有几个家长思想开通的女孩,但女子学堂一开办就响应不缠足的主张,这在当时还信奉“男女授受不亲”,并以“三寸金莲为美”的浙江乡间,乃破天荒的新鲜事。

  就在这一年的9月2日,清政府颁布诏令“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宣布中国历史上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从此终结,并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而僻处浙东山区的诸暨县斯宅乡斯民小学,走在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前列。1924年《诸暨民报五周年纪念册》载文说:“斯宅之象山民塾,尤得风气之先。”又说,“自是以后,望风争起,而本区各村乡,尤耳濡目染之既习,相率仿其制而设立学校……”

  保国在革命,革命在储人,储人莫重于乡学

  在中国教育史上,像斯民小学这样的乡村学校又称“乡学”。与官办的“太学”不同,办学经费来自地方士绅捐资。上千年来,“乡学”一直是中国教育金字塔的基座。进入新旧交接的20世纪后,虽然新式学堂代替了传统私塾,学习的内容、办学的目的和性质已发生根本的改变,但千年的传统不会由此而一夕改变,尤其在地域辽阔的中国乡村,这个传统依然顽强地存在并延续着。斯民小学即为之一。

  但是,像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一样,这个传统同样经受着新的挑战。斯民小学创办不久,学校主事者、斯氏族人斯旦很快发现,旧式宗祠建筑无法满足新式学堂的各方面需要,严重影响学校的发展。他深知此非长远之计,就开始筹划建造新校舍。

  1917年,族人斯烈从日本回来。斯烈毕业于浙江武备学堂,为响应孙中山革命,曾组织学生军支持武昌起义,不久任浙江省都督府副官长。斯烈听闻斯旦之设想,当即拿出银洋300元作为建校筹备经费,并承诺愿意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在省城杭州募集校舍基金。斯旦的父亲、象山民塾创办人斯仰止先生也慨助数百元。父子俩和斯烈的首倡之举影响了全村的斯氏族人,各房各派家长纷纷解囊。后经族长商议后,选择全村适中之东泉岭脚为校址,并请两位长于事务的族人协同购买地基事宜。只一日,就达成地基买契20多份,完成了购基任务,建校的序幕就此拉开。

  但兴建新校舍费用之浩大,远远超过以往族中举办的任何事情。因此,能否动员全族力量捐资建校,成了主事者心头的一件大事。主持人之一的斯稚湘便提出一建议:不用建学校的名义,改用建“孝子公祠”之名,行建校之实。

  主事者为了激励族人,同时还规定对捐资20元以上的给予“入祠配享”之待遇;捐资20元以下者刊谱勒石。于是,各家各户纷纷捐献钱财田产,甚至连远在浙江东阳县的斯氏两支房派也慨助百金。当时除募得现金外,另有山地120亩,田庄3处。建校资金很快募集充足,学校得以动工兴建。校舍建筑图纸自日本辗转送来,据说连建筑用的灰浆也来自日本。还有不少建筑材料都要翻山越岭由人力运进村来,包括村中第一次见到的玻璃。工程前后历时两年,耗资两万余银洋,终于1919年在村中东泉岭脚建成新校舍一座,即今斯民小学校舍。据资料记载,当时的1个银元可买30斤上等大米,8斤猪肉,10尺棉布,可见建校费用之浩大。

  校舍落成后,因族人斯豪士与康有为交厚,即请康有为题写“汉斯孝子祠”之隶书匾额,用青石镌刻,嵌于内校门门额,至今犹存;又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题写“公、诚、勤、谨”4字校训,嵌于外校门门额。可惜校训门额后来损毁,2003年重修校门时由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西泠印社副社长刘江先生重题。

  如今已无法得知,100年前,在那个“洋油”、“洋皂”刚刚进入中国,大多数乡村人家还点菜油灯的年代,当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美轮美奂的新校舍拔地而起时,村人们的错愕和惊叹。其建筑规模之大,设施之全,为当时诸暨县小学之冠。从此,斯宅村的教育史真正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新校舍落成后,此前借住于斯氏宗祠的学子乃得迁入其中。学校完全打破了传统私塾的惯例,除了本族子弟之外,兼收附近乡村及邻县的学童入学。

  抚今追昔,自1780年到1919年,200多年间,斯氏家族代代相继,书写了一部有声有色的中国近现代乡村教育史。尤为难得的是,这些世代信奉耕读传家、读书致仕的乡村绅士,在促进古老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顺应时变,慷慨担当,超越一己家族利益,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他们的努力,也展示了乡土中国的力量。

    

斯民小学像一盏灯,我们就靠这盏灯照亮着

  惟其如此,斯民小学在斯宅村人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1949年10月,全国解放,所有私立中小学校一律收归公有。斯民小学也不例外,校长、教师均由人民政府委派,学校由家族办学改为由地方政府管理,从此告别了千年的传统,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并且,随着社会不断变化,校名也一改再改。1959年学校改名为“斯宅公社中心小学”,后改为“斯宅乡中心学校”。

  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经过近80年的风雨侵蚀,斯民小学校舍已多处破损,有的教室已成危房。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无力维修,学校自身更无财力,校长束手无策。此时,散居各地的斯民老校友闻讯,心急如焚,立即互相联络,筹集资金,以应修缮濒危校舍之急。海内外校友纷纷响应。学校由此度过危机,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并且,1995年经诸暨市人民政府批准,学校恢复“斯民小学”原名。

  斯民校友在斯民小学危困之际发挥的作用,究其实,还是斯氏家族力量的展示。1949年之后,学校收归公有,斯民小学已与斯氏家族脱离干系。从表面上看,时代的裂变造成了传统的中断,但家族和学校之间那种历史的“血缘”关系是无法一朝切断的,它犹如地下河的水流,仍在无声地滋润着大地。

  并且,它还有另一层意义。在传统中国乡村,老百姓的精神诉求主要仰赖于祠堂、寺庙和土地庙。1949年后,中国乡村所有的祠堂、寺庙和土地庙被人为毁弃殆尽。斯宅村曾做过斯民小学校舍的宗祠“孝义堂”也遭拆除而片瓦无存。于是,学校成了村庄唯一的精神依托。尤其像斯民小学这样由家族创办的百年小学,更成了村人心中一炷仅存的精神香火。

  这份不同寻常的情愫,后来又一次被证明。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即俗称的“撤点并校”政策。短短数年之间,凡政策所到之处,数以万计的农村小学从此消灭不存。斯民小学也面临厄运。

  2003年,诸暨市实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为改善办学条件,教育管理部门计划将斯民小学迁到几里路外的一个村子,和当地小学合并。消息传到斯宅村,村人们急了,他们说:“我们村别的没有了,剩下只有斯民小学;斯民小学就像一盏灯,我们就靠这盏灯照亮着。”一时间,学校的命运成了村人们忧心之事。

  这时,一个契机出现了:创办于1905年的斯民小学即将满100岁。2003年3月,时为诸暨市图书馆馆长、诸暨市政协委员的杨士安先生,因长期研究诸暨市地方历史文化,对斯宅村和斯民小学情有独钟。他向诸暨市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提交了一个提案。案由为“要求筹备2004年诸暨斯宅‘斯民学校建校100周年纪念会’,并以此为契机,加速对斯宅旅游的开发过程”。因为在斯宅村,至今还保存着多幢建于清代的民居,为清代江南地区乡村建筑之瑰宝。

  同年6月1日,杨士安先生收到家在上海的斯民校友斯杭生先生的来信。斯杭生先生刚从美国探亲回来,信中提及他在美国遇到几位斯宅老乡:原子能防护和核医学专家斯宁、土木建筑结构专家斯聪、核聚变专家斯达开、马里兰大学终身教授斯海文,他们莫不对斯宅魂牵梦绕,而斯聪和斯达开也是斯民校友。斯杭生先生的此信,促使杨士安先生再次向诸暨市政协写了一封信,提出关于筹备“斯民校庆”之事。

  杨士安先生的苦心没有白费。经过有关部门的层层批复,提案终于得到通过,并拟定于2005年11月举行“百年校庆”。老师们都松了一口气,一度为学校命运忧心的村人们也转忧为喜——这意味着学校不会随意被撤并了。

  当年11月5日,来自海内外的斯民校友重返故园,白发苍苍的老校友们坐在当年的教室里,唱着当年校歌,重温同窗共读的岁月。在斯民小学历史上,这是最隆重的一次校庆,也是斯宅村近百年来最盛大的一次庆典。从此,迁移学校的计划不再被提起。2006年,浙江省教育报刊社发起评选100所百年历史名校活动,诸暨市有两所小学位列其中,斯民小学即为其一。

  今日斯民,路在何方

  从1905年创办至今,斯民小学跟随着大时代的变迁,一路风风雨雨走到了今天。如今的斯民小学有一到六年级6个班,10位教师,150名学生,其中约一半学生寄宿。校长斯剑光自2005年始,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10年。他也是80年代斯民小学毕业生,90年代初毕业于诸暨师范。他的家在城区。按他的情况,本可以调离斯民小学去上一级学校工作,但他年复一年地留下来了。

  斯校长告诉我,由于学校师资配备不足,做校长的他每周上14节课,有语文课和书法课,平时还要参加各种会议,应付各项检查,很难有时间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谦和朴实的他说起这些颇为无奈。

  在交谈中,笔者发现,作为任职10年的斯民小学校长,他对学校的现状是有隐忧的。2011年,浙江省教育厅颁布了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基准标准,像斯民小学这样的村小,都配备了计算机教室。但学校的“软件”问题始终存在,且相当突出,包括课程安排问题、师资问题和办学经费问题。

  我问斯剑光校长,如果按你的设想,要把斯民小学办成一所有特色、有活力的乡村学校,需要哪些条件。斯校长思考良久,给我列了三条:

  一、具有课程设置的自主权;如适当增加语文课课时,除省定教材外可自行选择古诗文辅助教材,放宽标准化验收的标准。

  二、有聘任教师的自主权;即校长可以聘任志同道合的老师一起组队,政策上对这些教师给予一定倾斜,如有培训方面的优惠条件。

  三、有额外的经费支持;以百年名校的名义,给予每年3万~5万元教科研基金拨款。

  对于第一条,斯民小学已经开始做了,每天早自习的时间都会安排学生诵读《弟子规》、《千字文》、《论语》等古诗文,但斯校长觉得还应该落实到课时上,这样才能为孩子切实打好母语文化基础。第二条其实就是师资问题,这也是当下乡村学校普遍面临的“软件”问题。

  近些年,斯民小学也像许多乡村学校一样,经常有志愿者到学校来支教。其中有两位志愿者给斯校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位擅长美术,带学生到村里写生,画那些古民居的门楣窗棂,雕梁画栋。孩子们非常喜欢,一时间,对美术课的热情几乎超过了语文算术。可一年过去,那位志愿者老师支教结束离开了,孩子们画画的热情一落千丈,很快便不碰画笔了。还有一年,来了一位爱好音乐的支教女老师。这位老师天天带着孩子唱歌跳舞,校园里从早到晚歌声飞扬,学生也变得快乐活泼。可同样好景不长,规定的支教时间一到,这位女老师走了,校园里的歌声也跟着消失了。

  这两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斯剑光校长,他想到,如果一个校长没有聘任教师的自主权,学校很难办好。他特别希望能吸引那些有教育情怀的,愿意在乡村学校长期工作的老师到斯民小学来,结成一个志同道合的群体,这样就能慢慢改变学校的面貌。为此,他设想,如果每年有3万元的教科研基金,就可以自己聘任一两位有音体美或书法特长的教师,学校就会变得不一样。

  笔者听了感觉颇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又有些酸楚:区区几万元的经费,对于一些城市小学来说,或许只是一个零头;可对一所乡村小学而言,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概括起来,斯剑光校长提出的这三条:一是课程设置的自主权;二是招聘教师的自主权;三是学校办学经费的自主权。尤其是人事权和财权,这两条几乎是每个基层校长的痛。

  如果时间倒退到60年前,斯民小学是拥有这些权利的。当时课程设置是由学校决定的,包括教材选用。学校教师由校长直接聘任,而校长是由学校董事会聘任,董事会则是由地方士绅组成的。学校办学经费则主要来自宗族祀产田、义塾田,加上部分寺产和山场等,并由董事会委托长于理财的族人经营生利。这些条件相互制约,构成一个链条,保证一所学校的良性运转。

  诚然,历史不容倒退,但返本是为了开新。笔者设想,对于斯民小学这样一所百年历史名校,省一级的教育主管部门是否可以在政策上有所“优惠”,即能否像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特区一样,比方将此类学校作为乡村教育实验校,在办学上给予一定的自主权。不过,笔者和斯剑光校长都清楚,这些设想或许过于“天真”。

  如果把中国教育比成一棵参天大树,千千万万所乡村小学就像大树的千万条根须。它们深深扎入大地,并源源不绝地将养分输送到枝枝叶叶。中国近现代诸多杰出人物都出自乡村,如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陶行知、毛泽东、邓小平等。他们在乡村接受启蒙教育,又从乡村出发,走向现代中国的广阔舞台。我们无法想象,没有“乡学”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没有“乡学”的中国历史将如何书写?

  临行前那天上午,笔者在斯民小学的校园徜徉。孩子们正在教室中晨读,清亮的书声飞出校园,打破了斯宅村早晨的宁静。有两个男孩子正挥着扫帚扫地,看样子是轮到今天做值日。他们红扑扑的脸上透出乡村孩子特有的健康淳朴。我走近去问其中一个:“喜欢自己的学校吗?”“喜欢。”“为什么?”“不知道……”他低头腼腆地一笑,手中的扫帚似乎挥得更起劲了。(新闻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者: 陶桃  发布日期: 2015/2/28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