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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学教育 称得上“盛景”吗?


    在近年来的所谓“民国热”中,对民国大学的教育状况的评价,存在一个倾向:民国大学已渐被建构成一种“学术盛景”。如有人称民国是中国大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政府尊师重道、大学教师待遇优渥、学术成就极高,甚至以此来对比当今的大学教育。其实若拂去那层“一厢情愿”的心理包装与人为建构,民国大学教育的真实情形未必会令人满意。

    “教授治校”为何戛然而止

    北京大学是北方高校中当之无愧的执牛耳者,也是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唯一隶属于教育部的大学,堪称民国新式教育理念的“实验田”。自1917年始,蔡元培执掌北大,力推“教授治校”模式,时任文科教授的沈尹默也向他提议:“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蔡元培先后主持制定了《北京大学各科教授会组织法》《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等一系列具体规定,建章立制,完善制度。不惟如此,蔡在北大还努力营造一种民主平等的气氛, 使师生之间、教职员之间无隔膜,没等级差别。蔡曾在出国话别会上说:“现在校中组织很周密, 职员办事很能和衷, 职员与学生间也都有开诚布公。”这种“集思广益、开诚布公”的民主氛围, 既是拜“教授治校”模式所赐,又利于该模式推行。正因蔡氏的实践颇见成效,引起各大学纷纷效仿。清华设立校级教授委员会,东南大学确立教授会制度,复旦大学成立由教授主导的“行政院”,名称不同,实质皆较为接近。教授治校,自然形成一股抵御行政权力干预的力量。

    不过为何这看似良好的模式数年后却戛然而止?其中关键原因便是该模式与中国实情多有扞格不入之处,终陷入困局。真正实现教授治校,需要政府、校长、教授、学生等群体协力合作,其中政府与校长的态度尤为重要。当获得政府认可的校长与教授们步调一致时,教授治校便可以起码在表面上实行起来,否则将陷入困局(由此也可以看出民国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人治”的色彩)。1930年底,被视为蔡元培得意门生的蒋梦麟卸任教育部长,再次掌舵北大,公开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办学方针,“教授治校”的潮流就此退却。其实,他国再好的教育理念,都面临一个与本国实情相接榫的问题。

    大学教师待遇一直优渥吗?

    极其出人意料且令人十分尴尬的是,作为部属重点大学,北大居然常常闹钱荒,根子就在教育部。彼时教育部可谓典型的弱势部门,经费短缺是家常便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北大自然跟着受穷。上世纪20年代,很多北大教授、学生赴政府抗议示威,并非次次都秉持什么“崇高的主义”,而是为了实实在在的吃饭问题。更加窘迫的是,因为囊中羞涩,教育部不时拖欠北大的电费与水费,导致学校随时面临断电之虞,且游泳池常年没有水。到了1926年,连教授们的工资发放,北大都已不能保证。比如青年教师顾颉刚此时之窘境,真称得上是山穷水尽。这一年其“在两个多月之中只领到一个月的一成五厘,而且不知道再领几成时要在哪一月。友朋相见,大家只有皱眉嗟叹,或者竟要泪随声下!”迫于无奈,顾氏只好南下厦门,改换门庭谋生。蒋梦麟在《西潮》里也说:教授“通常两三个月才拿到半个月的薪水。他们如果示威,通常就可以从教育部挤出半个月到一个月的薪水”。

    有财政不景气的部,当然也有殷实有余的部。比如当时外交部、交通部便油水颇大。清华大学隶属外交部,不仅学校经费充裕,可以堪称“任性”地挖其他名校墙脚,延揽人才,而且教师、学生出国深造机会也是多多,故很受时人青睐。民国上海滩有句时髦语,叫做“金饭碗、银饭碗、铁饭碗”。“金饭碗”指银行,“银饭碗”指海关,“铁饭碗”则指交通部。该部负责兴修铁路,自然财大气粗,其下属的交通大学亦惹人艳羡。首先,交大特别强调英文教育,课本一水儿的外文理工科教材;其次,校长唐文治胸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注重保存发扬传统文化。中西学问皆不偏废,且不愁银子问题,交大自然成为许多江浙师生的首选。

    名校背后的教会与官绅势力

    燕京大学与辅仁大学是北方教会大学之重镇,南方教会大学则主要分布于沿海及长江流域,这实与基督教会早期的传教策略有关。无论燕大、辅仁,还是南方的圣约翰大学,其办学对象多为租界里或者富裕的资产阶层、工商家族,于教授知识之余,同时布道传教。拥有西方背景的教会大学,其校规较之国内一般大学,要更为严格。钱穆在燕京大学任教时,曾欲更改学生考试分数,被校方拒绝。主事者讲明学校无此前例,并说:“此乃私情。君今不知学校规定,所批分数乃更见公正无私。”钱颇为不满道:“余一人批分数即余一人之私,学校乌得凭余一人之私以为公!?”虽然钱穆终得以索回考卷,另批送校,但经过此事,他方体悟到燕大近乎严苛的游戏规则:“始觉学校是一主,余仅属一客,喧宾夺主终不宜。然余在此仅为一宾客,而主人不以宾客待余,余将何以自待。于是知职业与私生活大不同,余当于职业外自求生活。此想法为余入大学任教后始有”。

    私立大学多由官绅创办,其中南方最著名是创办于清末的中国公学与复旦公学(可视为大学之前身或雏形)。中国公学是留日学生在1904年时,因抗议日本政府对待中国学生的不公政策,愤然返回上海而组织建立,其最著名的人物非胡适莫属。复旦公学则在1905年从震旦公学分离而出,经费靠江苏巡抚衙门划拨。辛亥革命成功后,经费反而断绝,复旦因之停顿关门。后来复旦得以复校,与两个人密切相关。一是校长李登辉(近代教育家,非台湾地区前领导人),他的一大功劳便是四处筹得资金,比如说服了南洋烟草公司、中南银行等入股。另一位则是青帮大哥杜月笙,每当复旦遭遇危机,他皆能从人脉、财力等方面施以援手,因此成为校董会董事之一。与复旦类似,北方的私立大学亦步履维艰。南开大学虽贵为名校,但囿于私人背景,经费时常捉襟见肘。据南开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何廉回忆,起初依靠“捐款收入、基金捐赠和私人资助维持住局面”,“这里薪金水准很低,却起码可以按时如数照发”。然而随着每位教师学术研究的推进,经费需求愈发强烈,而南开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加以支持,于是不少知名教授纷纷转投他校。何廉认为这实是无奈之举,“他们曾忠诚地为南开工作过,薪水刚够维持温饱,很难有积蓄,而他们地家庭规模越来越大,开支日益增加,他们趁机到其他有关机构就任报酬更丰厚地职务也是理所当然的”。可见无政府作为稳固的财政支撑,是众多私立大学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最大瓶颈。

    称之“盛景”是以偏概全

    民国大学教育版图与实况,可谓前浪与后浪并涌,背景复杂,犬牙交错,问题亦多,有得亦有失,难称“盛景”。民国的大学教师,既有薪金优厚者,也有屡遭欠薪、难以糊口者;民国的诸所大学,既有提倡学术自由、精神独立者,也有与政治、宗教、社会势力联系紧密,甚至依靠后者才能勉强生存者;民国大学的成就,多集中在历史、哲学、文学等中国已有上千年积累的人文学科,而在物理、化学、生物、机械等新兴理工学科方面,则乏善可陈。我们应当看到,民国时期中国的识字率大约在10%至20%,这些识字者中,能上大学的可谓凤毛麟角,其家庭出身可想而知,称之为“贵族的教育”亦不为过。民国大学教育的确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那仅是局部现象,远远没有惠及最广大的基层民众,更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研究历史,应当以真实、客观、全面为基本原则,倘若以偏概全,甚至借题发挥,实在不是求知求实的态度。

    整体而言,此时期的高校教育一直处于向现代学术体制转型中,呈变动不拘的态势。但毕竟千川百流,同入大海,众高校一道构筑了民国时期盛衰枯荣的教育气象。

   王学斌  (作者为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阅读延伸

    大师云集之下是教育普及率的低下

    对民国教育的推崇一直是“民国热”中很重要的一点。民国教育确实有很多值得今人效仿的地方:“教授治校”让高校远离名利;“义务教育”开中国先河;民间编撰的教科书更是成为今人学习的经典……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忽视,出发点良好的政策和大师云集之下,是教育普及率的低下。

    在今天看来已是“低学历”的小学生,在当时还被社会认为是“精英”、“秀才”,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民国小学范儿”,是牺牲大多数孩子识字权换来的。据当时报刊的记载,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中国文盲率高达95.1%,也正因如此,叶圣陶、陶行知等有识之士才会推行大众教育,提倡文化救国。(新闻来源:北京日报)

发布者: 陶桃  发布日期: 2016/5/17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