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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士”与知识分子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崛起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士,这批优秀之士不仅有知识、有技能,而且关心民瘼,热爱国家,有仁者之心。这样的士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但是其范畴要更宽广。孔孟二圣对于士的论述不断建构和充实着士的精神价值,不仅对知识分子,而且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研究、赓续,使之成为推进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

    士的崛起

    士,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阶层。

    士在甲骨文中作“┴”,杨树达训诂:“─”,象征土地;“│”象征秧苗插入田地的形状(《积微居小学述林》),二者接合起来,便是在田地里劳作的农夫。

    士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发展过程。西周时期,士是宗法制度的产物。孟子说:“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万章下》)

    把士分为上中下三等。那么,什么人可以成为士?卿大夫的嫡长子继承父位仍为卿大夫,其余诸弟则成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便成为庶人了。在那时,士是一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群。

    到了春秋战国,士的含义再次发生变化,不再与血缘相关,而成为有一定知识与技能的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涌现了一批优秀之士,他们不仅有知识、有技能,而且关心民瘼,热爱国家,有仁者之心。技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学鸡叫也是一种技能。简之,有一技之长的人均可以成为士。这样的士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但是其范畴要宽广许多。

    在这一时期,诸侯与卿大夫纷纷养士,出现了许多关于士以及养士的故事,在后者,最著名的是战国四君子: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与齐国的孟尝君。孟尝君,姓田,名文,继承其父田婴的封地于薛(今山东滕县南),孟尝君是其封号。《史记》谓其“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对这些投奔他的士,“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在屏风后面安排一个记录员,记载他与士的对话。孟尝君对这些人很热情,“问亲戚居处。客去,孟尝君已使使存问,献遗其亲戚”。士还未到家,孟尝君赠送的礼品已经给他的亲朋家人送去了。

    有一次,孟尝君招待一位士吃晚饭, 人很多,“有一人蔽火光”,挡住了这个士的视线,看不清孟尝君吃什么,“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看到这个情况,“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这个人见孟尝君的饭菜与自己的并无两样,非常羞惭,觉得自己心胸狭窄,不配称士,乃拔剑“自刭”而亡。士就是如此有羞耻之心且勇于承担,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

    在孟尝君门下之士中,最著名的是冯谖。这两个人见面很有戏剧性。冯谖是“蹑蹻而见之”。蹻,是草鞋;蹑,是穿。蹑蹻,穿着草鞋去拜见孟尝君,可见冯谖之穷。孟尝君问他:“先生远辱,何以教文也?”这是客气话,背后的含义是:你为什么来我这里?冯谖说:“闻君好士,以贫身归于君。”回答得很坦率,因为贫困所以投奔你。孟尝君于是把他安排在宿舍里。十天以后,问冯谖的情况,管宿舍的人说:“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缑。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蒯,是一种水边植物,其茎可以制绳;缑,是缠在剑柄上的线。古代的士往往佩剑,剑柄上多做装饰,冯谖因为穷,剑柄上没有任何装饰,只好缠着草绳,可见他的窘迫。那时的士,无论贫穷还是富贵,都是佩剑的。

    齐愍王二十五年,孟尝君被齐王派至秦国,秦昭王欲聘为相,但是有人进谗说孟尝君是齐人,如果任其为相,肯定会“先齐而后秦”而对秦国不利,昭王于是把他囚禁起来“谋欲杀之”。孟尝君于是向昭王的一位宠姬求救,宠姬说:“妾愿得君狐白裘”。然而,孟尝君只有一件狐白裘,“值千金,天下无双”,但是已经献给了昭王,再没有可送的。孟尝君乃遍问门下之士,结果是“莫能对”。这时,有一个位居最下坐的士说,他可以做到。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臧中”,把狐白裘偷了回来,献给了那位宠姬。宠姬得到“狐白裘”后“为言昭王”,释放了孟尝君。然而,昭王很快便后悔了,“使人驰传逐之”。孟尝君带着门客们匆忙逃跑,“夜半至函谷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惶急之时,又一个位居下坐的士说,他会学鸡叫,那就叫吧!从而引动群鸡皆鸣。不久秦兵追到,但是孟尝君已经出关离开秦国了。“鸡鸣狗盗”的成语便源于此。《史记·孟尝君列传》说:“始孟尝君列此二人于宾客,宾客尽羞之,及孟尝君有秦难,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后,客皆服。”

    针对这个故事,北宋的王安石写了一篇《读孟尝君传》,讽刺道:“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这当然是王安石个人的看法,不足为训。

    真实的情况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士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已然成为社会中独立的中坚力量。于陵子仲是孟子同时代的士,是齐国稷下学派的重要人物。一次,齐王派使臣去赵国,叩问孝威太后,也就是赵威后。赵威后问:“于陵子仲尚存乎?”使臣说:“在。”赵威后说:“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这样的人,上对君主不敬,下不管大夫之家,中不与诸侯友善。“那该怎么办呢?”使臣问。赵太后说,这样的人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何为至今不杀乎?”(《战国策》卷二十一《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

    赵威后的言论代表了当时一部分统治者对于陵子仲这类士的看法,认为他们是国家的危险人物。

    于陵子仲这样的士,以道自负,不肯出仕,始终保持士的独立身份,而对当权者保持一种批评的权力。类似这样身份的士,在战国时期并不罕见,《战国策》卷十一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一位齐国人去看望田骈,说:“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说:“子何闻之?”齐国人回答:我的邻居有一个姑娘,“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这个姑娘立誓不嫁,但是三十岁时却生了七个儿子,这是怎么回事?田骈反问,这个姑娘和我有什么关系?齐国人笑道:“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您和这个姑娘一样,说是不做官,但是您比做官的还要富贵,“訾养千钟,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矣”。您虽然没有做官,但是您的富有与排场却超过了官。这则讥讽士的故事,其真实性虽然难以印证,但却说明了士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他们身份独立,生活富足,有些甚至“訾养千钟,徒百人”。

    孔子论“士”

    作为儒学的开拓者,孔子有不少对士的论述,《论语》中总计有15次。在这些论述里,士有两重含义,一是泛指普通人士,计3次;再是类于今之知识分子,共12次,对这部分人,孔子寄予厚望,将他们视为变革社会、恢复周礼的重要因素,故而提出了严格要求与殷切期冀,他认为士应该具有这样的品德:

    一、有志于道,不贪图物质享受

    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士的志向是道,但是如果这个士认为穿得不好、吃得不好是耻辱的事情,那就不值得和他讨论道了。

    在这里,孔子明确指出衡量士的两个准则:第一,追求道;第二,不贪图物质享受。

    以孔子自身为例,他虽然生活清贫,但却甘之如饴,他曾经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不仅个人如此,对于安于清贫的弟子,孔子也大加称许,颜回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颜回三个月可以不离开仁德之心,其他弟子只能在短时期内(一天,至多一月)做到。因此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在这样的处境下,仍然安贫乐道,颜回真的是贤人啊!

    在孔子的心目中,士不应该为衣食所累,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又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强调对道的追求高于对物质的追求。那么,什么是道?孔子明确地指出就是“爱人”《论语·颜渊》。士的使命是“弘道济民”,通过道来拯救天下,治理国家,给百姓谋幸福。与西方不同,中国的道具有强烈的人间色彩,践行道的目的,就个人而言是修身;就国家而言,是推行仁政,也就是儒家通常所说的“修、齐、治、平”,从个人修身到治理国家,都是通过道而一以贯之。

    二、行己有耻,不辱君命

    在《论语·子路》中,子贡问孔子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士:

    “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孔子认为,士分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不仅对自己的行为知道羞耻,而且能够出使外国时不辱没国君交给的使命,也就是“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次一等级,“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本乡土的人称赞他尊敬兄长;第三等级,“言必信,行必果”,说话讲信用,行为果断。这种人浅薄而固执,“硁硁然小人哉”——是固执己见的浅薄之人呀,但是也有德行,因此也可以算作士,这是第三等士。

    简而言之,孔子认为士分三等,上等或者说优秀之士,要有为国家效劳的能力。即便是末等之士,也要“言必信,行必果”,这是士的底线。

    三、兄弟怡怡,虑以下人

    《论语·子路》中有一段子路问士的记载: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恳切;偲偲,嘉勉;怡怡,和悦。“朋友切切、偲偲”,朋友之间应该恳切地批评嘉勉。“兄弟怡怡”,兄弟之间应该和睦相处。

    在《论语·颜渊》中有一节子张与孔子的对话:

    子张问曰:“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张问孔子:“士怎样才叫通达?”孔子反问他:“你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子张回答:“在国家做官时一定有名望,在大夫家任职时一定有名望。”孔子不同意这个观点:“这是名声,不是通达。所谓通达,是指人品正直,遇事讲理,善于分析别人说的话,观察别人的表情,宽厚包容而谦虚待人。”这样的人才是士,而这样的士在国家的官位上,一定事事通达,在大夫家任职时也一定事事通达。而那些空有虚名的人,表面上赞成仁,行动上却背道而驰,且以仁人自居。这种人,做官时一定会骗取声誉,在大夫家任职时也一定会骗取声誉。

    总而言之,孔子认为,优秀之士应该具有担当精神,宽厚正直、兄弟和睦、谦虚待人的品质。

    四、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关于士,孔子还有不少论述,分析起来,孔子最为看重的是士的品德,即:对仁的志向。仁是道的核心,一方面体现于现实的社会层面,另一方面体现于理想的终极层面。孔夫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为了追求仁,士可以献出生命。他的门下曾子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弘,指宽广;毅,指坚毅。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士要有果敢坚毅的精神,持之以恒,死而后已。

    不仅是孔子,关于士,他的弟子也有很多精彩言论。《论语·子张》记载了子夏这样一句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对于获得官位的士来说,有余力的时候应该学习;对于没有获得官位的士来说,学习好了有余力也可以做官。在儒家的学术体系里,士通过仕——也就是做官而推行仁,否则仁只能停留在个人的修养上。当然,无论是官还是士,都要学习,这是士与官的最佳结合点。

    孟子论“士”

    作为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也有许多关于士的论述。主要有这样两点:

    一、无恒产而有恒心

    孟子在与梁惠王对话时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

    什么是恒产?恒产,即固定的产业;恒心,即仁者之心。虽然没有固定的产业,却仍然保持着对仁的向往与坚守,这样的事情,只有士,也就是知识分子才可以做到。在西方,这样的知识分子在18世纪才出现,而在我国2300多年前已然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比西方提早了2000多年。西方的社会学家指出,近代的知识分子,没有固定产业,不属于任何有产业的阶层,知识与思想是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因此能够坚守自己的信念,从而与孟子的论述完全一致。

    二、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一天,弟子陈代向孟子请教,陈代问:“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不去谒见诸侯,似乎是拘泥小节吧。“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孟子·滕文公下》)如果我们谒见诸侯,诸侯听了我们的想法,大者可以推行仁政,小者可以称霸各国。《志》说:“曲折的是一尺,伸直的却有八尺”,这样的事情不妨去做吧。

    孟子不同意,说:“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孟子·滕文公下》)齐景公打猎时用旌旗——一种用羽毛装饰的旗子招呼猎场管理员。管理员认为不符合礼仪而不肯来。景公很生气,想把他杀掉。对于这个猎场管理员,孔子很赞赏,说:“有志之士,不怕弃尸在山沟里,勇敢的人不怕丢失头颅”。通过孔子对虞人的赞赏,表明了孟子对士的期待。

    士的精神价值

    孔孟倡导的士之精神,是儒学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士不仅具有知识与技能,而且关注国家、关注社会与公共事业,从而超越了个人与小团体的私力,所以如此,是因为士承袭了夏商周三代的礼乐传统。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礼乐不再出于天子,而是出自诸侯,因此孔子斥为天下无道,既然统治者不能承担道,那么这个重任便落到士的肩上。就“势”而言,士与诸侯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是士代表“道”,政权的合法性,只有“势”是不够的,统治者可以凭借武力征服天下,所谓马上取天下,但远远不够,统治者还必须得到“道”的支持,而道则掌握在士的手中,因此统治者要尊重士,从而得到他们的帮助。这就与西方不同。在西方,道是上帝赋予的,通过教会传递人间,教会代表上帝的精神威权,帝王之势的合法性必须得到教会的支持与认可。这是中西文化的重要差异,或者说是研究中西文化不同形态的重要切口。

    总结孔孟等人对士的论述,其核心是:

    一、“以仁为己任”,坚持操守而风骨崚嶒,具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弘毅精神。

    二、“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服务社会,而拥有服务社会地位的人,更应该勤勉学习,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人民。

    三、“行己有耻,不辱君命”,人品正直,有羞耻之心,办事通达,待人宽厚,谦虚有礼,能够与兄弟和睦相处。

    总之,中国古代的士有独立人格与高尚操守,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幸福,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孔孟对士的论述,不仅是对知识分子,而且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研究、赓续,使之成为推进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新闻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者: 陶桃  发布日期: 2016/5/25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