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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与中国的改革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儒家文化与中国的改革

——王学典

传统文化与中国的变革、改革与进步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被反复提起的一大命题:五四时期、80年代的“文化热”时期,都曾一次又一次提起此一命题,十八大之后我们再一次提起了这一命题,这一次提起的特别意义在于:这是第一次从正面角度的提起,而以往每次提起,都导致对传统文化与改革关系的大面积解构和更深刻的质疑,认为孔夫子应为中国落后挨打负责,传统文化应该为“文革”的发生负责。八十年代人们甚至还形成了一种更为普遍的认识,那就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是封闭的、落后的、僵化的、保守的、不能与时俱进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

但是,这一被认为已经僵化了的中华传统文化,却并没有如很多人所曾经预期的那样,走向其必然死亡的命运,并且不仅没有死亡,反而在新时代展现出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如果说曾引起世界关注的“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还只能算是处在儒家文化边缘地带的话,那么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以其强劲的发展势头,迅速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则是在儒教文明的腹地上实现了自身的崛起。而中国经济的腾飞,不仅没带来传统的死亡,相反,中国传统却随之再度大面积复兴开来。中国就崛起在中国传统之中,这一事实显然是对“儒家文化阻碍现代化进程”等原有认识的巨大修正。这一事实也再度把这样一个问题推到世人面前:中国文化究竟为什么会绵延不绝?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这一生命力如何进一步延续下去?

通变:中国文化绵延不绝的秘密

我认为,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延续力,来自于中华文化丰富的通变智慧,来自于这一文化所具有的一种能有效应对时代挑战的内部机制。这就是《周易》提出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命题。

众所周知,与中国并称四大文明古国的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历经数千年的考验,鲜活地存在于现代世界的,惟有中国文明。除了这三个古老的文明,近六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还曾经出现过其他众多的古代文明,如希腊克里特岛文明、美洲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这些文明也都被掩埋在历史的黄沙之中。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将人类近六千年历史中出现的众多文明,归纳为26个文明形态,其中21个成熟文明,5个夭折文明。在这些文明形态中,惟有中华文明始终保有自己的国土领地、始终保持其基本的连续性,而且延续至今、从未中断过。

对上述众多文明中断与消失的原因,很多学者进行过探讨与总结,最后将原因归结为以下三点:人口数量的激增、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外来民族的入侵等客观因素,但是,所有这些问题,中国也同样曾多次遭遇过,而且中国所遭遇的情形可能更为严重,比如中国人口的激增为世所公认,至于外族入侵的严重程度更是世所罕见。五胡乱华、金人灭宋,蒙元帝国的建立、满族入主中原,这些大家也都耳熟能详。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文明战胜了这些严峻的挑战,甚至将异族入侵者完全同化掉,从而得以延续下来了呢?

答案看来必须从文明自身的特质中去寻找。汤因比的“挑战-应战”模式可以带给我们启发。汤因比认为,在一系列的挑战-应战过程中,决定文明生命力的,不是外部环境,即文明不是死于外部的、不可驾驭的“刺客”的袭击,而是由于文明自身的性质;文明的生长取决于文明内部的自省与创新能力,按照汤因比的说法,我们可以将这种文明内部的自省与创造力称为“自决力”。有一些文明,虽成功应对了某一项外部挑战,并因此形成了复杂的、强力有效的机制,但如果没有自决力或自决力不够,则必然会僵化,并在面临下一个挑战时不可避免地衰落直至死亡。唯有具有足够自决力的文明,才具有不断回应新挑战的能力,从而能够不断成长。笔者认为,中国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的秘密,就在于中国文化中所蕴含着的强大的自决力,这,就是儒家的通变智慧。

通变是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通变是指在保守、会通、融合传统的基础上,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动、革新,这一智慧既包涵重视传统,融会古今的一面,又要求不拘常规,适时而变。诸子百家对于通变智慧都有贡献,而其中尤以儒家贡献最为卓著。“智者乐水”,水的特质就是变,因此中国古代以川流不息、不断变化的动态的水,来与智慧相比拟。当通变的智慧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结合,就有了儒家所主张、所强调的“因革损益”。正是以通变智慧为核心所构成的一整套自我更新机制,使儒家文明能够安然度过历史长河中各种各样的困境,并因此而不断的丰富与更新自己,永葆青春;正是儒学内部因革损益的活力和冲动,使它能够与时俱进,并在不断地推进而不是阻碍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变革。

儒学的生命力来自于不断的自我更新

在思想史领域,儒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自我更新能力,表现最为突出。我们知道,儒本是一批以保存传播古代文献典籍为使命的人,守先待后,是他们首要的自我期待,作为载道之文的经书,端赖儒者得以传世。儒者是传统文化的众所周知的守护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儒者便是不知变通的复古主义者。事实上,因、革、损、益才是儒学的根本原则与基本精神。时代不断变迁,不改就死,不革就亡,变则通,通则久,从原始儒学到两汉经学,到宋明理学,到陆王心学,改革、变革精神内在于传统文化之中,一部儒学史,便是一部儒学自我更新的历史。而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绵延五千年不绝,就在于不断随时变革,否则早就死亡了。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是注重通变的典范。孔子为殷商后裔,但在文化选择上,他却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事实上,孔子之所以被尊为圣人并受到儒家至高至尊的推崇,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被认为是能够认识并把握历史法则的人,是孟子所谓的“圣之时者”。孟子称赞伯夷为圣之清者,伊尹为圣之任者,柳下惠为圣之和者,但惟有孔子,才是集三圣之事的集大成者,而惟有集大成者,才可以成为“圣之时者”。所谓“圣之时者”,就是最恰当地把握历史时机的人,也就是《易传·乾卦·文言》中所谓的“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圣人乎?”

儒家最强调变的经典,是五经之首的《周易》。“易经”就是变经,是对变革规律的总结。这是一部专门阐述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与法则的经书。“易”之三义——简易、变易、不易,都以承认和重视外部世界的不断发展变化为前提。阴阳、刚柔、乾坤等,都是古代中国为描摹、探索宇宙、自然、社会等运行机制、变化规律的所创立的概念。

在众多儒学经典中,都充满着这种自我更新的意识,如《诗经》歌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传》的《系辞上》盛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下》强调“唯变所适”,《损卦》的《彖辞》则说“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礼记·乐记》借上古言变化:“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这些都是儒家变通智慧宝贵的思想资源。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针对不同的历史境遇,儒学以其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一次又一次成功地回应了不同时代的挑战。其中,特别是在佛教盛行而“儒门淡薄,收拾不住”之际,成功应对了佛教的挑战,后来,它又遭遇了基督教的挑战。

当然,在变革之外,儒家也有其不变的价值追求。儒家并非没有原则,无原则的变也不是儒家。归根到底,其包括社会制度在内的礼制之所以要因、革、损、益,正是为了在适应时代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一价值追求,这个追求便是“仁”的实现。从“仁者爱人”,到“民胞物与”,到“一体之仁”,儒者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仁”的坚守与追求。中国古代虽然王朝不断更替,但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线——在广阔的地域上,形成凝聚不同的民族,超越血缘与种族的政治实体,究其文化根源,便在于儒家文明追求王道、拒绝霸道这一基本价值追求的稳定性与维持这一价值追求的具体礼制的不断变化。

总之,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变革的文化、富有弹性的文化,富有巨大张力的文化,或者说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不是一个保守的文化、僵化的文化、封闭的文化。这一古而不老、不懈追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文化,先是在先秦两汉形成了诸子百家的大融合,继而又接纳了佛教,并吸收为自身的有益成分,今天,它能否接纳或应对更具挑战意义的自由主义?将攸关这一文化的生死与存亡。

通变智慧与中国文化的未来选择

中国传统的通变智慧,维护了中国过去五千年在整个传统世界的发展与绵延,那末,这一传统智慧还能否成功应对现代世界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这就是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历史给中华文化、给传统思想、给儒家的价值观提出的巨大问题。

十九世纪中晚期以来,中国文化所遇到的最大挑战表现在两个方面:自由主义和船坚炮利。前者表现为西式法政,后者表现为科学技术,即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应该说,经过一个多世纪努力学习、模仿和追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历史性任务已经完成,至少已经不成问题,将来能超过并领导世界也说不定,换句话说,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已被或正被一个富裕而强大的中国所代替。但自由主义所给予的挑战尚未同步予以解决或尚未完全同步解决。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俘虏了“赛先生”,但能否战胜另一个“德先生”,则有待时间或历史的检验,而这一检验的成败事实上将攸关中国文化的存亡。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问题于是再一次提了出来,“不变不通,绝不能久”,许多伟大文明的兴亡,提供了前车之鉴。佛教、基督教等,均是我们在传统世界里遭遇的对手,而自由主义则是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所遭遇的对手,而且这一对手还携着一系列的样板作为其义理的成功案例。

面对这一强劲对手,中国传统智慧怎么办?通过对话汲取对手的长处进而消溶对手,吃掉对手,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应是千古不变之法则。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的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命题。

习总书记提出两创命题之后,学界迄今并未就这一命题如何实现、如何展开给予探讨。笔者在此斗胆提供一条两创命题由以实现的思路,请大家批评。

在笔者看来,把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与冶炼,使这一文化、这一思想的精华进入到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框架中去,从而使其对治国理政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就是两创提出的初衷。

习总书记的两创命题所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传统的人文思想、人文主张、人文追求、人文理念,能否直接指导一个现代国家的治理?换句话说,治理一个现代化国家,究竟要更多地依靠现代社会科学,还是主要依靠一些古老的人文思想与理念?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世道变了,治国之道焉能不变?

现代的经济学知识、政治学知识、管理学知识、法学知识,应该是当下治国理政的基本资源和主要政策依托。你要解决养老的问题,你就必须依靠现代的人口学所提供的分析和思路去做,否则光不停地念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没用,问题在于怎么去做、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实现?而这一刻也离不开现代社会科学知识。

儒学在现代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不外乎这样两大基本路径,一是宗教化、信仰化,二是社会科学化。我认为,现代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必须依赖现代社会科学,而不是传统人文理念。儒学的宗教化之路很难走得通,因为世俗化是全球的大势!“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古典时代早已经过去了,儒学必须经过社会科学的冶炼,进入现代社会科学体系,才能更好地为现代人所认识与接纳。

众所周知,欧洲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曾一再返回到它的古希腊源头去汲取智慧,尤其是1416世纪的所谓文艺复兴,更是为欧洲带来了科学与艺术,结束了欧洲的中古时期,但返回古希腊的文明源头,并非将古希腊原样复活,而是返回源头汲取活力,进行创造性转化,这就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创立。如今天的西方,已没有人会继续抱着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去治国了。我们今天当然可以在将儒学社会科学化处理的过程中,返回源头,汲取儒学的生命活力,以促进中国文化在更高阶段上的发展。事实上,对儒学的社会科学化冶炼,已有不少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当代学者中,如刘笑敢先生便关注心理学对于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他在今年的题为“两种定向读《孟子》——关于人性善的理解问题”的讲演中,就采用了现代儿童心理学、生物学的新发现,对孟子“性善说”的内容和意义进行了切合现代人理解的新阐释,并由此谈到现代人应如何面对性善说,这远比以往的解释,更具说服力。而贝淡宁的“贤能政治”概念,则堪称是这方面的典范。“贤能政治”已经通过现代政治学的冶炼变成了一个现代社会科学概念。这些都为儒学的社会科学化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儒家的“礼”,能否经过现代政治学的审视并为其提供智慧?儒家的“仁”,能否在经过现代伦理学的洗礼之后而成为其中一个范畴?儒家的“法”,对今天的法学能提供什么样的参考?儒家的“义”与“利”,对今天的经济学是否仍然具有启示?这些都是有待于我们深入探索的课题。

可以看出,把传统的人文理念、人文思想、人文主张、人文追求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与冶炼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的过程。因为现代社会科学背后的基本预设都是自由主义,如贤能政治的提出之于选票政治就是如此。所以儒学要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必须与在当代世界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展开深度对话。

当然,对儒学在未来的生命力而言,比对话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否创造一个以儒家原则为基础的、克服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缺陷的从而高于自由主义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这尤其关乎儒家文化的生死存亡。儒家的通变智慧能否为自己在全球化时代开辟一条新的生路,当然还有待时间的检验。通过回顾儒学不断自我更新的历史,我们对此抱有相当的信心!

来源:中华读书报

发布者: 陶桃  发布日期: 2017/2/12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