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先生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在国内搞平民教育，用识字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这四大教育来消除农民“愚、贫、弱、私”这四大灾害。当他发现单纯依靠平民教育不能根本改变农村的时候，又把平民教育发展为乡村建设。在定县，他让受教育的农民组成同学会，中国历史上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发组织的社区生活；他领导建立了乡县议会组织，把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是审判案件和收取苛捐杂税的县级政权改造成一个由民众选举、服务于民众的机关；他同时还做了许多改善农民经济生活的工作，比如中国土鸡一年只能生六十八个蛋，晏阳初先生引入美国的来杭鸡与本地鸡杂交，新品种鸡一年可下一百六十八个蛋。当时的南京政府肯定了先生的经验，决议全国各省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划出一个县作试验点。１９３７年晏阳初主持撤消了湖南省三分之二县的腐败领导，召集了五千个学者和科学家代替他们。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基层政治改造和民众动员，对后来湖南坚持抗战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巨大贡献，１９４３年哥白尼诞辰４００周年之际，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代表评选晏阳初为“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与爱因斯坦、杜威、莱特、福特等并列在一起。
成功进行平民教育的丰富经验，帮助先生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地进行平民教育，乡村建设，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人类作出了中华民族的新贡献，成为国际乡村改造运动的奠基人和宗师。１９８７年，里根总统给他颁发“终止饥饿终身成就奖”。荣誉状称，“六十年来为铲除第三世界饥饿和穷困根源，你始终不渝地推广和开拓着一个持续而综合的计划。”１９８９年布什总统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词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价值的人。”晏阳初先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晏阳初先生，是人类的良心。
教育，是中国的统治者历来都重视的工作。清季，曾国藩一打败太平天国，攻入南京，即着手恢复书院，恢复科考。洋务运动一起，洋务派即着手选派青年才俊留学欧美、日本。晏阳初先生与他们不同的是，或者说晏阳初先生高明之处是，官僚们看重的是选拔人才的精英教育，而晏阳初先生看重的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平民教育。
精英教育当然是必要的，因为杰出人才可以带领民族前进。像留美的詹天佑修京张铁路，大长国人志气；像留英的严复翻译众多的学术名著，大开国人智力，都是有力的例证。然而，在旧制度不退，新制度难生的时代环境里，精英教育培育出来的杰出人才，又往往容易蜕变成行政官僚和技术官僚，尽着帮助旧制度苟延残喘，压制新制度诞生的责任，维持的是旧世界。中国历代培养的人才不可谓不多，中国历年来派出的留学生也可谓不少。然而，中国不像日本那样，一举办成明治维新，把封闭落后的岛国推向现代化，而是故我依然，内忧外患，一成不变。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也失败了，大跃进也失败了，中国照旧专制封闭，贫穷落后。精英未能展才，精英未能救国。精英教育失败了，历史就是明证。
物极必反。精英教育失败了，自然会兴起平民教育。晏阳初先生就是献身平民教育、推动平民教育的第一人。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在耶鲁大学学习，曾受教于塔夫托和威尔逊两位前总统。一战爆发，先生赴欧为在法华工服务，他说，“原想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我立志回国以后，不做官，不发财，将我的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１９２０年回国，１９２２年就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在长沙招聘的一百多位义务教员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毛泽东。晏阳初可说是毛泽东走向民间，走进农村的启蒙老师。本来一开始，晏阳初先生也是在城里搞平民教育，帮助城市里处于最低层的工人贫民识字读书的。当他一旦发现中国最大的贫民群体在乡村，当他认识到只有广大农民读书认字，提高素质，改变了农村面貌之后，中华民族才能真正繁荣富强，兴旺发达时，便毅然从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进行平民教育，推进乡村建设。这个由城市向农村的转变历史意义极其重大，可跟毛泽东率领部队走上井冈山，开辟了革命道路相媲美。可惜的是，毛泽东成功了，由井冈山，而延安，终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而晏阳初先生的工作，虽然成就巨大，影响世界，但在祖国大陆，先生的理想却因为新政权的建立而搁浅了。五十年过去了，农业问题依然严重，“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依然有学龄儿童失学，依然有不少青少年辍学，依然有大量上过学和没有上过学的新老文盲，依然有学生在危房上课的情况和危房倒塌伤害学生的消息。先生晚年曾回来过两次，不知道他看到自己献身的平民教育这样的情况会作何感想。因为打断他平民教育、乡村建设进程，造成农村悲剧的，不是住在城市里的帝国主义、买办势力，也不是号称反动的国民政府，而是跟他一样从农村走出来由农民组成的革命队伍建立的新政权。毛泽东组织农民打败帝国主义、国民政府是了不起的，毛泽东利用农民禁锢农村也是很可怕的。当年，晏阳初先生在海外听到毛泽东对粱漱溟的批判，也就听到了对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宣判，先生的惋惜之情是难以言表的。
晏阳初先生于１９９０年去世，享年百岁。这位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特别顾问，功德无量，誉满全球。如果想到祖国，想到大陆，这位过去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院长，对自己毕生的事业，不一定会满意，“齎志以殁”，怕是比较准确的描述。因为在大陆农村盛行的是为少数人服务的精英教育，而不是面向大众的平民教育；农村建设也尚未起步，专制制度不仅没有消退，而且进一步强化：封建时代政权建设到县，而现在是连村长、村支书其实都是任命的。
说现在的教育是精英教育而不是平民教育，并不失实。不能上学的不幸者先不论，有幸一直上学的幸运儿，无不把目标定在高考上。结果是，考上大学的，在以前就算跳出农门，有了铁饭碗；在现在，也是跳出农门，可以远走高飞。除了给家中亲人寄些钱外，这些人尖子对改变农村面貌并无多大贡献。那些考不上大学的，则只能回乡种地。而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对在农村引进新技术、推广新经验、创造新产品、创建新制度，作用也并不明显。这种下一级学校只管向上一级学校推送人才，上一级学校只注重在下一级学校选拔人才的教育是典型的精英教育。精英教育往往是政治的附庸，跟古代科举制度并不两样。科举制度可说是袖珍版精英教育，精英教育可说是普及版科举制度。因而培养精英的指导思想就跟科举制度一样，有其阴暗的一面，即如苏东坡在《养士》中说的，把人尖子拔走了，就不会有人挑头捣乱了；人尖子留在底层，很容易成为出事的根苗。以这样的存心对待精英，精英也精英不到哪去。最精英的纷纷出国了，最大的科研发明创造，也多是新老留学生精英的杰作。而这些众多的杰作又多是使用型的，实用型的，偏在为政治，为政权，为国防服务方面，又很少有对人类认识发展有推动意义，很少有划时代意义。精英教育不精英，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即如农村，学校办了不少，钱也化了很多，“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情况如旧 ，农民的“愚，弱，贫，私”依旧，且愈演愈烈，从教育方面找原因，重视精英教育，排斥平民教育，不能不说是孽根之一。
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和积累，农村的经济实力按说应该相当强了。华西村，南街村，刘庄，大邱庄等等等等，各地都有的一些典型代表，就是明证。然而，绝大多数的农村，甚至包括一些自然条件相当好、过去家底比较厚的村庄，都没有多少起色，有些还相当贫穷。究其原因，富的村庄，不富在自然条件好，家底厚，而富在有个好的当家人率领的好的领导班子；穷的村庄，不只是穷在自然条件差，家底薄，而穷在没有好的当家人——败家子破坏挥霍了村民致富的资源。为什么好的当家人少，不好的或坏的当家人多呢？就是因为农村建设没有跟上。大陆的农村建设，只重了加强领导权力的政权制度建设，而忽略了产生领导和监督领导的民主制度建设。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了，我们才在试验直选村长，美国是在十八世纪末就普选总统了。差距，不就是我们落后的原因吗？让村民自主的管理村务，让德才兼备的人负责，让缺德少才者上不去，或即使上去了也呆不长，即使呆着也不能恣意妄为，为非作歹。只有这样做了，一方面创造财富的能力强了，一方面贪污浪费少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问题才有望解决。解决了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才会有大发展。
中国的问题，一直是农民问题。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本质上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农民不富裕，农村不发展，农业不发达，农业不能实现现代化，中国的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只能是一句空话，中国的现代化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当然，解决三农问题，仅是农业现代化的开始。当然，农民、农村、农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是需要很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不过是众多因素中的一项。然而，这一项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奠基工作，正像晏阳初先生所说，“在人民有能力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时，要发起任何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改造都有基础，原因是人民已掌握这些事情。在进行基础训练和掌握基本纪律之后，人们知道如何同困难作斗争，在灾难面前，他们不再表现得无能为力了，他们有了力量。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道路”。缺少这个基础，不走这条道路，任何美好的理论、设计、政策、制度都会成为空中楼阁。要做好这个工作，当前虽有很多有利的因素，社会稳定，钱也多了，设备也多了，人也多了，有搞好的优越条件。但也有致命的弱点，会使这个伟大的工作流产，那就是缺乏好的带头人。
晏阳初先生发誓不做官，不发财，是说到做到的。在北京时，少帅张学良曾拿八百万大洋以支持平民教育为条件，请他出任东北行政院院长，不答应，就把他的助手关进监狱。而晏阳初先生却始终不为所动，坚定投身平民教育不动摇。抗战胜利后，晏阳初当面对总统蒋介石说，“我们人民遭受了二十一年的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是为农村的大众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了。”对蒋介石先消灭中共，再建设农村的主张不以为然。警告“委员长，如果您只看到军队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么你会失去中国”。不顾蒋介石的反对，依然坚持平民教育，乡村建设，为实现他补充罗斯福总统“四大自由”而提出的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而努力奋斗。环顾国内，现在有这样不慕荣利，不惧权势，大智大勇，以民为命的带头人吗？没有。现在从事教育领导的诸公，多是意在作领导，并不在办教育；而且意不在从事教育工作挣“五斗红高粱”来养家糊口，而在办教育发财，发大财。能敛钱的学校和机关，哪个不是敛得瓶满钵满。其中当然还有大小多少之分，多的可达上百万，上千万，少的也要凑个招待吃喝费；大的可以办公司，逛世界，小的也要摆个桌，请顿饭。没有不千方百计多敛钱的学校和机关，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清水衙门早已变做金银窟，金钱成了不少局长、校长、教师工作的唯一动力。学校机关太穷，不正常；学校机关太富，也不正常。因为不创造财富的地方聚敛财富，必有蹊跷。况且，有钱就会有腐败，有不正当来源的钱，就肯定会有腐败，有大腐败。某市调查，三十个行业当中，社会对教育的不满意度竟然最高。民谣有“医生教师黑社会”的编排，教育竟然跟黑社会排在一起，形势还不严重吗？在这种形势下，教育成了手段，敛钱成了目的，连教育都没有了，还能谈什么平民教育；“黄苇白茅，弥望如一”，还能谈什么平民教育的领头人。以前的战争，动乱，贫穷，阶级斗争，对教育的冲击，都没有这次金钱的冲击这么有力，这么彻底，这么有毁灭性。教育立国，弄不好就会成为教育误国。
所以，在中华民族既会大发展，又可能大倒退；既可能先进发达，又可能破产没落；既可能进入天堂，又可能掉进地狱的历史转变关头，真正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平民和平民教育，真正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农村和农村建设。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成败，就是中华民族的成败。因而，学习晏阳初先生的精神和经验，把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恢复起来，坚持下去，进行到底，就有了决定生死的重要意义。不过，毕竟时代不同了，我们不可能照搬先生的做法，只能发扬先生的精神，摸索适应当代的新方法，搞好平民教育，乡村建设。愿继承晏阳初先生遗志的有识之士，勇往直前，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