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观英语熟练度之争
■蔡基刚
近日发布的一份全球英语熟练度指标，绘制了全球“英语水平”地图，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看自己的英语水平如何。其中，一些结论很抓眼球，比如，“上海成人的英语水平首度超过香港”，这还不止，超过香港的内地城市还有北京和天津。
热闹过后，也有“冷消息”传来，比如报告同时指出，中国的整体英语水平依然属于“低熟练程度”，落后于日本、越南。为此，就有议论称，到底该让我们的孩子投入多少精力在英语上？投入那么大，效果却有限，把英语教育提到那么高的高度到底有没有必要？
如专家所言，与其说，我们需要冷静看待这份报告，不如说，冷静看待我们的英语教育。
从英语熟练度指标看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短板
尽管2014年版的“英语熟练度指标”显示，中国成人的英语水平在不断提高，尤其以上海、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成人英语水平提高幅度更大（见文汇报11月14日），但这份指标也显示了中国英语教学的短板，主要是存在不同程度的费时低效。
世界平均水平发现，信息技术和工程等行业的员工英语水平普遍领先于其他行业，但在中国除了咨询和法律等少数精英行业，其他行业包括教育、金融业等员工的英语水平还是比较低的，高校英语教师甚至无法为学生开出像样的全英语课程。
2014年版有一个数据是统计各个年龄段的成人英语水平。统计表明，中国成人英语水平最高的是从18岁到24岁这个年龄段，到了24岁达到最高点后就开始走下坡路，英语水平逐渐退化。而亚洲成人这种英语水平下跌情况直到接近35岁才开始出现，全世界成人的情况还要晚些。
这说明中国人学习英语主要是在学业期间，一走出校门，英语水平就直线下来。这种情况还被这份英语熟练度指标的另外两个数据所证实。
第一，世界平均水平是公司越大，员工的英语水平越高。也就是说，员工的英语水平和公司企业的规模成正比，这可能是因为：1）企业规模大，进出口需求和国际业务也越大，因此需要大量能够从事国际商务活动的员工；2）企业规模大，对员工的岗位培训尤其是语言能力培养更重视，舍得花钱。中国情况却不一样，除了特大企业的员工显示其微弱的优势，中小企业员工都差不多，属于低熟练度。
第二，世界平均水平是，除咨询和法律外，信息技术和工程等行业的员工英语水平普遍领先于其他行业的员工英语水平，但中国排在前面的是法律和咨询，而软件排在所有行业的倒数第二。这说明，除了少数精英行业，其他行业包括教育、金融等行业的员工英语水平是比较低的。例如教育领域里的教师，无论是基础教育的中小学教师，还是高等教育的大学教师的英语水平，甚至落后于体育娱乐和建造业。
这是令人吃惊的结果，但这也是事实，这可以从甚至高校教师都难以为自己的学生开出像样的全英语课程甚至双语课程得到证实。
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用他们全部学习时间的1/4以上学外语的比例很高，但由于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中小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是应试。
我国成人英语水平主要体现在大学期间，包括大学前的中小学，大学毕业后，英语水平普遍退化，这一事实说明了我国外语教学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费时低效情况。
我国莘莘学子从小学三年级（像上海等大城市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开始接受正规的英语教学，到大学毕业，花在学习英语的时间上少则12年，多则15年。根据教育部调查，“大学生用他们全部学习时间的1/4以上学外语的比例很高，有的人是全部，有的人是3/4，有的人是一半，占1/4以上的可以达到65%以上”（王登峰，2007）。但由于无论是大学生，还是中小学生，他们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付学校的各种英语课程考试和升学英语考试，如中考、高考和四、六级考试。这些考试是刺激各年龄段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动力。因此一旦过了四级考试，除了少数大学生有考研和出国留学的需求，大多数大学生就没有学习动力，英语水平就自然下来了。我国基础英语教学是世界上时间最长，但效率是很低的，这恐怕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
这看上去是学生的问题，但实际上是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出了问题。如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始终定位在打基础的通用英语上，只要求大学生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而不提为应用目的学习英语。根据国际外语教学理论，英语教学可以分单纯学习语言的通用英语和为专业学习和今后工作服务的学术英语和职场英语。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通用英语都是在大学前的中小学里完成，高校的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主要开展学术英语教学和职场英语教学，如亚洲的日本。日本高校（报告我国香港高校）大学英语教学都要求大学生学会用英语阅读本专业的文献和撰写学术论文。因此，日本大学生普遍具有较强的专业领域里的读写能力，如根据陆宏弟等（2007）的统计，日本高校在SSCI和A&HCI这两大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是大陆内地高校的3倍。他们的科学家能从1949年起获得22个诺贝尔奖很能说明问题。
高校通用英语较之学术英语不仅仅应用目标缺位，还在于提出语言要求比较低。以要求大学毕业生通过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为例，对词汇的要求是4500个单词，对读的要求是每分钟100词。而国际专家调查，一个英语为外语的学习者词汇量只有达到1万，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200词才能有实际使用价值（Leeuw，1989）。
可见，我国成人的英语水平从24岁开始退化，学而无用，表面上看来是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学习环境有关系，比如，少有机会让他们有使用英语。但主要问题是他们无法用英语直接从事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比如，清华大学原外文系主任孙复初批评他们的清华的大学生“四、六级考试过关之后，英文文献读不了，英文论文写得一塌糊涂。”前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尧学（2004）比较说，印度软件出口为100亿美元，是中国的6倍多。但他们的软件从业人员比中国少。“主要问题是我们大部分大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比较差，很难适应信息技术领域国际化进展的需要”。
现在我国懂外语的人很多，但能熟练使用外语的工程技术类人才却不多。机械、化学、工艺、软件等专业的技术工程师本身就十分紧缺，懂外语的就更稀有了，想找到符合企业要求的人很难。
这种情况的根子就在于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定位。多年来，教育部一直把大学英语看成是单纯打语言基础，提高自身人文素质修养的基础课。最近几年又把传承中国文化的功能加在了大学英语教学上。同时由于大学英语教师的英美文学和语言学的学历背景等因素，在高校中开展为专业学习服务的学术英语和为今后工作准备的行业英语都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我们认为这样的情况只有修正大学英语教学定位，改变其费时低效的趋势，才能提高我国科研人员和劳动力的英语水平。
（作者为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外国语言研究所副所长、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主任）
英语教学50年，为何还是“低熟练度”？
■陆建非
近日的“英语熟练度指标”里，中国是“低熟练度国家”，很多人会生出问号：新中国成立后，英语作为我国学校教育的“第一外语”存在50年，为何我们还是“低熟练度”？我想说，与其说冷静地看待这份报告，不如冷静地看待我国的英语教育。
中国整体英语水平依然属于“低熟练程度”，与民族及语系关联度相关。
这份指标中，上海得分53.75，超过香港的52.5。超过香港的内地城市还有北京(52.86分)、天津(52.73分)。但，中国（50.15分）整体还落后于香港，落后于日本（52.88分）、越南（51.57分），属低熟练水平。
相比之下，欧洲始终保持英语高熟练度的坐席，这次排名前22名的国家里，19个位于欧洲。原因诸多，一个重要原因一直被忽略，那就是民族及语系的关联度。
设想一下，汉语熟练度在海外哪个地区最高？肯定是东南亚。英语亦然。研究显示，大部分欧洲语言比如古希腊语、古德语、古拉丁语起源于原始印欧语。虽然拉丁语不再出现在人们的口头交流中，但演变成了西班牙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古德语演变成了荷兰语、丹麦语、德语、挪威语和瑞士语，其中一种就演变成了英语。
几百年前，欧洲北海岸的入侵者多次进犯不列颠群岛，在他们带去的风俗中，语言是很重要的部分。正是在漫长的欧洲发展进程中，欧洲多种语言交融相济而生英语。因此，欧洲人说英语如同在说他们伯伯和舅舅的语言。这就是为何欧洲英语流通度保持高位的历史原因。
回头看中国的表现，其实总体水平在提高，只是其他地区的水平上得更快。缓进，有时也意味着退步。这也解释了这次香港的数据，说北京、上海、天津的英语水平全面超过香港，未必，只是大家的水平都在进步，香港进步得慢了。
中国目前至少有两亿人在学英语，可谓人类外语学习史上之最，能否成为世界英语教学强国，离不开经济背景。
面对有声音认为不应投入精力在英语上，我认为不智。《201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实情书》讲到，英语技能与人均出口产值呈正相关（以能源经济为支柱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除外）。提升英语熟练程度，被视为出口强国的必要前提。中国是外贸出口大国，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取得很大部分靠的是人口红利，其次是外贸红利。现在却把外贸红利得益于英语这个重要事实给否认掉，不符合历史事实。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的商业经营难度指数发现，在英语不是官方语言的国家里，英语熟练度越高，商业经营越容易。各项分析都指向一个结论：能有效使用英语，是经济全球化和个人发展的要求。
中国英语教育始于19世纪初在中国的英国传教士，中国人自己的英语教育则一般以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成立为开端。到1903年，我国大中学校开始普遍开设外语课。新中国成立后，于1964年制定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首次在我国的正式文件中提出英语为我国学校教育的第一外语。
21世纪伊始，随着北京申奥成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上海申办世博会，国人学英语的第三次高潮已到来。中国目前至少有两亿人在学英语，以同一母语和同一文化背景学习同一外语而论，可谓人类外语学习史上之最。中国已成为“外语教学的超级大国”，能否成为世界英语教学强国，需各方努力。
此次英语熟练度指标与一系列社会经济指标进行了比较研究。比如，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或城市，英语水平会高一些；小班化教学有利于外语教学。可想一想，小班化的模式与学校设定的生师比相关，政府投钱越多，学费越高，生师比就越小。与其说这与教育观有关，不如说与经济实力相关。
这些研究结论进一步强化了我们的一个共识，即语言及语言教育不能独善其身，一定与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个经济纬度解释了现阶段我国的英语水平。
金砖四国、亚洲数国的英语都在稳步提升，但日本、韩国投入巨大，却有所退步，这提示：有智慧的英语投资才会有回报。
最后，来说说教学。根据这份英语熟练度指标，过去6年，金砖四国、亚洲数国的成人英语水平均在提升，最显著的是印度尼西亚(53.44分)和越南(52.27分)。相反，日本和韩国投入巨大，英语能力却有所退步。
在中国，56%的非英语专业大学生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英语学习上，但仅有少于5%的大学生能真正实现无障碍英语交流。这是在只重应试教育，英语偏重词汇和语法死记硬背的必然结局。
像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在基础教育阶段已意识到交际英语的重要性。相比之下，日韩依然在走中国的老路。日本由于教育体系的“非交流模式”，使学生缺乏充分机会应用知识。韩国在个人英语学习上的投入近乎是中国大陆的2倍，培训项目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可见，英语培训投入上，有智慧的投资才能有预期的回报。
我认为，政府要营造宽松的语言环境。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要向全球城市的方向发展，多种语言需共存共享。我们要成为真正的文化大国，也不仅在于母语文化的博大厚实，更在于母语及文化的开放和包容。
近年来，我国对外语课程进行了全面改革，成效有目共睹。我想在全民中普及英语，基础在学校，核心要素是听说培养。2017年高考将设听力和口语测试，方向对，有助消除“哑巴英语”。
说到这里绕不开一个具体问题：到底要掌握多少词汇量为好？这是当前学术界争论较多的话题。
语言掌控的最高境界除了多元文化底蕴，其次就看词汇量了。16、17世纪，英国一个农民基本上使用500到800个单词就可以交流了。而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我们要有8000个单词才初步具备专业学习和应用能力。但我们现在词汇量较以前大幅缩减，主要是担心增加学生负担，结果高中阶段降到掌握3000出头个单词即可。
我查了一下，日本的高中英语词汇量是5900个，俄罗斯更厉害，8000个。我们现在降到3000出头，如何赶上国际化程度。其实，不要低估青少年记忆能力的开发，这一年龄段人的语言记忆储存空间，即“布罗卡斯区”很大。当然，光靠死记硬背不行，一个新单词要在六个不同的语境中碰到，才会在大脑语言中枢留下印痕。做老师的能耐就是尽量以熟词带新词，创设各种场景和语境激励、引诱孩子多听、多说、多读、多写。
（作者为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上海分会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新闻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