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三三一惨案迫使许多革命者离川。严镜余、邓劼刚等川籍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辗转来到上海，为了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决定以办学为依托开展革命活动。1933年秋，在中共沪东齐东区委代理书记邓锦珊的支持和帮助下，租借了临青坊的一幢民房，创办了临青学校，向失学的工人子弟及青年工人敞开了大门。临青学校学费低廉，对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免收学费，报名就读者踊跃。
临青学校办学经费拮据，甚至连校舍租金都无钱交付，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全校教职员工群策群力、艰苦奋斗来办好学校。一是募捐，教职员工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找进步人士捐助。邓劼刚校长曾在上海川盐银行经理李先生家做过家庭教师，他就设法争取到了李先生的资助。其他教师也利用社会关系得到了一些进步人士的支援。二是勤俭办学，教职员工不拿工资，只接受学校提供的食宿。
（临青学校旧址）
临青学校的教职员工除了要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外，更为艰难的是要对付险恶的政治环境。对于这所革命学校，国民党当局从未放松过监视，经常派特务、巡捕、密探来干扰，甚至公开来检查，妄图找到借以封校的证据。
为了掩人耳目，小学和初中都采用当时普通中小学的课本，而在实际教学中强调“学以致用”，且特别重视在课堂教学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将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和国难、抗日结合起来，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引导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学生们听得热血沸腾，在稚嫩的心田里深深地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5年春，临青学校推行陶行知先生创导的“小先生制”，每天放学后，由“小先生”深入附近居民区开展扫盲活动，召集三五人一起，用小黑板教识字。“小先生”们风雨无阻，按时到扫盲点教课，吸引了愈来愈多的要求识字的男女老少。小先生学校的活动搞得生动活泼，除识字教学外，还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临青学校的小先生活动，不仅使五六百个读不起书的儿童和成人得到了识字的机会，而且也使他们受到了抗日救亡教育。
临青学校历来十分重视在学生中开展文娱活动，著名文艺工作者麦新、孟波、吕骥等先后多次到校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排演话剧。学生们热情高涨，悉心学唱，学会后还到工人夜校去教唱；后来又组织歌咏队到贫民区去唱歌、演戏，作抗日宣传。群众的掌声鼓舞了孩子们的积极性，临青学校的孩子歌咏队就此诞生了。
（吴新稼与小团员们）
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日寇进攻上海，闸北、沪东一带炮火连天，许多学校被炸毁，大批学生逃入租界，住在难民收容所里，临青学校也被迫停办。上海成立抗敌后援会，临青学校教师成了抗敌后援会的骨干，带领一批学生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一些原上海临青学校歌咏队的中小学生，主动团结收容所里的难童，唱救亡歌曲，自习文化，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9月3日，以临青学校孩子歌咏队为基础组成的孩子剧团，在恩派亚大戏院的难民收容所宣告成立。上海沦陷后，孩子剧团以抗日戏剧、歌曲为武器打击日本侵略者。
自1937年9月3日成立至1942年9月解散，五年间，孩子剧团从杨树浦走出，一路走过上海、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八个省区市，走路、坐民船、乘货车、乘客车，累计行程上万公里，他们经历了另一场长征之路。他们年龄虽小，却热心抗日救亡。
抗战期间，孩子剧团在工厂、乡村、街头和学校等地，发挥自身特长，以适合大众的演出形式，动员和鼓舞了广大少年儿童和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其宣传效果甚至反超许多成人抗日救亡剧团，为抗战宣传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茅盾将孩子剧团誉为“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
文章来源：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杨浦区地方志办公室）微信公众号“杨浦史志”【赓续百年】2021-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