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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家胡适开一代西学风气


  文/冉云飞

  胡适先生因倡导文学革命,年轻即“暴得大名”,识与不识者均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作为向人炫耀的资本、攀附主流社会的名刺;众人追慕影从,必然给人好邀众誉之嫌,于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便暗藏着许多人的“婉而多讽”,这与“暴得大名”联袂纠结起来向胡适暗示老成耆宿们的不满。博学敏慧的胡适,自然不费力就能看出这是响鼓未用重锤。“暴得大名,不祥”,曾被胡适作为评骘北大喜稗贩新潮的断语,同样他在1923年6月《一师毒案感言》中说社会对名人是“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就愈严重。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来,受的责备比常人更多更大。”这就是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必须付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代价和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简言之,“率性”的胡适是可爱可亲而文学的胡适,“做圣”的胡适是中规中矩而教育的胡适,二者如影随形,互为表里,两相交汇,成就了一个言人人殊的胡适。顺带而言,50年代海峡两岸尤其是大陆知识分子猛烈炮轰他,固有专制高压的现实、可悲可耻之士风作祟,然亦有他早年种因而得的果。民初人物纷起,众声喧哗,大多“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章太炎语),而胡适却能维持其较长的“社会领袖”地位,因素固多,除了他君子善假于物的过人本领外,恐怕与他的教育思想在民国教育界发挥的特殊影响有关。

  一

  胡适关注教育之早,足以证其天才早慧。17岁在中国公学读书时,他主编的《竞业旬报》的第一宗旨便是“振兴教育”,比如他在《竞业旬报》第26期撰文抨击中国家庭教育的霉腐不可靠,其要点内核置诸现代,仍不失为先锋的吼号,“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要广开女学堂”,因为“这女学堂便是制造好母亲的大制造厂”。后来他进一步申引其见地,撰《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一文,从更深广的社会意义来续其说。尤其是他留美时所写的《非留学篇》,应算是中国现代留学教育的重要文献。

  留学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一环,是最终开创自家的新文明,以便与国际交通的有效利器。但中国的现代化需求,非主动自变,而是被动开门。他人的扰攘、别国的侵略与我们落后挨打的现实,使得我们在开门时,有一种屈辱扭曲的心态,此种矛盾,此种变态,洵非外人能解。英人丘吉尔曾说,世上有两件事最难:爱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而像义和团那种“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的可笑的壮烈,胡适这样的天才先进,自是虽可理解但不能苟同。强盗猛捶我们的门,我们便不得不开,开了过后,便要寻思与他较量乃至合作,谋得自己的利益。但这种过程对惯于以泱泱大国自居的国民,自是难以承受、屈辱以致敏感,至今已成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胡适也不免。因此他激愤地说:“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揆诸彼时的实情,面对国家的衰变,胡适的呐喊实在有非常之道理。现今看来,留学之去向,固然多半还是由贫国向强国去学,但究留学之内涵中,实在少不了文化交流学习的成分,不足以“大耻”来耸人。但胡适强调留学不是最终目的,只是开创自己新文明的舟楫,而不仅仅是自牟私利的工具;留学的目的是为了促使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尽快完善起来,否则留学归来会最终无所依凭,留学的意义也就丧失了。“今若专恃留学,而无国内大学以辅之,而留学而归者,仅可为衣食利禄之谋,而无传授之地,又无地可为继续研究高等学业之计,虽则年年遣派留学,至于百年千年来于国内文明无补也,终无与他国教育文明并驾齐驱之一日耳。”

  胡适这话,拿在今日,亦深有中弊之效。比如我们现今鼓励留学生来去自由,以吸引更多学子归国,但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虽有可“传授之地”,但教育体制并不好,难以发挥更大的传授之效,个人价值得不到较好的实现;虽可“继续研究高等学业”,但研究条件与水平,自是与国外不可同日而语,何况国内之研究掣肘甚多,研究之外的人际因素使人扰攘不堪。当然更主要的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主义教育观在文明步伐较快的地区日趋式微。当然,与祖国连接的脐带始终是无法割断的,何况海外学子为祖国所作的贡献,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抹杀的。复次,胡适论及留学界的弊端有三:一曰苟且速成,二曰重实业而轻文科,三曰不讲求祖国之文字学术。一、三两点之弊端在今日似稍好转,可暂时搁置勿论,单说重实业而轻文科。重实业而轻文科,今日留学生的派遣中也深染此弊而未能除。若以1979年为例,实比胡适当时所言之事实更甚。“我国向五大洲32个国家派出留学人员1750人,其中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1445人,占826%,学习和研究外国语言的282人,占161%,学习和研究社会科学的23人,占13%。”事实上,去外国留学的这种技术至上的思想,实是沉溺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框架中不能自拔,执迷不悟,也是实业救国过头的及时反应;更是我们自己过分强调技术型人才和隔行如隔山的专才教育的结果。固然,没有实业的发展,没有经济的腾飞,国不强,民不富,要说国家之变革,有点近乎痴人说梦,且市场经济的发展哪怕还不完善,但的确包蕴着一点天然的民主因子在;但经济发展了,就自然带来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和改革吗?恐怕只有实足的妄人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我们应该深知,习一先进之国的文明,非学该国积淀甚久的精神内涵不可,尤其是该国在制度方面的创新是非服不可的去毒剂,这一切都必须是习人文科学的人来实现。

  胡适对念兹在兹的中国留学政策,不只是提出批判,而且拿出了着实的建设,细致的主意,他认为“今日教育之惟一方针,在于为吾国造一新文明”。倘若今日我们要想努力创造一个新文明,胡适的言论当有指路之功。

  二

  国家既处衰变之期,民众亦处颓唐之时,外侮日重,内乱频仍,国之不保,民之将堕,使有识之士,心有不甘,奋身跃起。像面对病入膏肓的病人,引得医手齐聚,于是各种方略纷纷出笼,胡适未必不知狂傲的龚自珍愤然后的谦虚:“何敢自矜医国手”。但良善之人,不能见死不救,何况国之将倾,在实用主义教育大师杜威那里得来的训练,配以胡适好名“做圣”的心态,于是他便以教育救国为己任。

  先不妨切实地说,如果我们稍微放了眼光大胆去看,“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科学救国论”等方略都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措施。这也是不发达国家在“被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紧急救援。但要使其完全康复,非动大手术,即最终迈向真正民主自由的制度不可,舍此别无他途。胡适的确是希望国民过上好日子,后来又与人献出一帖“好人政府”的方子,在我们这个惯弄权术,以玩人为要务的国度,除了可堪尊敬的书生之诚,实无它用。而胡适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坚,之所以不能在国人的政治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因素复杂,诚非三两句话能一网打尽。这可能与他不能像哈耶克一样,分析计划经济将“通往奴役之路”,从而将自由主义建立在经济基底上的深入分析有关,使其自由主义成了只与别的主义不同的另一个乌托邦,而他又不具备另外的乌托邦所具有的强烈的煽惑功能。国家多难,民多衰敝,因此用猛药者多,希藉此而一劳永逸,但猛药的副作用是,疗得眼前之病,而他病夹带而入,或许最终转为癌症,高手亦回天乏术。而胡适用的是调和之中药,药力虽有,且无副作用,但有几人能有这样的耐心和眼光,等你慢慢疗治呢?因此和者寥寥。

 不能去煽惑民众起来斗争,自然就不能顺应眼下民情,又要去“做圣”,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背时,而教育救国便是其背时的一个体现。胡适面对当时政府的腐败,国家内外夹击的困难,他走的是温和的保守派的道路,一方面痛恨政府的无能,但又不同意学生因此罢课而荒废学业。他多次发表《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演讲,呼吁学生不要以罢课来作为革命的响箭,因此他认为“救国必须从自己下手”,而学生自救的方略则是“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并引用易卜生的话说,就是要自铸成器,国家民族方才有望。他认为法国生物学家巴 
斯德和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就是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显例。胡适这些话对那些热衷革命的人来说,当然是冷水浇头。我们理解那些下猛药的人,但猛药的副作用,却没有人来管,则是不好的,只有等几十年后像韦君宜这样的学生老革命,来写《思痛录》以反躬自省。而胡适的观点素来被那些超越的不加证明的喜欢革命的人,骂得狗血喷头,包括一些借此吃饭的研究者,至今这种论调仍可谓甚嚣尘上。倘使革命成功后,革出了麻子甚或要了命,他也会说革命多好呀,我有麻子,你们有吗?我敢去找死,你敢不敢?换了正常而有理性的脑袋,我想没有人敢或者愿跟他们打赌,胡适便是其中的一位。

  我们都知道,教育是人类文明和经验的传递工具,并且自身负有对社会前进的必不可少的创造性,教育作为文化传承方式来讲,有其延续性和滞后性,因为教育总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当今世界风行终身教育,但终身教育却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学校教育的基础上,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无论教育怎么发展,总是有其难以超越的阶段性,比如人在哪一阶段学什么,世界各地的教育基本上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定,这说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一旦在此阶段辍学或失学,其损失是难以弥补的。胡适的话与干革命的人,应该说两方面都有道理,而胡适的道理从文化继承层面上来讲更具有超越性,革命具有其自身的局限,而文化教育则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比如,唐诗它既属于唐代,它又有其超越性,而唐代的起义则就是属于唐朝,因为它不可能影响当今政局,至多作为历史的一个研究对象而已。也就是说教育有不囿一党一派的超越性,这在民主国家尤为明显,你不能说美国现在的教育是民主党(克林顿)的教育,而前几年则是共和党(布什)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育救国不是一党一派的事,而是千秋万代的基业。

  胡适强调教育救国应从自身做起,明确个体的权利,然后再履行自己的责任——救国,这是明智的选择,没有个体的进步,整体的进步就是一句空话。经济学家茅于轼有个很妙的、说明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比喻:集体无饥饿,只有个体才会饥饿;集体没有痛痒,只有个体才有痛痒。意思是说,我们应该首先关注自己的痛痒,然后再及其他。这说明个体的利益与权利应受到保护,才是社会得以向前发展的原动力。如果教育不从个体选择及其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那么“教育救国”完全以集体和国家利益相号召,国家主义教育就会像一柄双刃剑,那非理性非人道的方面,就会形成二战前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教育,以服从国家利益为最高旨归,剥夺受教育者自身选择的权利和自由,受害者终究是黎民百姓自己。胡适 “教育救国论”的根基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与其坚持自由主义的政治和哲学理念有关,由此,至少在理论上可避免统治者利用教育上的话语霸权,来实行教育上的独裁。

  三

  如果说文学改革使胡适“暴得大名”,那么对传统国文教育的改革,便使胡适在教育文化界的影响垂诸久远。因为教育的改革是比文学改革更为广大而普及的事,杜威说得好,教育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早在文学改革之前,留学美国的胡适便参照西方现代文法,来实施对我国古文文法的改良,可说是国文教育改革的先知先觉者,他用浅近文言撰写《吾我篇》、《尔汝篇》、《诗三百篇言字解》等。他在最后这篇文章里说:“他日欲求教育之普及,非有有统系之文法,则事倍功半,自可断言。”接着他又在1915年写了一篇《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得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断论,文言是一种半死的语言,白话是活的语言,相应的,文言文是一种半死的文字,白话文才是活的文字。下面要解决的便是,旧式标点中只有一个句号和一个逗号,所造成的对普通读者的阅读障碍,胡适便与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等人一起参考西文的标点符号,而制定出我国新式标点十二种的议案,并在1920年颁行全国。其对文化教育普及的影响之深巨,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胡适在其中端的是居功至伟。他单刀直入地指出旧式标点符号的弊病有三:一为“常人不能‘断句’,书报便都成无用,教育便不能普及”;其二为“意思有时不能明白表示,容易使人误解”;其三为“没有标点符号,决不能教授文法”。新式标点不只是教授文法的基础,是普及教育的利器,更是建立“国语的文学”的先声。要打破既有的文言文的陈规,实施白话文之普及,由于难以找到一个“国语统一”的标准,就必须建立一个简便易行的仿效规则。胡适以一个文学家的敏锐眼光,看出了“国语的文学”必须建立在“文学的国语”基础之上,“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没有一种国语不是这样造成的。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没有一种是言语学专门家造成的。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后来他再谈中学毕业生的国文水准时,觉得对古文要求过高,降低了学古文的标准。

  胡适所谈的中学国文教育里,受了杜威教育思想的浸染,含着对学生能力的信任以及他们作为人的尊重,对今日中学语文教育仍有相当针对性的有两点:其一是特别强调实践的机会,因此后两年安排“演说”与“辩论”,在他看来,能演说与辩论的人,没有国文不好的,没有不会做国语文的。其二,他主张从古小说里理解古文,而不是从干瘪瘪的如林琴南的《古文读本》,这是实践他“文学的国语”的见解,因此他倡导用“看书”代替“讲读”。而我们现今的中学语文教育之不堪,简直到了要让人发疯的地步,语文教学之僵死呆板仿佛《聊斋》里的关于鬼的故事,实在让人恐怖;考试答题之繁琐无趣,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只配做一标准的考试机器,真可用残酷二字来形容。从《北京文学》到《滇池》的“忧思中国语文教育”,无一不是民情汹汹的讨伐之声,于此可观中学语文不得人心之一斑。但我们教育界的一些老爷们只管省事,哪管要给学生带来一点可怜的乐趣,与胡适倡导的“活的”中学语文教育相去何止千里。

发布者: 陶桃  发布日期: 2007-03-08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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