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春早
日本的陶行知研究从193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66年。在这66年当中，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日本众多的学者，怀着对陶行知的尊敬和对陶行知教育思想重要性的认识，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
在日本的研究陶行知的学者中，斋藤秋男先生的贡献是最大的，时间也最长，中国人民也最熟悉他。斋藤秋男先生1917年生于东京，1942年毕业于日本东洋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文学科，学的是中国哲学、文学，所以他的汉语讲得很好。曾经担任日本专修大学的教授、日本中国研究所的理事长、日中友好协会理事。不幸的是，2000年3月19日去世。
斋藤秋男先生从事陶行知研究并不是在日本开始的，而是在中国。他同当时日本许多青年人一样，大学毕业后被强征入伍当兵，到中国打仗。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斋藤在中国湖南岳阳，作为一名放下武器的士兵，他来到了汉口，在一家日文报纸《正义日报》当编辑，同时翻译一些文字。在工作之余，他看到了一张报纸，上面登载了陶行知写的诗歌和文章，他立即被吸引住了。以后他就有意识去读陶行知的文章和诗歌，为陶行知的思想和他的事业所感动，决心从事于陶行知研究。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他有一个回忆，说：“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曾经是一个日本的士兵，停战回国以后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呢？怎么才能为建设和平民主的新日本、为日本也搞和平民主教育，这一定会有利于日本开辟和平民主新道路。我相信这一点，所以我决心坚持从事陶行知研究。”因此，从1946年回国以后，他就投身于陶行知研究，一直到他去世。半个多世纪中，无论中日两国关系如何风去变幻，也不管陶行知的学术命运在中国怎样浮沉，他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致力于陶行知研究。像这样一位执着于陶行知研究的异国学者，是应该受到我们尊敬的。
斋藤秋男先生因从事陶行知研究时间最长，成果最丰，贡献最大，在日本受到教育界的尊敬，称他为“日本陶研第一人”。他在陶行知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他是陶行知著作的主要日译者。他翻译陶行知著作比较集中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51年，他出版了研究陶行知的第一部著作叫做《新中国教师之父——陶行知》。在这本书的第四总分，他翻译了陶行知的八篇文章和七首诗歌。第二次是1961年，斋藤先生出版了《民族解放的教育》，这本书翻译了陶行知的31篇文章，同时作了详细的注释和说明。他的研究心得，就包含在这些注释和说明之中。第三次是1983年，斋藤先生出版了他研究陶行知的代表作《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陶行知研究的学术水平。在这本书的第四总分，他翻译了陶行知先生的10篇教育论文，包括《我们的信条》、《乡村教师创刊宣言》、《从知行到行知》等等。这是斋藤秋男先生在陶行知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第二，斋藤先生是向日本介绍陶行知最积极、最热心、最执着的人士。他对陶行知的介绍，具有不同于他人的显著特点。一是他介绍的不是隐行知的一个时期，一个方面，而是介绍了陶行知的整个一生和全部活动，他向日本人民介绍了一个立体的陶行知。通过他的介绍，呈现在日本人民面前的，可以说是陶行知的全身像和全景图。二是他对陶行知的介绍与他的访问活动相结合，多年来他坚持访问陶行知生活和活动过的地方，坚持访问与陶告辞中交往过的人。介绍与访问相结合，使他对陶行知的介绍更具体、更生动。三是斋藤先生对陶行知的介绍与他的理论研究相结合，所以他的陶研成果我们读起来既通俗易懂，又有内涵，又有深度。
第三，他是日本陶行知研究的核心。斋藤先生在陶行知研究方面理论的贡献很多，在我看来，最大的有三个方面：
其一，关于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形成的观点。他在其代表作《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中作了比较集中的阐述，他认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始终是与接受和批判杜威的理论密切相关的。斋藤先生认为陶行知接受杜威的理论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没有完全照搬。在回国以后的实践中，他感到老师的理论有缺陷，完全照搬老师的理论是行不通的，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对老师的理论进行改造。这也就是斋藤所说的陶行知对杜威理论的克服，从而创造出一个符合国情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活教育理论。他认为这是陶行知向民族土壤的回归，也就是体现了陶行知先生的中国性、平民性。这个理论比较客观地辩证地说明了陶行知与杜威理论之间的关系，比较科学地阐明了生活教育理论形成的根基。所以在教育理论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其二，斋藤先生提出，陶行知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他从两个方面作了论证，首先他认为陶行知的伟大人格，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也是各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说，陶行知始终置个人名利地位于不顾，一心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他为大众办教育，为大众写文章，写诗歌，为大众争民主，争自由，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该这样生活，应该走这样一条道路。另外一个方面，他认为陶行知教育思想是各国人民的宝贵遗产。他说，鲁迅先生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而陶行知就是这个呼声的勇敢实践者，而且他在实践中他推选小先生制，要求解放儿童，要发挥儿童的联盟才智，要让儿童做社会的小主人，等等，从解放儿童，到解放大众，到解放民族，最后谋世界人民的解放。陶行知不仅仅想到中国，而且还想着世界；他心中不仅有中国人民，还有世界人民。所以他留下的遗产，不仅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其三，他提出要把握陶行知的整体人格形象。前边两个观点偏重于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的评价和对陶行知的历史评价，这第三个观点侧重于如何去研究陶行知。斋藤先生的这个观点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他认为在陶行知的身上人民教育家和大众诗人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两个侧面共同存在于陶行知的人格之中，所以我们在从事陶行知研究时应该塑造他整体的人格形象，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去进行研究。二是他认为在陶行知的人格内部，他作为教育家和诗人这两方面又是存在着冲突和矛盾的，正是在这种矛盾中创造出了陶行知新的人格形象。斋藤先生提出的这个观点，我认为是积极的，是很能引起我们人思考的。
第四，他是年轻的孤行知研究者的导师。在日本，我所接触到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专家，包括中国教育史和中国教育，也包括陶行知研究的专家，现在都是一些很有身份的教授，他们往往都会这样说：“我是读了斋藤先生的书而从事于中国教育研究和陶行知研究的。”所以斋藤先生在日本学术界和日本教育界可以说影响很大，学生很多。日本青年学牧野笃从事于陶行知研究，还是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写信并要去访问斋藤先生，斋藤当时正在从事于他的论著写作，但他对一个年轻学生要来访问表示了热情欢迎，而且跟牧野笃谈得很深，很多。所以后来牧野回忆说，斋藤与他的长谈使他深受鼓舞，他说人此以后，他在陶行知研究中凡是碰到困难，他都会向斋藤老师求教，斋藤老师也会给他指点。除牧野笃以外，还有德国的艾德·内克曼）也是受到斋藤细心指导的典型例子。
第五，他是中日教育交流的使者。斋藤1946年从上海乘轮船回东京，很可惜他未能与在上海的陶行知先生见面。1957年，他第一次来到解放后的新中国，当时他是作为北海道人民友好访问团的一员来的，因为那时他在北海道大学担任副教授。这次来访，他有很多感慨，他见到了想要见的那些人，包括陶行知先生的一些朋友、亲属和学生，他也搜集了一些材料，回去以后从事于陶行知的研究。从这之后到1996年，我粗粗估计，他来华访问先后共达20次。他每次来都到各地参观、考察和座谈，或者参加学术会议，搜集资料，了解中国陶行知研究的进展，或者作学术报告，介绍自己研究陶行知的成果或日本陶行知研究的情况。回到国内后，他又把在中国看到的、听到的及自己的所思所想，客观地介绍给日本。可以这样说，他在中日两国陶行知研究领域，在中日两国陶研学者之间架起了桥梁，充当了两国学术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上文提及的牧野笃现在是日本名古屋大学的教育学部的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牧野笃的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题目都与陶行知教育思想有关。
牧野笃是一个后起之秀，但现在他已成为日本陶行知研究的中坚力量，他现在人到壮年，40岁，是日本教育界、学术界公认的的继斋藤秋男之后的又一个陶行知研究的学术代表人物。
他写了很多文章，有很多成果，我给大家着重介绍的是他的一本代表作，这就是《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展开和特质》。这本代表作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这本代表作的副标题《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研究》。
现在我把这本书中新的观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贡献比较多，涉及到各个方面。我认为它突出的贡献，或者说它的新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构建了将生活教育思想的发展与陶行知主体形成有机结合的一个理论框架。牧野笃认为，陶行知是一个历史的人物，所以他必定要受当时历史时代的制约，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陶行知这样一个历史的个体的存在又完全不是被动的，他是一个主动的主体，作为一个主体他对客观的制约和影响，他又作了一些主动的、能动的反应。也就是说，他的存在是作为一种主体在主动地参与历史，主动地接受历史各种因素对他的制约。因此他认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既要受到历史的制约，同时又跟陶行知的主体的发展紧密相关。正是根据这样一个理念，他在这本书中构思了这样一个生活教育思想的发展与陶行知主体形成紧密结合、相互交融的理论框架。这是牧野笃对陶行知研究的一个新的贡献。第二，对孤行知教育思想的形成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这个见解是针对斋藤先生的看法提出的不同意见。他认为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根基，是中国固有的价值观。而斋藤先生认为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与接受和批判杜威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对此，牧野认为，一、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并不开始于去美国留学为，接受杜威学说，而在这之前他在金陵大学求学期间，就已萌发了要发展教育、要教育中国的国民、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这种思想。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研究，吸取了其中的数理化。二、陶行知能与杜威思想进行决裂，并不是他对民族土壤的回归，而是在陶行知的心目中自始至终一直操持有民族的土壤，也就是说陶行知一直有他的中国性和平民性。根据这样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固有的价值观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根基。总之，我认为牧野笃这本著作是一部很有见地的力作，有比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是牧野笃长期从事陶行知研究的结晶，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陶行知研究的新水平。不仅在日本孤行知研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国际陶行知研究也是一大贡献，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能翻译成中文出版，就会有更多的人来读这本书，从中受到启发。
以上我介绍了几位著名的日本学者，他们从事于陶行知研究，有的是几十年孜孜不倦，其目的是为了改革日本的教育。希望能够通过借鉴、介绍和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使日本的教育走上和平民主发展的道路，使日本的教育能在改革中向前发展。我想日本学者这种认识对于我们有重要启示作用。我们从事于陶行知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推进我国的教育改革，也是为了使我国的教育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研究陶行知是为了推进我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应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思想，是我们从事陶行知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陶行知先生不仅受到中国人民广泛的尊敬，也受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和研究。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华民族在近、现代迷世界贡献了这样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而感到自豪。同时也应该感到我们责任的重大。
作者：金林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