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日前猛烈抨击了由教育部组织的高校教育评估,指出这种由行政力量主导的教育评估活动不仅越来越表面化、泡沫化,更严重的是,评估所带来的高校普遍造假“重创了学术诚信”,摧残了学术道德,摧毁了学校对学生的人格塑造。因此,必须立即纠正这种不健康的评估,停止行政主导的评估活动。(详见昨日《南方周末》)
朱校长的理性批评马上引起了诸多强烈的反响。我个人的感受也很复杂,因为过去几年中,我自身也经历过几次迎接有关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类教育评估,深知其中一些潜规则以强大的力量左右着各类评估行动。其实,在以往每次评估中都曾经产生过教师、学生和社会上的不同看法和批评,只是朱校长这次的批评对象是掌握着巨大权力和资源的教育部,才让人们钦佩其“说出真话”的勇气。
但是,如果我们忽视教育部评估行动背后更深刻的制度原因,把矛头仅仅指向评估及其评估主体本身,可能是不太合理的。作为一个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者,我个人更愿意指出两点:其一,在目前的制度背景下,行政主导的教育评估总体上说是失效的；其二,在很长时间来教育市场(不是其前些年搞教育市场化改革所主张的“市场”)极度混乱的情况下,缺少政府的监管只会让这种混乱摧毁整个中国的教育。显然,这里马上会产生一个目前的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所无法解决的困境:没有政府监管,教育市场更加混乱,而政府实施监管,则教育领域便出现乱上加乱的灾难。每一个置身其中在进行冷静思考的人,都可能产生因这种思考而来的某种人格上、精神上的折磨。
很多批评者尖锐地指出,行政性的教育评估驱使着高校采取败坏道德的造假行为。这基本是一个事实,但是,问题的另一面是,高校败坏道德的行为也在强化着行政性评估,因为一些评估者从所谓的评估和监管中获得了本不该获得的利益,这种现象正是典型的政治意义上的权力腐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行政性评估作为一种政府监管行为,它的确是失败了。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但在中国其实是一种类似体育领域一样的“举国体制”,教育行政部门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和诱人的资源,而高校为了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必然会表现出逐利的本能。实际上,自改革以来,高校的自主性虽是不断扩大的,但是政府与高校的自主性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在这种大体制下得到根本的改良。两者之间的博弈还会持续下去。并且,中国的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行动表现出对“运动式执法”的特殊偏好。高等教育领域的很多混乱现象存在已久,但政府行政部门只是在问题十分严重的时候才以监管的名义来进行评估,其方式和方法就是运动式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来达到整顿的目的(所谓的以评促改)。此种监管手段不仅有形式主义之嫌,也存在提请监管对象注意或重视你的背后还有一个监管机构存在的意涵。
泡沫化的、运动性的教育评估的失败,绝并不因此意味着不需要政府监管。有效的政府监管是维持良好的、健康的社会秩序的保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回答要不要评估,政府部门要不要介入,而是在于如何恰当地界定政府行政部门在评估中的角色。在我看来,教育部不需要扮演拨款、排名和分配资源等角色,而是要承担起制定和提供合理的规则的责任,这些规则应该体现教育的基本逻辑和规律,比如专业设置是否科学,办学方向是否正确,师生结构是否合理,教材和知识是否在更新,等等。如果教育部直接介入评估活动,制订出你应该有多少个教室、你的教室有几个座位、各校每个院系是否有独立的图书室和机房、学生的作业和试卷是如何打分的等等背离教育规律的评估指标和规则,那我们只能说,这些政府评估机构根本不懂得政府是什么,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和它的功能是什么,因此,我们也就根本不值得期望这样的“政府监管”能有任何存在的价值。 (唐贤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