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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重义轻利,强国保种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和慈善家,曾任北洋政府第四任国务总理、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职,创办了《湘报》,著有《香山慈幼院组织大纲》等。

  “因循贻误此谁辜,四十年来苟且图。邻国君臣犹惕厉,中原文武尚模糊。支持四境无豪杰,痛哭三闾有大夫。欲脱儒冠随李广,短衣匹马射匈奴。”这首《书感》是民国总理熊希龄25岁所作。面对甲午惨败,他胸怀激荡,并由此对传统的书院教育和整个中国的教育进行了反思。终其一生,熊希龄都从未放弃过对教育的关注。

  熊希龄的传统文化功底极深。他20岁出头就中了举人,不到30岁就中了进士,有了翰林学士的出身。但他却不恋前途,成为清末维新运动的重要成员,还险些陪同“六君子”成为血洒长街的第七位“君子”。之后,他又在民国政府担任内阁总理,而且开发锰矿,具有很强的经营实业的能力。可以说,熊希龄不论专心从政还是经商,都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他却在后半生弃政从教,把人生的许多心血放在了教育事业上,将全部家产捐献给慈善教育和平民教育事业,还把自己的墓圹设在了香山慈幼院之畔。由此可见,他是矢志与教育同生共死的。

  熊希龄很早就确立了教育的目的:“大为强国保种之谋,小为育子克家之计。”也就是说,教育要以救国为最高目标。因为面对中国“输币割地,刳肉饲虎”的危机,他曾心怀拯救中华的抱负,考察过西方国家的强盛之道。在他看来,这些国家之所以富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创立了新型教育体制,培养了大批能够富国强兵的人才。因此,他在担任内阁总理时发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明确指出:“抑立国大本,首先整饬纪纲,齐肃民俗,司法与教育实其最要之枢机也。”而在“司法”和“教育”两相比较之时,熊希龄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育。他认为“教育则更重”,是“国家百年之计”。而自身的开明,使得他在坚守“教育为立国大本”传统观念的同时,剔除了专制社会统治者赋予教育的“御民”功能,客观看待教育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故而,他希望教育能够强国,能凭借培养人才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状况;还希望教育能够保种,能够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弘扬曾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巅的中国精神。

  因此,熊希龄在从事儿童教育时,把德育放在首位,特别是把爱国主义教育放在首位。在他创办的香山慈幼院,所有学生无论年龄大小都会写“国耻”二字。全院把每年5月9日定为“国耻日”。在这一天,全院举行仪式,由教师给学生讲述近代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等种种事件,培养儿童知国耻和雪国耻的情感。为强化学生保家卫国的意识,香山慈幼院还开展了“童子军”活动,凡是中、高年级的儿童都可以报名参加。童子军有自己的制服,包括军帽、军服、领巾、运动鞋等,训练内容主要有列队训练、军事体育、军事常识、野营等。1922年,当直奉战争爆发时,熊希龄从童子军当中挑选优秀学生组成救援队,奔赴前线,救援难民和伤兵。在爱国教育之余,熊希龄还把勤俭节约教育贯穿德育课的始终,并把养成教育作为德育课的基本要求。

  除去慈幼事业,熊希龄还非常重视职业教育。他不仅主持开办湖南事务学堂等新式学校,为工商业输送专业人才,而且采用务实的教学方式,加强对技术人员的培养力度。他本着造就健全人格和服务社会需要的宗旨,开办农科、织染科、金工科、陶工科、应用化学科、畜牧速成班、专工补习班等,采取半工半学的形式,让教学与实践相得益彰,让学生习得谋生技能。

  为了矫治顽劣少年,熊希龄在当时罕见地创办了感化院,只为“人心本善,为尧舜,为盗跖,惟在于教育之当否”。感化教育重在“养成其人格、广开其生路、尊重其人权”,使不良少年重新回归正常社会。感化院后来被归并到司法部筹建的北京感化学校。但是,熊希龄所领导的团队始终在北京地区的感化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正是因为怀抱着慈悲为怀、强国保种的善念,熊希龄最后的日子是在抗战前线度过的。他率领师生浴血奋战,不仅展现了作为教育家的荣光,而且为后辈学子留下了效仿的榜样。后人在追念其生平时,感念他对教育的贡献,纷纷赞他:“一生赤诚爱国盼中华振兴,半世慈善办学为民族育才。”

  (作者单位系北京敬德书院)

  来源:中国教师报

 

发布者:   发布日期: 2020-06-23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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