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教育部统计的数据显示，2017年的出国留学总人数首次突破60万大关。中国内地出国留学人员群体规模状况，始终是国内、国际教育界比较关注的时代课题之一。经过对大量留学数据的调查和研究，我们相关课题组形成了一些长期观察后的思考。
留学活动的本质是所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的总和
每个留学者的经历都是时代背景和个人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发生于国际化的社会关系中，并受到各种社会矛盾的影响、渗透和冲击。不可否认，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教育资源、人群配置不平衡不充分。与此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丰厚却生源日渐减少。因此，招录各个层次“寻求出路”的中国留学生就成为它们摆脱困境的出路之一。几十年间，在中国内地举办的外国教育展络绎不绝且场面热烈，众多留学中介和培训机构应运而生且层出不穷。随着各国持续调整招录国际学生的政策，相继取消或优化诸多制度性障碍，逐步降低入境限制和入学门槛，成为促使我国自费留学人数持续攀升的外源性重要因素。
世界各国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于数十年间相继并频繁调整国际学生招收政策，一方面是为获得较之本国学生高出许多的留学学费以补充其教育经费之不足，另一方面是以延揽我国各类优秀留学人才为既定目标，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其最需要的人才。虽然作为对华贸易逆差的反制措施，美国政府正考虑限制中国留学生的签证，但是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如果美方限制中国赴美留学生签证，会导致美国在高教领域收入的减少，进而对美高等教育部门产生“毁灭性影响”。
无须过度解读所谓的“留学低龄化”
“留学低龄化倾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进程，自上世纪末即已显现并不断强化，绝非近年内新近形成，而且遍布于我国各个领域的“各种低龄化”早已是一个十分常态化的社会现象。因此，完全无须过度解读所谓的“留学低龄化”。特别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的延展，这显然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社会行为。而且，就人民群众对教育多样性的需求而言也算不上是多么复杂的社会现象，很难简单粗暴地评判其是非曲折或正确与否。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为数百万留学人员中的每一位个体，与国内数千万青年学生一样，无一不在“升学、生活、心理、就业”等多方面经受着越来越多的磨炼并克服着越来越大的困境。各级各类留学人员同样会普遍面临“住宿条件简陋、语言与文化融入障碍、人际交往能力欠缺”等各种需要逐步适应和调整的问题。如此这般的困境、体验和磨炼，无不体现出留学的价值与意义，无不展现着留学人员成长之路的艰辛与努力。就当前出国留学活动的整体状况而言，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凋敝和悲观。那些针对小留学生的所谓“担忧”与“困境”给予“忧心忡忡、杞人忧天”式的指责和忧思，无不显得目光短浅和以偏概全，甚至有人提出应该“限制留学年龄”“限制留学国别”，则更是天方夜谭式的异想天开。
出国留学活动已悄悄演变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作为第一大生源国的中国，虽然我国出国留学活动的整体规模已排在世界前列，且留学回国人员群体具有“知识化、年轻化、国际化；学历高、层次高、素质高；增速快、成长快、成才快”等9个基本特征，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我国留学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还不是最高的，不足以骄傲、自满和自夸，若按人口比例来计算，我们还比不上印度、韩国甚至越南。
教育问题是当前社会话题中的焦点之一，关系着亿万家庭的幸福，寄托着千万学子的希冀。为此，出国留学成为一部分中国家庭的选择。然而，中国人固有的传统教育观念和西方教育观念有着诸多差异，出国留学是否能够成为学历教育的良方？出国是否真的能够给学生带来更为光明的未来？这些都是家长、学生乃至社会必须审慎面对的问题。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出国留学活动已悄悄演变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不一定出国留学后就非要怎样地“高大上”。对于当代中国的一些家庭及其子女来说，也就是多了一些“换个地方上学”的选择而已。
“神化”或“倭化”留学回国人员的倾向都不可取
目前，社会上部分诸如“海归身份贬值”“回国留学生收入分化”“海归高收入与就业障碍”“只认身份不认能力”等言论，显然是一些伪命题。众所周知，就全体留学回国人员而言，原本就是一个包括有专、本、硕、博等各个层次的庞杂群体，且数以亿万计的就业岗位又有千差万别的就职要求。因此，将留学回国人员完全不加区分与分类地放在一个貌似高大上的“海归”框架内，进而引入“海归=高收入”的误区，再假以虚实难辨的问卷调查之名，其后便是冠冕堂皇地披露或发布所谓“海归身份贬值”“海归收入与留学投入不符”以及“海归就业障碍”等言论，是对社会舆论的一种误导。
当代，绝大多数普通的留学人员在专业、就业、择业的综合能力以及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等方面与没有留学背景的人员相比，实际上并不存在太多的差异性、特殊性和局限性。因此，过多或过分渲染留学人员的“特殊性”是将其凌驾于公众之上、分离于国民之外的不负责行为，对非留学人员群体也是不公平的。因此，“神化”“倭化”甚至“异化”留学回国人员的倾向都是不正常、不真实的，也是不可取的。
需要长期坚持做好相应的服务和保障工作
可以预见，今后若干年内陆续回国的留学人员同比仍会有所增加。不论我们的留学人员“回国多和少、层次高与低、回来早或迟”，对于政府部门和相关的职能机构来说，沿着不断深化留学管理体制机制改革这条主线，做好相应的服务和保障工作，都是需要长期坚持做好的事情。
2017年4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一系列新的措施和规定，实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创新启动支持计划，并责令简化留学回国人员学历认证等手续。2018年4月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确定：“为支持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创新，进一步简化落户、子女入学等证明和办理手续，落实留学回国人员创业优惠政策，全方位支持留学回国人员初创企业发展。”这些都是对于长期以来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一些“痛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的明确回应。
需要强调的是，当前留学研究领域应该深入调查、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潜心观察、言之有物、落地有声。同时，在研究当代留学问题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识别一些浮夸、浮躁的伪专家通过“伪数据、伪研究、伪智库、伪论坛、伪平台、伪发布”拼凑出来的一些形形色色的“伪命题”。此外，要针对新时期出国留学活动中的各种现象，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深入观察、缜密思考、客观分析和科学结论。
建构中国特有的留学理论体系迫在眉睫
当代留学工作理论的创立来源于数百万留学人员经历的数十年留学实践，是对中国特色出国留学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其社会意义在于为推动新的留学实践提供理论引领和支撑。习近平总书记于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发表重要讲话中，在“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基础上有关“发挥作用”的精辟论述意义重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为“当代中国的出国留学理论体系”之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研究是探索未知的过程，对留学活动规律的认识和把握需要在留学实践中不断摸索。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留学发展与实践是在我国独特的传统、国情和社会状况下演进的，促使中国走出来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却更加成功的出国留学发展之路。由本课题组提出的“当代中国的出国留学理论体系”主要由五个基本理论框架建构而成，即“党管留学人才（1999）”“留学行为效益（2003）”“留学安全构建（2013）”“留学外交战略（2015）”和“留学人员党建（2017）”。应该说，我们特有的留学道路、留学政策和留学制度所形成的留学成就，构成了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独特内容和独创价值。
今天，我们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出国留学事业取得空前发展，有必要增强理论自信，研究并创建留学工作理论。这是一个有待深入构建的开放的体系，也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研究领域：既有时代的使命与责任，也有制度的需求与优势；既有数百年留学历史与留学实践的支撑，也有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嵌入以及留学人员群体与国际化对象互动关系的推动；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相关学科发展建设的作为。（新闻来源：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