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地处湘西南的光安村芳草萋萋，氤氲的雾霭弥漫于山林，为远处的天色遮上了一层纱幔。出生于此的蒋能杰称这里为“棉花沙”，因为这片土地曾是祖辈种植棉花的地方。担任导演14年，蒋能杰始终将镜头对准家乡，以拍摄纪录片和电影的方式，反映留守儿童及乡村教育值得关注的问题，呈现他想要表达的每段教育思考。
蒋能杰，独立制片人、纪录片工作者、导演，棉花沙影像工作室、棉花沙乡村图书屋创始人，代表作包括《村小的孩子》《矮婆》《龙老》《矿民、马夫、尘肺病》等，曾获德国法兰克福影展一等奖、第三届凤凰纪录片大奖最佳纪录长片奖等。
待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
凌晨4：45，哈宝（化名）的闹钟准时响起。窗外的夜色尚未褪尽。穿衣用过早饭后，哈宝举起手电筒，与同学一起踏上了通往镇上小学的羊肠小道。光安村属于半丘陵半山地地区，土路崎岖难行，乡镇之间约5公里的距离，孩子们需要连续走上两三个小时。蒋能杰举着摄像机跟在他们身后，默默记录着这段求学之途。二十多年前，蒋能杰也走过这条路，看到镜头里孩子们的背影，他仿佛重新遇见了童年时的自己。
蒋能杰上中学时，母亲去了广州的一家玩具厂打工，父亲留在家里，负责打理稻田并看顾3个孩子。后来，家里的各类支出逐渐增多，父亲也只好外出打工，蒋能杰彻底成了留守儿童。他记得，每次父母离开时，全家人都很安静，几个孩子望着父母的背影说不出话，直到渐行渐远的背影消失在拐角。蒋能杰对这一幕印象很深刻，直到考上大学，他自己也成了那个走出家乡的人。
大学期间，蒋能杰过上了相对自由的生活。用他的话讲，泡图书馆和看电影占去了自己除了睡觉以外的大部分时光。从图书馆的大量资料里，蒋能杰第一次看到“留守儿童”的概念和介绍，忽然意识到自己和家乡那么多孩子正属于这个群体。“我查了很多相关报道，感觉大部分内容流于表面，那时我有点自负，心想要是自己拍一部作品，肯定会更深入人心。”蒋能杰说道。
2007年，光安村实行“撤点并校”，要求“撤”走附近唯一一所村小，将学生“并”到镇上的中心小学，主要受影响的是村里正在上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不少留守在家的老人腿脚不便，不能亲自接送孩子上下学，如果没钱乘车，孩子就只能像村里其他“大孩子”一样，在每一个上学的清晨从天黑走到天亮。为了纾解这一难题，村里临时办起一所私立学校。
听到这个消息，蒋能杰希望回乡记录乡村教育问题的想法更加清晰了。“我们不该对这些问题习以为常，而是要寻求更多人的关注和改变，这就是我要发展的方向和目标，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内心很充实，就不会有犹豫和困惑。”
2009年3月，毕业后不到一年的蒋能杰带着自己在超市和书店打工的积蓄回到家乡，组建起“棉花沙影像工作室”，偶尔外出打工赚钱，其他时间就在家乡支教、跟拍村小的孩子。他们一起读书、聊天、吃饭、走山路，很快就建立起信任关系。点滴相处间，蒋能杰慢慢观察到了乡村父母外出务工的无奈。“如果年轻父母可以在当地找到赚钱养家的方式，很少有人愿意离开孩子，比如当地的教师、医生还有会盖房子的手艺人。村里这样的就业机会很少，大多数人只能老实种地，可现实是种地只能糊口，很难再匀出钱干点别的事。”
以光安村一个普通二孩家庭为例，一个小学生一学期乘车的交通费是900元，一年就需要1800元，一个初中生的书本费、住宿费、饭费……一学期总计大概需要2200元。如果仅靠在家种地，刨去购买种子、农药、化肥的成本，一亩地只能赚五六百块，按照一年种4~5亩地计算，一户最多才有约3000元收入。相比之下，一位年轻父母外出打工的工资每月最少也有三四千，能吃苦的可以拿到八九千。
不过，由于城市生活成本高等原因，即使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乡村父母也很难在那里买房定居，无法像拥有城市户口的市民一样，让孩子真正享受当地的教育红利。蒋能杰把这种困境形容为“待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乡村父母只能过着城乡间拉锯式的生活，尽力为孩子提供物质上的支撑。
创作“现实的渐近线”
随着跟拍进程的深入，蒋能杰对留守儿童及乡村教育的理解不断加深，他深刻地感受到，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学校教育也没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跟拍14年，蒋能杰陆续做过5次统计，结果表明，光安村留守儿童的比例始终保持在75%左右。他直言：“父母外出打工，教育子女的重担就压到祖辈身上，虽然他们也能陪伴孩子成长，但在教育理念、生活习惯等方面带给孩子的影响无法代替父母。”
2009年，蒋能杰曾做过一项简单的调查，把村小全部四五十个学生问了个遍，谈到“未来想做些什么”时，有超过一半的孩子回答“想打工”。听到这个十分“现实”的答案，蒋能杰有些惊讶，但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过后，他又觉得这样的回答的确合乎情理。光安村的年轻父母大多外出打工，如果大家看到村里谁家父母待在家里反而觉得反常。除了外出打工和在家务农，共同承担教育责任的两代人似乎都没让孩子看到未来发展的第三种可能。看不到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成功案例，使得孩子们从小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普遍偏低，甚至认为读书无用。
不仅如此，家庭教育缺位带来的影响还反映在亲子关系的淡漠上。除了过年偶尔能在家待上十天半个月，大多数父母只能通过电话向孩子表达关心，而电话的另一端，“今天吃好了吗”“读书成绩怎么样”这样的“套话”很难让孩子感受到心中期待的关爱，没有陪伴当养料，本应亲密无间的亲子关系便得不到滋润，逐渐变得脆弱而敏感。面对父母殷切的期盼和要求，孩子也很少能有所触动。还有教师告诉蒋能杰，最近几年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数量增多了不少，有的孩子动辄谈及离家出走、自杀，让教师很难放手管教……
亲眼看到这些问题，蒋能杰感到心痛，他坚信，教育是改善和解决社会矛盾成本最低的方式，而看见并正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他努力用镜头呈现每个细节，希望更多人能关注留守儿童身处的教育困境。
有观众向蒋能杰反映，片子的内容太过小众，希望他多拍些大众化题材，这样可以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但蒋能杰认为，影像作品可以是“现实的渐近线”，这就是部分地区留守儿童及乡村教育的真实情况，不应因为大家了解得少就被选择性忽视。
细看蒋能杰的纪录片作品，大量的固定镜头、平淡缓慢的叙事方式，都能让观众深切地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真实感，这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片子体现了我的独立思考，我想用镜头赋予乡村父母和留守儿童更多表达的权利，然后安静地关注个体命运。”蒋能杰说，纪录片经得起等待，无须添加什么花哨的东西，时间就可以见证拍摄对象的变化，如纪录片《村小的孩子》中，范魏媛成绩优异，但母亲难产去世，父亲长期坐牢，在亲戚和社会组织的资助下得以升入大学，毕业后在华为任职，后来又去了苏州做金融，弟弟范魏煜也考上了大学，成了当地的励志榜样。又如电影《矮婆》的主人公——7岁的蒋云洁也在社会力量的资助下得以继续上学，接触到了更加宽广的世界。
看到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蒋能杰感到欣慰，但也生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他感慨：“拍当下的东西一定要影响当下的人。”但作为一个记录者，自己目前似乎只能为他们做到这里。《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20-2022）》显示，截至2021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共有1199.20万人。要帮助大量乡村留守儿童实现更好的发展，需要社会投入更多力量。
让更多乡村儿童从阅读中获益
现实里，蒋能杰经常被称为“网盘导演”，作为一名独立制片人，他很少谈及片子的经济效益，在缺少商业流量推动的前提下，公益纪录片的传播之路显得十分坎坷。为了让更多人关注作品反映的问题，蒋能杰不定期前往全国各地参加推广活动。令他兴奋的是，《矮婆》等作品打动了很多人，随着蒋能杰及其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光安村也得以接收更多社会资源。其间，不乏公益组织批量捐赠图书，他直接把这些书送给身边的孩子，让他们相互交换着看。
2016年7月，通过众筹，蒋能杰与妻子在湘西南一渡水镇共同创建了第一家乡村公益图书屋，继续以“棉花沙”命名。目前，棉花沙乡村图书屋已发展至第五家，分别建在光安村及周边乡镇的中小学附近，以便就近服务更多学生。在这里，读者借阅无须交付押金，用一元钱办张借阅证即可。
自图书屋开办以来，蒋能杰一直以资深志愿者的身份参与运营。由于自身精力有限，他为每个图书屋都聘请了几位图书管理员，负责为读者办理图书借阅等工作。招聘具体人选时，他希望主要面向退休教师或陪读妈妈，“虽然开出的工资不算高，但这份工作可以让有情怀的教师发挥余热，或是帮助几个普通的陪读家庭减轻经济负担，降低孩子留守的可能”。
蒋能杰坦陈，运营图书屋并非自己擅长的工作，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孩子从中受益。尽管规模较小，他仍尝试将每家图书屋打造成可以供孩子们自由活动的场所。除了提供常规的借阅服务，图书屋运营团队也经常组织读书会，召集喜欢读书的孩子一起分享阅读的乐趣，并欢迎周边学校教师带学生来这里上阅读课；暑假期间，策划图书屋公益夏令营，并邀请本地高校学生参加短期支教，为孩子讲述各类兴趣课程。此外，图书屋还定期举办“棉花沙乡村儿童摄影大赛”，将别人捐赠的相机发给孩子，引导他们观察、发现生活的不同视角。相比于专业性更高的摄影比赛，“棉花沙乡村儿童摄影大赛”的参赛要求显得十分宽松，只要孩子们乐于记录感兴趣的内容，蒋能杰都愿意给予他们尝试的机会，每次拍摄结束后，还会在周边中小学及公共场所布置展览，让乡村儿童的优秀摄影作品走得更远。
截至6月，规模最大的一家棉花沙乡村图书屋已有1900多个孩子办理借书证。不过，如何为孩子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使他们将对阅读短暂的好奇转化为持久的热爱，成为蒋能杰及整个图书屋运营团队面对的新挑战。
如今，曾经被“撤”的村小已获重建，还迎来了一支年轻化的教师队伍。除了继续关注家乡留守儿童，蒋能杰近几年也跟拍着流动儿童的上学问题，他希望能继续秉承对历史的虔诚、对未来的瞻望，用影像关注、记录当下，进而寻找每一个改变的可能。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光明社教育家”2023-08-08发布
原文出处：《教育家》2023年7月刊第2期，原标题为《导演蒋能杰：关注乡村教育，寻找每一个改变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