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关注教育，尤其重视学校建设，认为“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在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中，就专列“学校”一节深加讨论。他对以科举为轴心的学校教育非常不满，痛斥之为名利争夺场，“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黄宗羲所理想的学校，是超越功名利禄的文化传承与光大之地，是养士之所，又是涵育与推动思想解放与创新的精神家园。
其一，学校为思想解放的创新之地。在黄宗羲看来，学校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场所，更是体现思想解放的创新家园。他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这里黄宗羲断然否认皇权与真理的等价性，强调是非不是任何专断的意志所能独裁，必经理性辨析而后定。其间就隐含了黄宗羲对学校的不迷信、不盲从而唯在求真求是的创新寄意。黄宗羲曾痛斥科举祸国殃民，而其最大的危害则是“取士而锢士”，扼杀教育的启蒙与创新追求，使“经、训”俨然雷池，士人不敢越之半步，“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恽仲升文集序》，见《黄宗羲全集》）。黄宗羲痛斥科举强化了这种盲从迷信的学术风气，使“传注再变而为时文，数百年亿万人之心思耳目，俱用于揣摩抄袭之中”，士林失去了思想的活力和探索的勇气，沦为“黄茅白苇之归”，从而形成严重的“封己守残”。有鉴于此，黄宗羲大声疾呼要冲破迷信，“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虽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谓无与于道者也”（《黄梨洲文集》）；要学贵独创，学贵自得：“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明儒学案·凡例》）黄宗羲反对“以水济水”，正是倡导以他平他的异质共存，他希望学校是实践、捍卫这一精神的场所；换句话说，他期待学校教育彻底摈弃科举的“锢士”之弊和“空华臭腐”的精神沉沦，而涵育独抒己见的勇气与冲破成见的创新活力。黄宗羲强调不以天子是非为是非，欲以“学校”来取代“天子”，使其成为是非对错的澄清、证成之所，其蕴含的深意正在于此。
其二，学校职在“养士”，此为国泰民安的根本。黄宗羲曾开宗明义地说过：“学校，所以养士也。”不过，这里的“养士”，绝非仅仅是培养、造就一般的人才，或者是科场得意，进而能博取功名利禄的人，其寄意所在是为国家培养和准备安邦与治天下的精英与栋梁。具体说来是像东汉太学生那样，“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是如宋代“伏阙捶鼓”的太学生那样，“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可能正是在此安君保国的意义上，黄宗羲又强调学校有着使天下达于大治的重要功能，用他的话说即学校为“治天下之具”：“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
其三，学校承担着陶冶社会风气的重任。黄宗羲认为，学校固有“养士”之功能和职责，但“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在黄宗羲的教育设想中，学校还有改善社会风气和推进文明进程的义务，即“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黄宗羲认为，如果没有学校，人民将有陷于野蛮之虞：“学校之法废，民蚩蚩而失教。”黄宗羲认为改变风俗主要有两种途径，一为厉禁，一为教育。就效果和功效来看，前者为末，后者为本。黄宗羲说：“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在黄宗羲看来，光有禁是难以变民风，改民俗的，“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宫室之制”；只有依靠教育才能从根本上移风易俗，即“学校之教明而后可”。黄宗羲主张，一地教育的主管者，对一地的风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入其境，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黄宗羲还建议在世风民俗的建设上，以朱子《家礼》为蓝本和指导，“民间吉凶，一依朱子《家礼》行事。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宫室之制，在市肆工艺者，学官定而付之；离城聚落，蒙师相其礼以革习俗”。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提出学校教育不仅有“革习俗”的文明进步的意义，也是富民的关键措施之一，“治天下者既轻其赋敛矣，而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华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这里黄宗羲实际上已触及启民智与富民的关系，其本质是肯定了文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意义。
其四，学校负有文明传承与文化建设的使命。黄宗羲认为，学校的管理者和领导者，不仅是教育者，还应是一地文物古迹的保护者和光大者，“凡一邑之名迹及先贤陵墓祠宇，其修饰表章，皆学官之事。淫祠通行拆毁，但留土谷，设主祀之”。为保持先贤祠的神圣性及感化与引导作用，他主张严格入祠的条件，“凡乡贤名宦祠，毋得以势位及子弟为进退。功业气节则考之国史，文草则稽之传世，理学则定之言行。此外乡曲之小誉，时文之声名，讲章之经学，依附之事功，已经入祠者皆罢之”。而学校的文化建设使命，则体现在黄宗羲所建议的图书搜集和整理上，“凡郡邑书籍，不论行世藏家，博搜重购。每书钞印三册，一册上秘府，一册送太学，一册存本学。时人文集，古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裨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士子选场屋之文及私试义策，蛊惑坊市者，弟子员黜革，见任官落职，致仕官夺告身”。有些论者对文中的“追板烧之”等文字颇为敏感，以为黄宗羲的这种文化政策有“文化专制”之嫌，其实黄宗羲是最反对思想专制的，他一直所宣扬的就是不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而应该让天下人来讨论是非。黄宗羲上述言论中对“小说、词曲”之类文字的看法虽然不够宽容，但其要意是希冀清除科举所带来的恶劣文风和习气，上述引文中的“场屋之文及私试义策”以及“时文”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更应该注意的是黄宗羲对天下图书“博搜重购”背后的良苦用心，每种书“三钞、三藏”的拳拳深意，正是出于担心中华典籍的失落，是以保存和整理中华国故的形式，保护中华文明，使之赓续相传，生生不息，从而为建设和发展中华文明，奠立一个坚实的文献基础。
（作者：胡发贵，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