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研究陶行知40年，从私淑到做17年的专职研究，继续19年的兼职研究，依据陶行知思想实验并提出农科教统筹于1988年在全国推广，全身心参编《陶行知全集》，在大面积调查、实践和实验基础上开展理论研究。受陶行知“爱满天下”教诲所养成的爱心成为我最深刻持久的动力，坚守住了自己的真诚，坚持用陶行知的精神和理念，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做事，不断去解决新问题，去生成现实中自己的创造力，不断地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志于教育改进是40年研究中追求，但教育改进程度远落后于期望值，仍需行以求知知更行。
关键词：陶行知研究；教育改进
1981年10月18日晚，我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里说全国政协开会给陶行知恢复名誉。我当时在陶行知的家乡就读徽州师专（今黄山学院），离徽州歙县几十公里，感到这件事与我很近，对我的震动很大，好奇心使我觉得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内心。由此受陶行知影响而爱上教育，也发现教育确实有不少问题，是人类极难掌握的学问，便确立了以教育为职业，以研究为生命，把教育办得更好为人生目标的人生定位。当时立言自勉：八一秋风撩醒思，志立教育造新世；抛却身边半根草，人类优教度此时。
一、私淑陶行知
得悉给陶行知恢复名誉后大约一周，在安徽省博物馆展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生平事迹展”的展板运到屯溪的延安路北端一个院子里展出，我就邀周冰等同学一起去观看，还带了笔记本想记下一些内容。看了近两小时，仍觉得未能如愿。在即将离开的时候，我做了一件几乎所有参观者都没有做的事－－留下了当时讲解的自称歙县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的汪麦浪老师在歙县的电话号码和邮政地址，这一举动成为后来我们的重要链接。
看完陶行知的生平事迹展览后，我觉得陶行知说的许多话，做的许多事正合我心意。一接触到陶行知我便有如触了电，感到自己在初中三年级以后接受的大多是“填鸭式”的知识灌输，不仅枯燥，而且让人感到压抑，突然发现陶行知的教育理念是“教学做合一”，非常鲜活，竟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便开始了私淑陶行知的心路历程，到图书馆找相关的资料，到书店购买相关的书籍，带着考据心态悉心阅读，拜访教教育学的黄安澜、钱含芬老师以及与陶行知可能相关的人，写信告诉自己的好友并请求支持。当时在同济大学上学的高中同学万全便专门到书店买了《行知书信集》从上海邮寄给我。
1982年暑假前夕，我下决心更深一步了解陶行知的思想，萌生了假期到陶行知曾经就读的崇一学堂旧址阅读陶行知著作与资料的想法。我先写信给看展览后留下通讯地址的汪麦浪老师，问他我能否利用暑假到崇一学堂旧址看有关资料，他很快回信表示欢迎，对我的好学精神表示敬佩，尽力协助解决住宿问题，但是要求有学校的介绍信，因为当时到哪里都需要介绍信。汪老师的这个强调使我原本希望不告诉学校私下去的做法行不通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鼓起勇气，正式地写了份申请，连同汪老师的回信忐忑不安地交给辅导员孙承平老师，请他出面到学校开介绍信。一天后他跟我说：“你要去，我和学校都是支持的，但根据规定，学生出去，学校不能解决车旅费，也无补助，你再想一想好吧？”我本来没有企望学校给任何补助，可当时临近放假，我口袋里只有20元钱，又估计到父母不会同意我的这个打算，不可能找家里要到钱，经过两天两夜的认真考虑，我还是决心去。
放假前两天，其他同学急于准备回到分别许久的家，我写了封信，将以前不敢向父母透露的歙县之行写在其中，请同乡同学储秀峰在回家的时候带给我父亲。放假那天，我在歙县同学吴善金的带领下来到古歙县城小北街崇一学堂旧址，找到了汪麦浪老师。汪老师和程仁浩、叶椿遐老师像接待远方的客人一样接待了我，介绍我到歙县教育局食堂搭伙。从此，我便埋头苦读，并将自己认为精粹处摘录下来，记了4个本子的笔记。夜里就在门厅里临时搭个铺睡觉。这可以说是我踏进陶行知精神世界大门的第一步，也是我真正要与教育科学结缘的第一步。从那时起，陶行知倡导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和他的“教育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理念，就在我心中生根发芽，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滋长。
回校后，我开始了依据陶行知思想的行动。第一个行动就是利用自己任校广播站编辑负责人的条件，在校广播站办了个《教科园地》的专题节目，自己写稿自己编发，由播音员播出，向同学们介绍教育科学的有关知识，当时任教务处副处长的程嘉兴老师和负责广播站工作的卢强老师都认为这是师范院校里学生十分需要的，给予大力支持。这个节目一直办了两年多的时间，编发了40多篇稿子。由于我写稿时均用“晓陶”这个笔名，同学们后来都直呼我“陶先生”。开始觉得他们是在取笑我，后来也就听之任之了，以至当成一种鞭策。第二个行动是1983年暑假办工人文化补习班。由于1983年春天我就对屯溪的一些工厂做过调查，发现工人文化普遍比较低是个突出的问题，我就邀约中文系的江虞志、彭嘉华，数学系的江涛、曹勇道，化学系的胡学亮等人到徽州饭店和屯溪染织厂办工人文化补习班。这两个机构是我出面联系的，对方也很积极支持，安排出职工上课的时间和场地。当时我们都是义务劳动，偶尔在徽州饭店遇到饭点时，曾经做过下乡知青的经理会提供午餐。同学们都是凭着对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憧憬、激情与狂热的支撑。当时遇到的难题是，这两个机构的职工都是女工多，上课时免不了叽叽喳喳说话，我们就用认真备课、更多了解听课者的生活与需求的方式，拿出“吃奶”的力气，力争将枯燥的教材讲得生动有趣，用上好课来缓解这个问题。染织厂工会陈主席对我提高工人文化的看法高度认同，听到一些职工反映有人上课讲话的情况后，每次上课，他就坐在近百人的教室最后一排，也确实发挥了不小作用。这个行动让我们这几个人后来的教学实习都比其他人更好。第三个行动是组织1984年成立了徽州师专教育科学研究协会。由于我学习研究陶行知逐渐为校内外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歙县陶行知研究会到各地开讲座常举我这个学陶积极的例子，学校里一些班级或同学要去参观崇一学堂就找我联系或做向导。后来感到这种做法临时性太强，便组织成立徽州师专教育科学研究协会。它是我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学自发组织起来的，定时地在一起讨论一些教育教学问题，有时一讨论起来就要到上课铃响起才结束。教育学与心理学老师钱含芬、钱继芳、黄安澜等人先后给予热心指导，方前校长有一次推却了已安排好的教务会议来参加协会的会，对同学们鼓舞很大。宋教务长知道这事后却对我进行了批评。我毕业后，这个协会在钱靠成同学的主持下仍开展了不少工作，同学们还编了一本论文集。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要支付这本集子的工本费时，财务部门认为没有这笔可以用于学生活动的经费。叶光立校长知道这个情况后，二话不说，冒雨骑车到城里的银行去取钱，直接将钱交给了同学们。这一“以人教人”的举动对协会的所有成员都是很有效力的教育。
我这样一个物理系学生迷上了陶行知，凭着自己少年意气以私淑弟子方式冲进陶门，运用陶行知的思想进行实践并获得人生乐趣，真正走进陶行知的精神世界。40年后再冷静分析自己当年对陶行知思想的快速入迷，与初中二年级前的自主阅读直接相关，生成了参与文化传承、承担社会责任两种强大的动力。
二、专职研究陶行知
了解陶行知生平并作分析后，我认为，陶行知1921年陪同孟禄到各地调查是他后来成就的重要转折点，我明确认识到，从事田野调查才能走上自己想寻求的“人类优教”之路，便从1983年春期间开始进行调查，1984年暑假跑了太平、黟县、石台3个县的每个乡（公社），写出调查报告得到徽州师专校领导重视，被推荐参加当时召开的徽州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战略讨论会。一个青年人迷上陶行知研究，还效仿陶行知做社会调查与教育实践，这件事在当年陶行知的学生和积极参与陶行知研究的人们中传开，我因此得到很多人的关怀。首先是当时已经成立的安徽省陶行知研究会将我的情况向各方面报告，陶行知晓庄时期的学生操震球（时任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会长）、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光宇和副主任魏心一、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王世杰和办公室主任汪平、安徽大学原校长孙陶林等人都给予过关怀和直接指导，并将我的情况报告给曾任中共晓庄学校支部书记和安徽省委书记的刘季平，刘先生吩咐安徽要做好对我的培养。他们在我1985年走上专职陶行知研究岗位后都成为我的师友，1987年2月25日，我第一次到北京参加在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召开的全国徐特立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安徽省陶研会王世杰打电话把这一消息告诉当时已是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以下简称“中陶会”）会长的刘季平，刘季平立即要我抽空去他家。2月27日晚我和同来参会的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杭苇先生一起到了三里河南沙沟１楼１门１号的刘先生家。他自己因病卧床，仍坐起身来和我们交谈。他的夫人吴瀚热情接待我们，我们离开前刘先生还下床和我们合影。短暂的交流很快就过去了，我能感受到刘先生对我的期望甚殷。此后他让吴瀚老给我写信，杭苇先生也给我写过信。遗憾的是，这次是我和刘季平、杭苇这两位同年（都生于1908年）长辈的最后一次相见，他们分别于1987年、1988年仙逝。
1984年10月18日，在崇一旧址上新建的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举行开馆典礼，全国各地的陶行知的学生和研究工作者齐聚歙县，我也荣幸受邀参加活动，并被安排做了一些适合我做的工作，结识了众多陶行知的学生和研究前辈。从会议册看到，我是参加那次活动中年龄最小的成员，因此而受到关注。正是在那次会上，一部分人提议成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小范围开会，先在歙县开，次日转到屯溪继续开会。
在我临近毕业分配前那个学期的3月，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派程仁浩老师专程到徽州师专，找到校领导要求把我分到陶行知纪念馆工作，并征求我个人的意见。当时在分配毕业生工作岗位时，有三家单位希望我去，并且都直接找到我征求意见：第一个是徽州地区民政局，当时在筹划建立徽州地区特殊教育学校，想让我去做筹办人；第二个是徽州师专的教育学、心理学教研室，想让我留下来任教教育学、心理学；第三个是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对以上三家我均表示“服从分配”，因为当时的毕业分配，自己确实不能起什么作用，完全是服从组织安排。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的相关领导从３月份起，就向学校和相关部门多次请求将我分配到陶行知纪念馆，仅程仁灏老师就冒着高温跑到学校四次，还不知道他们打过多少电话，写过多少信。
临近毕业前，学校领导综合各方面意见，也倾向于把我分到陶行知纪念馆。但这件事遇到两大阻力，一是我的家乡安庆坚决要我回去，二是歙县籍徽州师专的学生较多，都想回歙县，而回去的名额有限。为解决这一难题，学校领导不辞劳苦多次开会研究，并在当年来自岳西的毕业生中发了张调查表，内容就是明确表态是否回岳西。由于三家希望我去工作的机构都不在岳西，我就明确选了“否”。数学系主任汪沸老师提出用一名数学系毕业生顶我的名额去安庆，安庆那边不同意；又有人提出减少安庆去部队的指标。当时主管分配工作的组织部长杜雪华老师作了大量工作仍未能解决，到了7月初还不能定下来，她就告诉我：“你回家等消息吧，这里的事我们负责，尽可能使你发挥专长。”我回家接到她7月15日写的信，信中说学校将我这一特殊情况汇报给省教育厅，王世杰副厅长对此很重视，省教育厅专门为此发了一个文件，同意我分配到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工作。后来到徽州师专见到杜雪华时她告诉我：“为了你的毕业工作分配，学校开了不下20次专题会议。”
我工作后的第一件事是9月份带着《陶行知的农村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报告》去合肥参加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当在江淮饭店三楼楼梯口遇到同来开会的徽州师专方前校长时，他笑着祝贺我：“您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激动地说了声：“首先要谢谢您！”
我到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工作后，同时从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从事陶行知纪念馆的讲解；二是从事陶行知研究工作；三是在行知中学担任一个班的高中物理课教学工作。此外，由于安徽省行知中学当时刚从普通高中转为职业中学，需要进行一些教改实验，徽州地区恰好也需要这方面的人员。因此，我当时还担任教改实验员的工作，经常到不同的学校开展调研、研讨交流，撰写研究报告。
从我1985年7月入职陶行知纪念馆，到2002年将人事档案转到北京师范大学，我做了17年的专职陶行知研究，将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青春年华用在陶行知研究上。1985年社会上还有一些人思想未变，查陶行知的资料往往像做地下工作，不敢一开始就公开，待了解对方不反对时才能公开身份与想做的事。
由于我研究比较多，讲解也比较多，重要人员的参观主要安排我讲解，有时是带队的人直接要求我讲解，参观的人也偶尔提一些完全超出讲解范围之外的问题。除去不在歙县的几年，我直接接待讲解的对象十余万人，包括中小学生和各类参观人群，并总结出“看人说话”的讲解原则，就是对每个进门的人先了解分析，然后依据对方的文化程度、需要与可能选择讲解的内容与方式，这样针对不同的人群我可以讲两三个小时，也可在10分钟内将整个展板讲完，讲解的效果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
在接待讲解中也学习到不少，我先后为乔石、王忍之、任仲夷、穆青、李贵鲜、林佳媚等众多领导人以及众多社会知名人士讲解，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浙江大学书记张浚生就是在接待中相识并保持多年交往的一位。通过这种方式，我结交了不少天南地北的各界朋友。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午后由另一个人陪同，两人穿着相同的羽绒服走进陶行知纪念馆，我那天吃完午饭从家里骑自行车刚赶到，于一点半在他后面十米左右进大门，照惯例我会直接去办公室，但由于在电视屏幕上常见，我一眼就看到他是吴学谦，立即主动上前去讲解。他俩很客气地与我对话交流，偶尔也提一些问题，言谈微笑，举止风度，随和自然。直到看完所有展厅将他们送出大门，握手道别，我也没有好意思问他是不是吴学谦副总理。看着两位老人在细雨中走出小北街口，拐上解放路，才想起回头问中午在门口值班的同事小吴：“刚才这两位你卖门票了吗？”小吴将我问话的意思听反了，以为怕他漏卖门票了，大声强调说：“卖了！”直到当晚黄山电视台播出“吴学谦副总理来我市考察”的新闻，画面上的衣着就是下午我见到那身衣着，次日《黄山日报》也刊出这条消息，我才确认那天下午我接待的就是他。与有的领导人来之前一两个星期就通知打扫卫生、做好安保不同，他静悄悄的来了，如他的名字那样。这次交往没有留下照片和任何其他凭证，他的谦和却在我心中留下了长久的深刻印象。
三、提出农科教结合与统筹在全国推广
有了此前从事农村教育田野调查的经历，1985年我开始真正从深层次、理论上接触陶行知教育思想及其实践。这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由于我之前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有了一定的研究积累和实证调研的工作经验，单位及当地遇到与此相关的事就找我。
恰在那年，徽州行署专员吴存心、安徽省教育厅原办公厅主任汪平、职业教育处副处长吴正领衔申请到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七五”课题“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农村教育改革”。我成为课题组成员，也是课题报告的实际撰写人，由此开始从理论上深入了解农村教育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项目组召开了多次研讨会，组织开展了多次调研活动。随着项目研究的深入，我们将目标逐步聚焦在“陶行知农村教育思想”这个点上。在那段时间里，陶行知的《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我先后看过几百遍，遇到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视角再去看，就会有不同的理解。陶行知在文中曾提出过“教育与农业携手”的真知灼见，结合这个观点，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教育怎么才能更好地与实际结合呢？为此，我们想了很多点子，提了各种说法，如“农科教结合”“农科教统筹”“农科教合一”等等。我们在歙县、休宁、祁门等地区做了“农科教统筹”的相关试点实验，采取以职业学校为支撑点的方式，将学校教育、职业教育与养殖、农业、茶叶等当地农业生产生活相结合，以此让教育与农业携手。在广泛调研和试点实验的基础上，由我主笔撰写了项目调研的总报告，经项目组广泛吸收和采纳意见和建议，群策群力，前后修改达二三十次。这份报告后来被收录在我的《教育改革行知录》一书中。
1988年7月，我已经转到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从事《陶行知全集》编纂工作。时任农业部部长何康到安徽调研，认为安徽的“农科教统筹”有特色有亮点，值得推广，便给国务院写了报告，请求在全国推广。国务院广泛听取相关报告和意见后，成立了“农科教统筹办公室”，各省也组建了相应机构。我在北京得到这个消息，虽然未能在安徽直接见到何康，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发挥作用，内心还是十分高兴。随着农村改革的快速发展，以“农科教统筹”的方式推进农村教育改革，在当时的全国的农村教育改革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一些地方的具体操作中，也暴露出过于借助“发文”“会议”“报告”来推进农村教育工作的弊端，一项好的研究成果如果仅靠行政力量强推就可能产生异化，这也为我后续从事农村教育改革研究提供了警示。
正是通过多年来在农村教育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我深切感受到教育改革必须要与教育主体结合，与中国国情结合，从事教育研究，开展教育改革实践，既要抬头看路，要有前瞻性、全局性的世界教育视野；更要低头拉车，要有接地气、脚踏实地的本土教育实践。
四、全身心参编川教版《陶行知全集》
1985年进入陶行知纪念馆工作之前，我就自己掏钱买了些陶行知的文集阅读。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先后分年出版《陶行知全集》六卷本后，每出一本我就买一本，悉心研读。到陶行知纪念馆工作后，我就把阅读《陶行知全集》作为自己必须完成的基本工作，有空就一头扎进去系统阅读，并将它与此前不同版本的文集作比较。
在阅读中我不断发现一些明显错误或有疑问的地方。当时心里就矛盾，一开始我不想在《全集》上写字，就用纸条写上疑问，夹在对应页码的书中，后来问题越来越多，纸条也越夹越多。有一次刮风把不少纸条刮飞了，再找到对应位置夹起来就很难，只好干脆在书上直接标注。1986年年底，我结合当时工作将6本已看过至少三遍，发现能确定的错误400多处，就用稿纸将它们依照先后次序誊写下来。1987年年初，我郑重其事地写了一封信，提出这套《陶行知全集》由于时间及条件限制，选文不全，错误太多，应该组织重编，连同自己誊写的校勘稿子交给安徽省陶行知研究会。王世杰、汪平、王昌畴都觉得这件事很有价值，问我还有没底稿，他们想把这个稿子要去。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将我的手稿复印寄到北京中陶会，转给了陶行知的二儿子陶晓光。陶晓光看到这份勘误手稿很吃惊，也特别高兴，对着《陶行知全集》文本一一核对，发现还真的是错了，便拿着它四处游说需要重新再出版一套更全更准确的《陶行知全集》，但并未在中陶会达成一致意见。后来他就与楼化篷等人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正式提出组织重新编辑出版《陶行知全集》的议题，也未得到通过。可能中间陶晓光给汪平打过多次电话，写过多次信讨论此事，事后吴瀚告诉我，陶晓光拿着我写的《陶行知全集》的勘误到处游说要重编《陶行知全集》。当时我只知道自己1988年3月到6月底在安徽省教育学院参加完首届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讨班，结业前准备启程回歙县的时候去王世杰、汪平家里，汪平告诉我：“我已经和陶行知纪念馆说好了，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回歙县收拾一下，尽快再回到合肥去北京，有重要任务。”并说：“你做好准备，要做长期打算。”可她没有告诉我具体要做什么事。待我回到歙县后的两三天她又打电话催促说给我买好了7月5日晚合肥到北京的火车票，要我5日中午前赶到合肥，但仍然没有告诉我到底是什么重要任务，要去多久，只是要我从歙县把冬衣都带上。
1988年7月5日下午5点多，我拿着已经有人帮我买好当晚合肥到北京的128次硬座车票走进合肥站，虽然太阳已经接近地平线，经过一天暴晒的车厢内温度仍接近50摄氏度。我浑身是汗，与众多乘客扛着行李挤进了绿皮车厢，直到半夜过了蚌埠才觉得凉快。次日下午2点多到达北京，出站后依着丁丁老师先给我的乘坐公交的换车方式来到北三环中路46号3楼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办公室。我见到马婉老师便问要我来干什么，马婉老师等几位说：“知道陶（晓光）先生叫你来，但不知道叫你来做什么，陶晓光打招呼让你直接去他家，你要直接去问陶先生。”于是我根据她们指的线路去北太平庄坐16路公交车到皂君庙，到了晓光先生住的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宿舍。见面后，他拿出我写的关于重编《陶行知全集》的信和勘误的复印件在手里挥了挥，大声跟我说：“小储啊，你很了不起呀，发现了老夫子《全集》中那么多差错。”经过一段交谈，陶晓光才告诉我：“看到你对陶行知研究很热心，也很有成效，我们想重编《陶行知全集》，但是讨论多时又不知道能收集到多少新的文章，心中没底，不便做决定，也不好把这个想法说出去，让你来就是先到各个图书馆和资料室查一查，真正摸清底细，待找到足够多的未收文稿以后再作决定。”此时我才明白当初不告诉我来干什么的原因，当时我所做的工作在中陶会也只有很少人知道。
7月8日在中陶会办公室开了一个小会，研究如何开展工作，陶晓光、徐春轩吩咐办公室在生活等方面协助我。接着我先后到戴自俺、陆静山、楼化蓬、徐明清、吴瀚、苏辛涛以及与陶行知相关的人家中收集可能有陶行知文稿的线索，然后到各家图书馆大海捞针地查找。
明了晓光先生的意图，也明确了任务，于是，每天早上七点多钟就从住处出发奔向各图书馆，先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设在和平门附近的图书馆，那里收有1911至1950年几乎齐全的各种教育期刊、图书、报纸，我整个翻阅浏览了一遍。章咸老师熟悉馆内藏书，常给我指点迷津，我节省了不少时间，在其中收获最大，发现的新文稿最多。后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每天八点多钟图书馆开门就入馆填写借书单，把相关书籍借出来，就抓紧时间扫读。很多书年代久远，印刷质量差，很多报刊已发黄变软，字迹已泛黄，也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有的字能看清楚的笔画只占完整字迹的十分之一。全面抗战时期的报刊有的连油墨都没调匀。有时候一两百字的文章要反复地结合全文推测，看两三天才能认清楚。当时找到一篇《老百姓报》上陶行知的短文，看到主编是李敷仁，字迹辨认不清，就千方百计通过特殊途径找到他的女儿李荷力，当时她在北京市委党校工作，我就拿着复印件去问她。在李荷力的帮助下，我们两个人一起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将约千字的文稿认全。那时候也没有照相机拍照，在图书馆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复印，而复印后，原本模糊的字迹更不清楚。在和平门，吃9角2分一碗的拉面按当时我的工资相比还觉得贵。为了尽量把时间用在阅读上，中午就不出去吃饭，即使吃饭，最多就吃一块面包，直到下午4点图书馆闭馆收书再出门弄吃的。这种争分夺秒、如饥似渴地“啃书”的状态持续了整整四年，每天出来都是头昏眼花，以至于我的视力在四年里由1.3左右急剧下降0.7-0.8，最后导致48岁就出现视网膜脱落。
考虑到戴自俺先生坐车不便，编辑班子常常在他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的家里开会。9月1日下午便在戴先生家开了第一次直接与编辑相关的会，孙传华、陶晓光、苏辛涛、王超英和我参会，事实上后来《陶行知全集》的日常工作便都是由这几个人做。
经过几个月查找，到1988年10月已经发现约50篇湖南教育出版社的《全集》未收入的文稿，中陶会方明、张建、戴自俺、陆静山、陶晓光、苏辛涛和我、王超英等人经过多次开会研究，最后在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开会决定重新编辑出版《陶行知全集》，并打算在1991年陶行知诞辰100周年时公开出版。
接下来成立了编辑工作班子，新版《陶行知全集》编辑委员会组成。张劲夫、钱伟长、孙起孟担任顾问，方明担任主任委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郭笙、南京大学的孙传华、育才老校友苏辛涛负责理论部分三卷的编辑，张邦民负责书信部分的编辑，聂大朋负责诗歌部分的编辑，后来又加上庞曾漱负责日记部分的编辑，温致义负责英文部分编辑，戴自俺负责教材部分的编辑。大家一致推戴自俺先生任主编，陶晓光负责全面协调，王超英协助陶晓光工作，给我的工作就是负责到全国各图书馆查找轶文、相关资料和对外联络等。
我几乎每天白天泡在图书馆，晚上再打电话和各方面联系。我分别到过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央教科所图书馆、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华中师大近代史研究所、武汉图书馆、四川省及成都市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湘湖师范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以及各个陶行知纪念馆。我从各地收集到的有关陶行知的各种复印或抄写的文献资料，竟堆满了一间二十多平米的资料室。为了确保陶行知文稿的精准无误，我对每篇文章、每个字，都要认真地考证、核实、校正。后来孙传华找来洪桥帮助，并在南京就地找人帮忙；庞曾漱找来鲁风和江长风帮忙；聂大朋找来刘有声帮忙。北京的编辑基本结束后请丁丁、李能寿、龚思雪做审稿工作。这些便构成了当时《陶行知全集》编辑工作班子。
当时方明和陶晓光先生对我工作上要求很严，并专门写信给清华大学副书记黄圣伦、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顾明远等人，让我拿着信去找他们协助查他们所在学校的图书馆、资料室找资料。在决定要赶在1991年陶行知100诞辰之际出版新版《陶行知全集》后，负责各分卷编辑工作的主编们都向我要资料，我有些应接不暇。方明要求我1990年必须在北京过春节，有信即复，有电话即回。当时中陶会经费确实比较紧，先后从外地来帮助工作的李能寿、龚思雪、张邦民、孙传华、洪桥都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其间，为了节省房钱，方明打电话找到北京四十六中学（现三帆中学）的校长，要他便宜些租出一间教室，让我和孙传华教授带着中陶会的钢丝床和铺盖住在里面。孙教授住了两晚觉得实在不便，就找到陶晓光要求换个地方，住到他们院子里的一个小招待所里。
出版的决定做出后，在哪家出版社出版成为大家都感到难以解决的大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曹先捷明确表示不可能再出了。大家把较大的希望寄托在江苏教育出版社。当时的主编吴为公很积极，并争取江苏省给予资助，但最终因资助未落实而成为泡影。吴为公则为未能在江苏出版出版新版《陶行知全集》抱有深深遗憾。为了弥补这个缺憾，1996年他退休后，还坚决出一本收图较全的画册《陶行知》作为补偿。我曾在1988年寒假回安徽时专门到安徽教育出版社联系，人家就根本没朝这上面想。很有意思的是，2008年安徽教育出版社专门到北京找我想再出一版《陶行知全集》，我当时手边已有十余篇未收入川教版《陶行知全集》的文稿，但我认为安徽教育出版社出新版还是不具备条件，被我劝退。四川教育出版社在1991年版的基础上征求我的意见做了大量修改出版了2005年版，历史就这样阴错阳差。
就在大家都四处联络仍无着落的时候，1989年暑假，从四川传来了好消息，四川省委决定拨40万元出版《陶行知全集》，这在当时可是天大的喜讯！于是一锤敲定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接着在1989年9月召开有编辑工作班子与四川教育出版社领导金成林、伍尧参加的《陶行知全集》编辑出版工作会，决定在1991年10月18日陶行知诞辰100周年之际将《陶行知全集》出版出来。这是一个时间十分紧张的安排。1989年年底，我和陶晓光、王超英三人背着经过一年半搜集和编辑的稿子，坐了36小时的火车到成都。从北京的中陶会编辑工作组看，这件事已经完成了，可到成都后，先以为交接稿子一两天就完成。可是，四川组成了胡晓风、金成林、浦家驹、吴纪真、王屏汉、周良玉、罗智超、文龙、邹青等人的工作班子。他们一看稿子，就有问不完的问题。于是，只能让陶晓光、王超英先回北京，我留在成都，回答各位不断发出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最终归结为一点：所有稿子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是否可信。由于多数资料是我到各家图书馆一个个查来的，一件件抄来的，我能回答一些问题，但空口难辩。胡晓风先生就提出，每篇稿子都必须有核对件，陶行知的书信除已公开出版的都需要信的原件复印件。于是我又将北京已复印的最原始出处的所有稿件再复制一套到成都，每篇文稿编号装袋，但依然有一部分稿子找不到最原始的核对件，因为那时很多图书馆是不准对外复印原始的旧书刊的。陶晓光就用复写纸抄写，但胡晓风就不认这些抄写的，陶晓光强调抄的时候是反复核对的，为此争议很激烈。那段时间，成都工作组与北京的方明、戴自俺、陶晓光、苏辛涛及各位编辑天天电话不断，最终依然感到无解，中陶会决定聘请胡晓风先生担任《陶行知全集》特邀主编，全权负责后面的编辑出版工作。于是1990年四五月间，由胡晓风先生带队，我和吴纪真、周良玉、罗智超、文龙、邹青等从成都出发，到重庆、武汉、安徽、萧山、上海、南京等的图书馆、资料室、档案馆再查一遍资料。
从1989年底到1991年暑假《陶行知全集》交印刷厂之前，我断断续续在成都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中间有两个春节没有回安徽与家人团聚，随时等候回答编校中的各种问题。尤其到后半段，问我这个资料、那个问题的电话和来信应接不暇，我所获得的收益就是能将大量资料和数据记在脑子里，这大大增强了我的耐心和容量。《陶行知全集》的后期工作转移到成都，我成了其中唯一可以穿梭于两地工作的人选。每一次离开前，方明、戴自俺和晓光先生都要做一番交待；每一次回来又都例行分别向三人作汇报。四川的工作班子前后进行了约两年的工作，我以在成都为主两地跑。由于没有其他经费来源，胡晓风先生给方明、晓光等人打过电话，也要我向中陶会反映，最终决定中陶会拨给四川四千元人民币，为了节省汇费，要我坐火车随身带去。那时人民币最大的面值就是10元，四千元的体积还比较大，这是我第一次身边带上这么多现金坐火车出行，整个行程30多个小时几乎未合上眼，生怕有闪失。为避免安全事故，到成都前就打个电话请成都那边的省委宣传部派辆车到火车站接我。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把自己埋在故纸堆里，终于1991年10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陶行知诞辰100周年大会”之际，新版《陶行知全集》得以公开出版发行。
1991年《陶行知全集》算是出版了，但胡晓风、戴自俺、陶晓光和我都因“全集不全”感到遗憾，虽然我1992年5月回到歙县，我们还常为此联络。直到1996年，由于当地水库调度不当造成歙县县城的一大半被水淹没，7月1日早上5点左右水位达到最高，我的住处被水淹到窗户风波顶上。因事先毫无预报和思想准备，我多年积累的资料和图片、照相机、家什全部被淹，幸运的是一家三口逃生。皖赣铁路因此中断运行17天。就在7月10日左右，我接到要我到南京开会研究《陶行知全集》11和12卷编辑事宜的电报。当时我担心能否成行，每天到火车站去问何时能通车，终于在7月18日，我上了恢复通车后的第一列慢行的火车，穿着曾被洪水浸泡过尚有难以清洗干净印迹的衣服到晓庄国际学校参会，当时胡晓风、罗明、吕长春、吴树琴、屠棠都已先到了，大家知道我的情况都很关心。胡晓风告诉我为了让我能到会他费了很大力，与各方面打电话，最后与管德明联系才落实，所以我接到的电报是管德明打给我的，记得当时那篇电文如同命令那样毫无变动的余地，要求陶行知纪念馆予以支持。后经大家努力，第11卷1998年出版了，第12卷到2002年才出版，胡晓风任11-12卷主编，邀我任编委。
在第一个十年里，我学习、调查，装进一脑子问题。研读陶行知，更重要的是践行陶行知思想解决当下遇到的问题。因为工作需要，陶行知先生所著文章，我都看过五遍以上，其中一部分文章看过不下几百遍，但并不是机械重复地一遍遍阅读，而是在教育研究、教育实践中遇到具体的问题时再有针对性地查阅、思考。
五、在调查、实践、实验基础上开展理论研究
在认识到陶行知的目标是“止于人民幸福”创造理想社会后，我确定研究陶行知旨在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让民众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一直在大量调查、实践和实验基础上对陶行知进行理论研究，直接参与安徽省行知中学开展“立志，修身，求知，创业”的实验的设计与实施，取得较好效果。
在注重实验的同时，我从未放松对陶行知乃至整个教育的理论研究。根据文献统计，截止2000年底，在所有以陶行知为题的研究文章中，作者发文频次依从高到低的次序为：胡晓风，76篇；斋藤秋男，50篇；戴自俺，36篇；周洪宇，34篇，方明，33篇；方与严，31篇；胡国枢与我用储朝晖和笔名“晓陶”所发的文章均为30篇[ 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图书馆编，《20世纪陶行知研究资料索引》，个人作者索引，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461页。]。虽然不同文章有深浅长短之别，这个数据还是能显示2000年前我在理论研究与宣传上处于陶行知研究的前沿。由于具有理科的基础，我的研究范围涉及很广，包含了陶行知与郭沫若等人的关系、陶行知与图书馆建设、陶行知与印度、陶行知与内蒙古教育、陶行知与基督教关系、陶行知文章学思想、陶行知与戏剧、陶行知的人口思想等多方面内容，在当时的陶研学人还在关注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时候，便从跨学科的角度在梳理陶行知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被同行认为研究思路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前瞻性、跨学科性，走在了陶行知研究的前列。
这段时间，我的理论研究重点是生活教育理论，自认为将生活教育理论用数理公式简明表示出来是一项有创意的工作。1988年1月18日汪永铨先生看了我的成果后说：“我个人读了您的文章后很高兴。因为我觉得教育科学的发展是需要像您这样敢于跳出传统的某些框框提出新设想的，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也是非常需要的。”[ 储朝晖：《中国教育再造》，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224页。]我的另一个研究重点是陶行知与基督教。我专门到到屯溪的教堂里要了一部《圣经》，花了一年多的空余时间阅读并写出长文《陶行知与基督教》，认为“他是基督徒，又不是基督徒”[ 储朝晖：《陶行知与基督教》，《金陵神学志》，1998年第1期。]。还有一个个性化的研究就是戴震与陶行知。戴震在隆阜的故居就坐落在我上学的徽州师专校园内。当时学校成立了戴震研究会，主要是一些老教授们发表研究见解，我也参与其中，对戴震的整个思想脉络有了初步了解。戴震勇敢地反对当时在徽州影响极为强大深刻的朱熹的理学，反对“存天理，灭人欲”，主张“达民之情，遂民之欲”。陶行知公开表达生活教育就是要“达民之情，遂民之欲”，在哲学本体论上继承了戴震的思想。我经过认真研读、对比戴震与陶行知的生平与著作，从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的视角写出了《世纪轮：戴东原·陶行知》一文，带到1996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陶行知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这篇文章阐述近三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由亲官转向亲民亲物亲赤子，由宣扬天理治民到遂民之欲，达民之情，由单纯求知到行以求知知更行”[ 储朝晖：《世纪轮：戴东原·陶行知》，载周洪宇等编：《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页。]，实现了寻古到问今的转向。此外，我还研究了陶行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从人口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陶行知的人口思想，为人口质量提高及人口问题解决都提供了思路。[ 储朝晖：《论陶行知人口科学思想》，《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第二个十年经过酸甜苦辣，没有泪水，只有更强的信心和决心。我依据陶行知注重践行的精神做实事，形成了在大面积的实地调查基础上感悟的研究方式方法，力求把文理融合起来。
六、创立北师大研究生陶行知研究会
2001年进入北师大读博士。由于当年北师大的博士新生安排住在大运村，要等大运会结束清理完才能入住，所以我们在9月20日左右才到校报到。报到后，我抽空就到原来熟悉的人和地方转一转，遇到几个人都提出在北师大研究生中建立陶行知研究会。
接下来的动作很快，一开始是我和教育管理学院研究生陈启刚邀约一些人在北师大团委办了注册登记，于是，北师大研究生陶行知研会就成为经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学术性研究社团，其宗旨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学习陶行知献身、开拓、求真、创造精神，研究包括陶行知思想在内的中外教育思想理论，并结合中国教育现实问题，开展应用性和实践性研究，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贡献。2001年11月28日我们开了成立会，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副会长梅汝莉教授、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铁城和北师大博士生导师、著名教育史专家王炳照先生到会给予鼓励和指导。大家推我为会长，陈启刚为秘书长，会员总数20余人。接着我们以北师大研究生陶研会的名义申报了题为 “多维视野中的陶行知”，并获准立项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十五”教育科研课题（编号TSW1002）。研究会成立后，我们先后邀请多位专家作报告，如山西师范大学陈德安教授作了“荀子的道德教育思想”的报告、华中师范大学杨汉麟教授作了“欧洲九国教育观感”的报告。
2002年9月16日新的研究生一报到我们就贴出海报征集新会员，报名的人很多，会员总数增加到65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的留学研究生。10月18日是陶行知诞辰111周年纪念日，我们召开了“纪念陶行知诞辰111周年暨欢迎新会员大会”，考虑到陈启刚即将硕士毕业离校，增补张蕊与陈启刚一起任秘书长，并增补了理事组成新的理事会。大家就陶研会的发展纷纷献计献策。《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02年11月10 日第2版报道了会议消息。10月23日，北京大学曲仕培教授应邀作了“北大名师治学精神”的报告。10月30日我自己为各位会员作“创造理想社会——陶行知的追求与我们的追求”的讲座，使新老陶友更加深刻的理解了陶行知的精神。
2002年11月28日，北师大研究生陶行知研究会为纪念成立一周年，特邀著名的道德教育研究的专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朱小蔓教授来校做了题为“道德教育改革研究的趋势”的报告，报告深受广大陶友和同学们的欢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在2002年12月20日第4版刊发了会议及报告的消息。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编的《爱满天下》2002年第6期中报道了北师大研究生陶研会成立一周年的消息，《生活教育》杂志刊登了师大陶研会的介绍和朱小蔓的讲座纪要。
北师大研究生陶行知研究会还与中国人民大学等北京主要高校的陶研会一起进行了多次交流与活动。2002年11月28日，陶研会主要成员参加了北京信息工程学院陶行知研究会发起组织的大学生支农讨论会，与北京主要高校的陶研会一起进行了交流。
2003年3月26日，邀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孙开键教授作了“美国测试有效性的概念和范围”的讲座，2003年11月29日邀请北京大学教授陈洪捷做报告，2003年12月4日邀请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做报告，2004年3月4日邀请南京江浦行知小学杨瑞清校长做报告。根据2003年10月18日的会员名单，会员总数为70人。考虑到我将于半年后毕业离校，2003年11月12日产生了张蕊任会长，章建石任秘书长，李泳敏、李培利、蒋文学、周慧梅、张天雪、向帮华、贺婧为理事的理事会，我作为前会长在校期间仍参与活动。从2005年开始我担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继续兼职做陶行知研究。
七、用陶行知研究推动教育改进
我在跨进陶门第四个十年，有所积累，套用顾准在临终时的话说，我“感觉眼前，全是金灿灿的麦子，等着收割呢”。我更感到通过专业的方式改进中国教育的责任重大，于是在2011年12月发起恢复重建陶行知曾任主任干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旨在继承教育先辈的遗志，以专业的力量推进教育完善、教育家办学、高考招生制度的完善，解决各种教育问题，集中精力推动自己认准了的教育改进和第三方教育评价，致力于把教育办得更好。截止2020年底，发表论文200余篇，评论300 多篇，已出版教育专著500 余万字。
这10年中，我的陶行知研究聚焦陶行知与晏阳初、郭秉文、张伯苓、胡适、杜威等人的思想关联与交往。20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将我多年写的陶行知研究的各种文章结集为《多维陶行知》出版，陶行知毕生的思想实践可概括为“民主第一，自由始终；行动一生，创造其中”，从多维认识陶行知，不只是还原历史，还旨在呼唤现实。他创造的生活教育理论、民主教育和创造教育理论完全没有过时，他所坚守的民主、自由、创造、爱满天下仍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依然是中国社会至今尚未跨越的路标和尚未达到的境界。
我陪伴着陶行知研究走过了40年，被同行认为“最大特点是‘新’”，“总能够找到他人尚未涉足或涉足未深的研究领域。”有专家谬赞我为后学开拓了研究的思路，给后人指明了一条不再仅仅立足于教育学的陶行知研究体系，“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前瞻性，走在了陶行知研究的前列”“陶研思路广，在跨学科领域很有创建，开创了多个新陶研领域”[ 刘大伟：《承继与嬗变：陶行知研究的学术谱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2-97页。]，从编撰川版《陶行知全集》到在各领域研究的不断创新，以及参与各类机构组织宣传陶行知思想，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走新陶行知之路。
研究陶行知、学习陶行知关键要学到陶行知培养学生的生活力、创造力、改造社会的精神之类的内涵本质。一些打着陶行知名义活动的个人和组织也常常由于对陶行知的无知以非陶行知的观念绑架陶行知，还大行其道。把陶行知当成牌子、工具或神是对陶行知精神的亵渎。把陶行知当成自己的老师，自己的朋友，站着和陶行知对话才是真学陶行知；跪拜在陶行知的面前，仅是念念有词，写文章、开会、喊口号，把陶行知捧得高，划到某个圈子，关到某一个笼子里当成一个玩物，什么事情也不干都是假学陶行知，亵渎陶行知。要用陶行知的精神和理念，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做事，不断去解决新问题，去生成现实中自己的创造力，不断地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40年，我最深刻的动力在于受陶行知“爱满天下”教诲所养成的爱心。我不断积聚爱，虽难以企望爱满天下，但这种爱确实是在一天天增大，能关照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教育所失以及未能尽善之处，促进更多的人通过教育走向幸福。40年，我坚守住了真诚。无论是对陶行知等历史上的前人，还是对当下爱我厌我的人，我一律坦诚相待，不谄不贬。面对40年来教育发展与问题并行，有的问题更为严重的局面，我志于教育改进心更切，志未移。虽然教育改进程度远落后于期望值，但我仍要以求知知更行。行文至此，不禁感慨：志求优教四十年，别却仕途与商圈。上穷史迹三千载，下察实况逾千县。教育病痛心如镜，改进行动身处先。忍看童少非健长，敢问上苍借寿延？
本文来自《中国教育科学》2021第3期
作者：储朝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