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天，我由小学考进刚复办的（广东省梅州大埔县）百侯中学，正好陶行知先生派了一批生活教育运动骨干前来候中。他们实施的是陶先生的生活教育主张，推行的是生活教育学说，甚至许多标语口号、教学方法、生活日程也都是从晓庄师范移植过来的。因此，陶先生虽然没有到过候中，他的精神、思想已在候中陶冶着这些山乡里的青少年了。
对我们来说，陶先生最初最大的教诲与影响是他的教育哲学。陶先生的许多对联被老师们书写出来，贴在学校的门楹上，振聋发聩，动人心弦。譬如：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以宇宙为学校；奉真理作宗师。”
“亲民亲物亲赤子；问古问今问未来。”
以往的老师哪一位曾经以如此博大的气魄、睿智的语言，引导我们从学校的院墙内走出来，走向世界，走向人生，走向未来呢？没有。陶先生就这样一下子把我们引导到一个广阔的天地去了。
不仅如此，陶先生还尖锐地提出教学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他的教学主张是“做上教，做上学，教学做合一。”他的联语说：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大事必闻，小疑必问，方算学生。”
“与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向稻粱粟麦黍稷下功夫。”
他的诗歌说：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所有这些都充满着实践精神、实干精神、战斗精神。就是在这种战鼓催征般的情况下，我十二岁开始读初中；十三岁只身跟一位老师利用暑假跑到上海，见到了陶先生，并在他的鼓励下，把这段经历写成《小先生的游记》出了书；回到候中又读了半年；十四岁与另七个同学闯荡广西，后又转去上海，进了陶先生创办的山海工学团，并在那里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左翼教联”；十五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陶先生的教育学说为我搭桥铺路，我是不可能在这样幼稚的年龄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上海先后与陶先生有了接触，他的人格光辉就更在我的心头闪着光芒，永不熄灭。有几件事一直激励着自己。
一件是前面提到的写书的事。我们从汕头搭船赴上海时正巧碰上台风，三天的航程走了七天，是从九死一生中拼搏过来的。当时他听了很感动，认为此行多难，鼓励我写出来。我便把在路上和在上海的所见所闻用日记体裁写了送给他，随着便回乡继续读书了。没想到陶先生竟然题了书名送儿童书局出版。因书中提到“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后还被国民党列为“禁书”。虽然如此，至解放前仍再版了十二次。这并不是我有多大能耐，而是陶先生看到自己的教育主张在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身上起到了作用，给予的鼓励，但对我来说却是走上革命道路的巨大推动力。
第二件是他的献身精神。1935年我第二次到上海时，曾在陶先生处住了一个多月，亲眼看到他为生活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经常灯火通明到三更半夜以后。他靠卖文、卖字、卖讲来筹措经费，生活却极艰苦。我常跟他到路边大饼油条摊去吃“早餐”，他吃完便上电车赶路去演讲或开会了；有时，因为仅有的两毫银角子是铜的，坐不了电车而走路回来。再后，我住到山海工学团，他每个星期天一般都前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同时请救国会的许多学者名家如邹韬奋、钱亦石、章乃器、李公朴、薛暮桥、杨莼、钱俊瑞等，对山海全体同志作演讲。山海有地下党组织，又得到名家的悉心栽培，便成了党和救国会在农村的一个阵地。陶先生是用了极大心血来培育这些青少年的。我的一点社会科学常识就是在这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学得的。陶先生在抗战中期为百侯中学写了校歌，其中说到“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陶先生自己是这样教人的，他的学生也努力学陶师陶，这样来实践他的教诲的。
作者：杨应彬 (1921-2015，广东大埔人。陶行知在上海创办工学团时期的学生。革命家，作家。著有《小先生的游记》，散文集《岭南春》《春草集》，论文集《碎砖集》，诗词集《东湖诗草》《东山浅唱》《东廓吟鞭》《金华集》，另有《杨应彬作品选萃》《杨应彬文集》等。)
此文来源《老同志生活》2003年第7期。原标题《怀念我的三位老师》（另两位是程今吾、王洞若，皆系晓庄师范学生）。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