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紧紧连接着过去、当下和未来，更在于它既是能够被科学认知的“客观”，也是体现个体思想和情感的具体知识。今天我们谈及的“历史”二字，当然不仅指谓那些自然发生、已成过往之事，历史作为一个系统，还让我们通过绵延至今的诸种可感的对象，来发现它内在的延续性和有效性，并对眼前的一切作出必要的价值判断和预期。
良史与信史：秩序的建构和维护
中国具有相当悠久的史官传统，甲骨卜辞已见“史”字，其像手执笔记事，“事”亦从“史”，且字形近似。“史”，既谓史官，也指史书。要保证所谓“君举必书”“慎言行，昭法式”，就须要求史官是“良史”、史书是“信史”。故有文字学者训“史”字从“又”持“中”，应当“书记事物”而不失“中正”，足见人们对良史与信史有所期待，更借以强调“史”的严肃性、公正性、权威性和神圣性。
春秋时期晋国太史董狐，即因能够秉笔直书而被孔子盛赞为“古之良史”，齐国太史兄弟为给后人留下信史，更悲壮赴死。文天祥在《正气歌》中热烈歌颂齐晋良史，正气赋予历史超越于世俗权力和价值的人文性，这使得历史在某些时候更近似于宗教信仰。
良史和信史，实际是在建构和维护一种秩序，或曰“终极依据”。任何文化在面对基本观念和主体意识的问题时，总会依据某些原初性的系统加以诠释和演绎。知识和思想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趋于丰富和复杂，“传统”变得岌岌可危，“当下”产生了许多不可抗拒和预料的裂变，这时，历史及其叙述者需要重申那些“道”“德”“理”“法”所代表的稳定性，由此发挥它的影响力。
鉴往知来：他者监督与自我约束
学者饶宗颐指出，近东古史多呈现为胜利者的自我表扬，如波斯之最高王者动辄自称“万王之王”，像这样的历史记录，仅是为胜利者服务，而中国则不然，比如楚先王公卿祠庙图绘天地贤圣怪物行事，以存鉴戒，其渊源则是伊尹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这正是中国史家的优良传统，不容忽视。
历史传统之“往”的可知，又为后来史官据实记录评述君主言行提供了心理支持和行动依据，从传说中伊尹分人主为九等，到楚先王公卿祠庙图绘以存鉴戒，再到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谓的“诬上”，都可视为对君主构成的一种监督和舆论压力。据《资治通鉴》载，唐太宗曾问谏议大夫褚遂良可否观览自己的《起居注》，遭到后者拒绝，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褚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
唐太宗不愧一代英主，他认同褚遂良所言，因为他对历史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感慨：“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看到古代王朝兴衰，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以此约束自己不善的言行和政令，才有令后人称道的“贞观之治”。可见，就当事者而言，历史绝非仅是有关过去的知识，它实在能够助力预见和创造真实的未来。
“青山青史各千年”：记忆的永恒
历史从不超越于人们的现实而存在，生活本身就是历史，我们思考的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及其结果，都笼罩在“历史”之中。研究历史、写作历史因此变得有意义，历史天然应当获得我们的重视。古往今来的历史学者们，大多有着极强的洞察力，他们看到历史中贯穿始终的那种永恒性，因而自信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实际也依赖于有着共同生活经验和记忆的集体的“公心”。
元人王鄂在一份奏折中申说编修辽史和金史的重要性：“古有可亡之国，无可亡之史。兼前代史书，必代兴者与修。盖是非与夺，待后世而可公估也。”国（王朝）在史的面前，显然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时段，历史的存在是永恒的，而有关这个永恒的叙述，需要一种“公估”。历史不可随着王朝以及民族国家的覆灭而消亡，也成为历史学者的共识。陈寅恪曾总结，前代学者的学问人品虽不能一概而论，但他们心中存在“国可亡而史不可灭”的共同观念，却是不言自明的，他又说道：“国亡然能有史，则殷鉴不远。从善去恶，国可再建。如无史，何所鉴戒？何所取法？华夏民族无从因袭，将不复存在矣。”历经神州陆沉的变局，陈寅恪考虑最多的早已不是个人的安危荣辱，而是国家兴废和国史存亡的重要议题。
“一春旧梦散如烟,三月桃花扑酒船。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这是《台湾通史》的作者连横在泛游杭州西湖时写下的一首绝句，生活、自然、历史，在此浑融为一，历史最易引起人们兴感，它与山川日月一样永恒不灭，它又在不断警醒和提示我们的同时，制造出许许多多的“意料之外”，正像是飘散如烟的“一春旧梦”，既真实不虚，又迷幻如影。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