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巨额债务已成为制约高校发展的重要因素，个别学校甚至资不抵债，‘破产’隐患凸显。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将很有可能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一场深刻的危机。”全国政协常委、江苏省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坦言他对高校发展前景深为忧虑。
高校贷款“黑洞”
同样为高校巨额贷款担忧的还有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两人都有过在高校工作的经历，他们不约而同地提交了解决高校巨额贷款的提案。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2005年以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亿~2000亿元，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贷款。
有调查认为，中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到2500亿元。
“高校债务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目。”邵鸿说，除去银行贷款，许多债务是通过工程建设方垫资和一些单位的投资，保守估计高校债务4000亿元。
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投资规模50亿元、广州某大学城总投资120亿元，江苏等地一些大学城投资最少也在40亿元到50亿元。
截至2005年8月，四川省各银行向高校发放各项贷款52亿元，湖南省25所高校目前有中长期贷款近百亿元，校均负债近4亿元。
邵鸿曾任南昌大学副校长，也是该校新校区建设的总指挥。据他所知，南昌大学、广东工业大学、郑州大学负债均在20亿元以上。
赤字运作的高校并没像原来预料的那样顺利——凭借扩招来偿还贷款，而出现巨额贷款无法偿还局面。
极度扩张之后，高校贷款后遗症随后出现，高校经费有限，贷款期限较短，无法短期还贷，部分高校贷款规模大大超出经济承受能力，无力偿还贷款，随着国家调高银行利率，一些学校甚至连利息都还不起。
经费紧张已经影响到高等教育质量，一些高校为了还贷，不得不压缩学生经费、办公经费，许多学校学生开不了实验课，没钱实习，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
高校究竟有多大的偿还能力？朱永新算了一笔账，学杂费和国家财政拨款是高校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中，财政拨款基本上用于学校人员工资的支出，不可能有结余；收取的学费中，国家明文规定必须不少于25%用于返还学生，不少于20%用于弥补教学经费的不足，不少于1%的比例用于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只能将54%的剩余学费收入用于贷款的还本付息。
朱永新说，即使将学费剩余54%全部用于还贷，对于规模巨大的高校贷款本息来说恐怕也是杯水车薪。
邵鸿介绍说，南昌大学负债20亿元，每年利息就要1.1亿元，全校收入不到3亿元，每年仅够付息，采取用新贷款偿还旧贷款的办法维持债务。当地政府为了让学校还贷，出台政策，允许学校对在新校区上课的学生加收50%的学费。学校把2.5万名本科生都转移到新校区，然而高学费同时带来一个另一个后果，学生负担过重，交不起学费，学校每年有3000多万元学费无法收回。
朱永新认为，凭借高校自身的力量在规定的期限内还本付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银行在向高校贷出款项之日起，这些贷款就注定会成为不良债权。
谁的责任？
高校贷款始于1999年。当时，高校因大幅度扩招面临教育教学资源严重不足，而国有商业银行面临无处放贷，信贷资金库存面临巨大的窘境。
而此前，高校办学长期恪守量入为出的原则，靠贷款筹资办学的方式高校并不认可。1995年~1999年间，在教育部所属的34所高校中，整体负债额不高，平均不到 1900万元。
朱永新委员认为，高校贷款是地方政府默许、鼓励，甚至强迫高校的结果。
朱永新说，为鼓励高校贷款，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国家在发放教育国债资金时，都要求地方政府和高校必须给予相应的配套资金，“对配套资金确实不能到位的项目，要视情况，调减资金”。为了得到补助，高校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只好向银行贷款来筹集配套资金。
据调查，凡是教育国债资金安排的项目，其总投资中要求当地政府及高校配套资金必须达到2／3以上，但大部分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而未予配套，高校的配套资金主要靠贷款融资。
例如，宁夏大学利用教育国债11965万元投资建设的项目中，地方主管部门仅配套700万元，而学校自筹的2368万元配套资金则大部分依靠向商业银行贷款解决。
扩招之初，许多大学校长对贷款办学比较谨慎。此时，一些地方政府向高校承诺将在未来协助高校偿还银行贷款，具体的补助方式有政府全额还本付息，高校还本、政府还息以及高校还本、政府部分贴息几种。
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也持同样的观点。朱永新在3月6日举行的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上说，高校为政府承担了责任，扩招后，全国高校共投入5000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仅有500亿元，其他都是高校通过贷款和收费解决的。
在3月7日举行的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上，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认为高校债务是政府造成这一说法并不全面。他说，高校贷款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高校贷款从客观上有扩招的原因，中央政府已经投入了许多资金，但地方政府没有资金支持，致使高校运转出现困难，高校只好通过银行获取贷款缓解压力。
有专家认为，高校把债务都推给政府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说法，高校贷款有中央政府责任，但实际上也是高校、地方政府、银行三方共谋利益的结果。
“扩招—贷款—再扩招”恶性循环
在国家实行扩招政策后，三方各打自己的如意算盘。
高校欲借扩招实现跨越式发展，扩大办学规模，许多高校凭借着新房子、老教师和人数众多的学生顺利地升格为大学，盲目增加了学科门类，出现了“不管工科、理科院校，都有新闻传播学和广告学的怪现象”。
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更高，不少地区的官员把城市管理和市场运作等手段运用到高校管理，不惜投巨资开发“高校园区”、“大学城”，希望利用高等教育的发展拉动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甚至是拉动一座城市社会、科技、教育的综合发展。于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毛入学率”、“万人大学”就成了地方政府夸耀的政绩。另一方面，学生家长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急切需求，迫使一些政府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银行则是找到了一批没有大风险的大客户，放心地为高校贷款。
扩招伊始，教育部提出，“要大扩招三年，使高校招生人数翻一番。”1999年高校在校生413万人，2001年达到719万人，招生规模已经从1998年的108万人增加到2001年的260万人。
2002年教育部就提出，由于教学资源、后勤服务设施都达到了一定的饱和状态，扩招进入调整期，每年的增长率将控制在5%~10%。
高校、地方政府、银行三方在各自的利益驱使下，扩招像脱缰野马。
2003年教育部招生计划为335万人，而实际招生382万人，多招47万，此后持续几年均多招数十万人。
199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预算内教育拨款为420亿元，2004年达到1047亿元。扩招以来，每年递增超过100亿元。
如此加大力度的扩招，中央政府拨款无疑是杯水车薪。贷款扩招，扩招再贷款，高校在贷款泥潭中越陷越深。(记者：李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