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丙奇
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近日痛批名校掠夺教育资源，指责部分名校硬件设施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高校，但巨大投入没有相应价值的产出。洪可柱草拟的“建议”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舆论广泛关注。我们认为，洪代表的话，说出了当前高等教育的一个尴尬处境：国家为少数高校投入了大量资金，并给予了众多政策优惠，但却没有收获到相应的成果。
对于洪可柱的话，教育部主管部门或许并不认同。在主管部门看来，对于少数高校的重点投入，正是中国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可行路径。主事者还有案例可以借鉴：日本当年就是将相当比例的高等教育资金投入到东京大学，然后将其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
对于洪可柱的话，被批评的高校领导或许也不以为然。许多学校认为自己并没有如大众议论的那般富裕，甚至认为国家的投入相对于建设一流大学的需要来说可谓捉襟见肘。在过去两年中，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就曾在多种场合回应社会舆论。有舆论认为北京大学获得了每年6亿元的政府投入，已经算是十分富裕，但许校长却称北大刚刚脱贫——理由是，相对于世界一流大学每年一二十亿美元的开支来说，北京大学现在的投入确实并不多。
有不少学校还表示，当前的问题是因为钱并不充足带来的——如果学校有充足的资金，就不用想法去筹钱（如去贷款、去炒股、去办产业），就可以聘请一流的教师，就可以让教师无后顾之忧地干自己想干的事。当然，这样的观点不大容易被多数民众所认同，因为学校的许多问题并非由于钱不够造成的。
这正是中国高等教育中一个尴尬的真实现状：政府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正确，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确实需要资金，但国家不可能把每所大学都建设为世界一流大学，也不可能对所有大学给予均衡投资，所以选择少数学校重点投资建设是必然选择。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家才启动了“985工程”（第一批高校9所，目前发展到35所）重点投入，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每年获得6亿元投入，复旦、上海交大每年获得4亿元投入，这些学校被期待实现跨越式发展。
既如此，部分名校为何屡屡遭受指责呢？问题就在于，部分高校办学中出现了严重的乱花钱的现象，结果导致了国家再多的投入也会打水漂——对于这样的资源投入，部分高校无疑就是在利用人们的一流大学梦想掠夺资源。而高校乱花钱有多种表现方式。
首先，国家的不少投入没有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如发展教学与科研），很多学校是用来建设校园、美化景观，考虑建楼堂馆所，这显然是学校的办学理念落后，且政绩思想突出所致。
其次，部分高校虽用投入的资金来提高教师待遇，但真正工作在第一线、从事教学与科研的人员待遇，往往没有得到多少实质性的提高。比较而言，不少拥有行政职务、有资源配置权的管理者却大获其利。如此，投入增加没有增加办学凝聚力，却制造了校内的不公平，还带来教育的腐败问题。
另外，增加的投入在某种意义上助长了大学里的功利氛围。由于大学的资源配置权掌握在行政官员手中，而不少行政官员在办学过程中，过于强调其政绩，因此，一系列不合理的政绩指标纷纷出台，如专利数、论文数、课题数，要求教师必须达到方可“兑现”待遇。可以想象，这种环境中的教师，挣“工分”换薪水已经成为头等大事，谁还会有多少心思去履行社会责任？这样的大学，怎么可能有洪可柱所期待的“相应有价值的产出，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新方面以及为全人类贡献普适的价值和思想”呢？
多年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教育界的一大梦想。我们并不质疑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路径一定的合理性。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使得这种资金投入更为有效？从眼下中国高等学校现实看，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来改变尴尬局面。
其一，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淡化高校负责人的行政色彩，让高校领导真正操心教育发展和学术发展，这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中国大学拥有再多的钱也无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北大、清华们所列出的20年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只会是空想。
其二，引入高等教育发展竞争机制。名校当是靠市场竞争获得其地位和声誉的，不应只靠国家政府部门授予、评审出来。因此，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必须有淘汰机制。某些学校不是理所应当地就该获得国家的大量投入，如果其花了国家大量投入却不见效益，就应该从重点投资名单上除名，而让办得更好的学校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