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中国现代影响最大的教育家之一，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个派别的领袖。1919年7月，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一些学者认为他反对一切理想，反对一切主义，对他提出批评。胡适说这些学者误会了，他并不反对一切主义，而且非常重视理想的作用，“极力恭维理想”。[2]那么，什么是胡适当时的理想?什么是胡适的主义?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一个问题。
现在二十世纪即将过去，世界各地的巨大变化给新文化运动中不同观点的合理性问题提供了许多出人意料的回答。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文重新研究胡适当时的主张，重新讨论教育家和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应起的作用，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一、“再 造 文 明”
胡适的理想是民主主义。他在美国学习和生活多年，学过美国政府和政党课程，1912和1916年大选他都到竞选集会和投票站调查，他还是美国学生组织的骨干。胡适是当时最了解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中国人之一。鼓吹“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是对袁世凯等人反对民主，企图复辟帝制的行为进行批判。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比《青年杂志》创刊还稍早一点，在这年的9月1日，胡适就在美国用英语发表了《中国与民主》，对袁世凯进行猛烈的抨击。他写道：“少年中国信仰民主”，袁世凯称帝的企图“将不可避免导致他最终的垮台。”[3]
胡适指出：“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民主”。[4]民主是人民作主，是由人民中的多数决定国家或其他事务。这样的思想最早产生在古希腊，然后在西方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没有的。中国古代有“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主张。[5]但民主是多数人作出决定，而不是听取多数人的意见。专制统治者也可以先广泛听取意见，然后作出独断的决定。这样的决定即使符合多数人的意愿也不是民主的决策，何况专制统治者对民意的理解未必正确，更何况他可以完全不顾多数人的意见。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建立了号称民主的共和国，但大多数中国人却不真正懂得什么叫民主。胡适写道：中国的广大青年“长期怀有共和的梦想，却不知道共和的确切含义”。[6]
中国人民不熟悉民主主义，那么顺理成章的结论似乎是中国不能马上实行民主制度，应该由领袖对人民进行民主教育，等人民懂得民主之后再实行民主。但是，如果不实行民主制度，人民就不能选举和撤换领袖，怎么能保证领袖是民主主义者？如果不实行民主制度，领袖就可以用专制的手段压制民主观点，那么又怎么能进行民主教育，怎么能实现民主？因此，以人民觉悟低为理由反对实行民主是不合道理的。胡适写道：“正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民主，所以她必须立即推行民主。”[7]
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但缺乏民主主义，而且有大量反民主的宗法专制思想。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就要批判旧文化，宣传新观念，创建民主制度生存的思想文化基础。1916年1月，胡适在美国表示，希望“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8]“一张苦口，一支秃笔”八个字，表明他对困难有充分的估计，准备进行艰苦和耐心的工作。没有先进知识分子坚韧不拔的努力，中国自然是顺着专制主义传统的斜坡滑行。胡适说：“1917年7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9]
胡适的一大毛病是经常讲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话。“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讲法太引人注目了，使不少人忽视了胡适的真正意图是要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建设思想文化基础。胡适大力提倡“文学革命”，因为他看到如果广大人民都是文盲，就难以参与民主政治。而要普及教育，就要用通俗的白话文取代难学的文言文。[10]1917年胡适回国后初次在北京大学讲课，就用全新的办法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被学生们称为“思想造反”。[11]他还通过翻译、邀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在全国各地讲演，热情宣传新思想，激烈批评旧文化。由于胡适的积极努力，他在二十七八岁时，就成为全国几个声望最高的学者之一。程天放回忆说：当时“青年知识分子一提到他的大名就激动不已”。[12]
胡适把改造人们思想看得比直接同腐朽统治者作斗争更重要。他说：当时的政治确实太坏了，“但我们决不可忘记这（是）二千年思想文艺造成的恶果。”“打倒今日之恶政治，固然要大家努力；然而打倒恶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艺里的‘群鬼’更要大家努力！”[13]1919年，胡适在一篇用英语发表的文章里指出：“不要说安福部，不要说上海举行的国内和平会议，不要说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小政治阴谋——我们还有教育群众、解放妇女、改革学校、发展国内工业、改造家族制度、反对旧的和过时的观念、废弃荒谬有害的偶像，以及纠正许多社会和经济的错误等事情要做。正是通过这些新的活动途径，带着再觉醒的希望和活力的少年中国正在为中国的民主重建一个新的基础缓慢而稳步地工作。”[14]
在新文化运动阵营里，有的学者不同意胡适的观点，认为不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夺取政权之后，一切问题都会得到根本解决。以俄国为例，十月革命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解决了。”[15]胡适却认为，俄国革命实际上并没有根本解决国内的问题。[16]俄罗斯在二十世纪发展的历程表明，胡适的判断是正确的。制度是人制订实行的，没有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没有民主制度。俄罗斯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按照逻辑，暴力行为并不能导致新的思想文化基础的建立。
贫苦的朱元璋夺取了政权，但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社会。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统治，也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民国刚刚成立，蔡元培就指出：“此次革命，实专属民族问题，于政治上排去满洲亲贵之权力而已。清代汉官之流行病，本未曾动，望其一时焕然更新，谈何容易。”[17]因此，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清除专制主义的传统，创建民主制度能够生存的新的文化环境，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再造文明”。[18]旧传统在现存社会中根深蒂固，只能一点一点地铲除。主要希望应该寄托于正在吸收各种知识的新一代。如果通过耐心的宣传教育使青少年接受了民主主义，中国的民主化就有了基础。胡适说：“建立公正高效的政府没有捷径可走。……[革命者]希望通过革命的捷径来实现这个目标。而我个人的态度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教育人民。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下能够进行建设的基础。’”“这必然是个缓慢的发展过程，……但这个缓慢过程是唯一的出路”。[19]
看到这一点，有利于理解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态度。他不是政治革命家，因为他认为，没有合适的文化条件，暴力革命并不能给中国带来民主。他是新文化的建设者。他准备作长期的、坚韧不拔的努力，所以，他一方面认真进行学术研究，认真进行课堂教学，成为一位受尊重的名教授；另一方面在学校里、在社会上为创造一个新文明而呼喊和写作。
二、等 量 自 由
民主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多数人也可能会作出错误的决定。英国思想家波普提出了著名的民主悖论：如果多数人选举一个独裁者作领袖怎么办？[20]因此，在各种情况下，都应该允许人们，包括反对多数人意见的少数派，自由地提出批评，公开地宣传自己的观点，不然民主制度就难以保持它纠正自己错误的能力，甚至可能被完全摧毁。民主主义需要自由主义的配合。
胡适在美国学习时，曾多次在日记里写下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一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但不侵越此界，则个人得随所欲为。”[21]这条原则运用在思想文化方面，就是主张每个人都有宣传自己观点的同等权利，任何人都不应压制别人这样的自由。
自由主义十六七世纪产生于西欧。原来西欧中世纪的基督教是统一的，判断信仰是否正确只有一个标准。宗教改革运动造成了基督教的分裂，持不同信仰的教派进行了残酷的战争。于是出现了主张不同观点互相宽容的自由主义。随后第三等级要求限制封建王权、保证人民权利的斗争也促进了自由主义的发展。[22]
中国没有经历这样的历史阶段，也没有产生自由主义。中国历史上有脱离尘世追求个人自由的思想。但在人们必须互相交往的现实社会里，流行的一直是要么是正确思想，要么是错误思想，对错误思想绝不能姑息迁就的态度。
这导致了新文化运动阵营内的又一个重要分歧。陈独秀坚信“文学革命”是正确的，主张剥夺反文学革命者的发言权。他对胡适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23]但如果有人问：陈独秀他们只是一群书生，怎么能不让别人发表不同意见？结论只能是争取有势力的人支持，或者自己发展具有强制性的势力，压服对手。但是，你认为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别人也很可能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按同样的逻辑，他也可能争取有势力的人支持，或者自己发展具有强制性的势力，剥夺你的发言权。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原因是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缺乏逻辑一致的观念，没有把问题想到底。
胡适在美国学习时，对逻辑一致性问题有很深的体会。[24]他认为正确的原则必须适用于任何人，每个人在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都是平等的。要使反对者接受自己的观点，不能用不准别人发表意见的办法，只能靠努力发展和宣传自己的观点，使反对者自愿放弃他的见解。胡适对陈独秀的看法提出了批评。他说：“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学，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25]
但是，在现实生活里，由于社会经历和观察视角等种种差异，即使通过充分的说理，许多人还是不会放弃自己的见解，接受别人的观点。要统一认识，就很可能会破坏思想自由，给民主制的建立和生存造成威胁。因此，自由主义认为一个社会应该允许不可调和的观点和平共存。[26]1922年4月，有人发表文章，对梅光迪和章太炎等人传播反新文化运动的观点表示担忧。胡适随即写了一篇评论，认为不同意见的互相批评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现象，不应该希望所有持不同观点的人都改变自己的想法：“我们不能叫梅、胡诸君不办《学衡》，也不能禁止太炎先生的讲学。我们固然希望新种子的传播，却也不必希望胡椒变甜，甘草变苦。”[27]应该指出，胡适这里的主张，和前面引述的他的意见有点矛盾。最雄辩的论证也不一定能使论敌放弃自己的观点。辩论未必有胜负。即使有，失败的一方也不一定心服。如果要使反对者“不得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那就有可能导致使用强制手段。这样，谁胜谁负就不取决于谁的观点更合理，而取决于谁有权势，或者谁有强大的暴力工具。
不可调和的观点在一个社会共存的必要条件，是各派都不使用暴力和威胁手段。如果有人自由地侵犯别人的自由，就破坏了社会的自由。这就是波普指出的自由悖论。[28]因此每人都必须放弃一定的自由，以获得与别人等量的自由。在许多情况下，各派都能提出合乎逻辑的道理，我们很难清楚地证明争论中的哪一种观点是不对的。但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判定，在辩论时使用暴力和进行威胁的一方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一种常见形式是压制不同意见的群众运动。集会游行是现代公民表达言论的基本权利。但人数多，情绪激动决不等于观点合理。如果用破坏财产、伤害人身等手段进行威胁，不许别人宣传自己的观点，不许别人辩解，那就是破坏思想言论自由，就是轰轰烈烈地犯错误。
1925年11月，中、英、日、美等国举行会谈，讨论中国的关税自主问题。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和群众情绪十分激动，连日集会示威。11月29日，有人在北京的集会上指责《晨报》不支持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的激进政策，是“舆论之贼”。于是以学生为首的示威者放火将《晨报》馆烧毁。事后，陈独秀对胡适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胡适回答说：“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不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胡适的论证是很有力的。他说：“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不配谈自由。”[29]要求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基本道理，是认为不同的观点都可能有合理性，因而都可以发展和传播。如果认为某种观点一定正确，其他观点都是错的，结论就是要用一种观点压倒其他观点，那就完全否定了思想言论自由。逻辑一致的原理表明，破坏社会自由的做法得不到纠正，被剥夺自由的厄运就有可能降临到任何人的头上。不幸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学生的过激行为只受到胡适等少数人的批评，却得到社会的普遍赞誉。结果后来强制剥夺持不同意见者发言权的事件不断发生。人们很容易想起，在文化大革命时学生闯进教师家里又烧又砸。但也不应忘记，在反右运动中，学生们也未能幸免：许多学生被说成是“右派”，受到迫害，连申辩的权利都没有。现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中国人民应当清醒地看到，无论如何激愤，无论以什么名义，都不能侵犯持不同意见者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情绪激动时特别容易犯错误。不承认人人享有等量自由的原则，就很可能导致野蛮行为。
那么，能不能用革命理论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问题是任何理论都可能有缺陷，另外任何理论都可能被人作多种解释。如果认定符合某种理论就是正确，违反某种理论就是错误，那就可能有人对这种理论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用它来压制不同意见。在1919年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中，胡适就指出，当时臭名昭著的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也宣称要推行社会主义。胡适主张：“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因为没有理论的指导，对于具体问题很难有深入的认识，也难以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我们只能把各种学说“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用作启发心智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30]最后这句话使我想到一个逻辑问题：革命是一种解放性的行为；如果一种理论被用作束缚而不是解放思想的工具，是否还能够称为革命理论？[31]事实上，以革命为名的理论不一定就是革命理论。经过不同人的解释，一种理论的性质也可能会变化。我们看到，在二十世纪，一种又一种以革命为名的理论被捧为不容怀疑的教条，结果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镣铐，成为逼迫知识分子变节的刑具。
中国人民不熟悉民主主义，又不能由专制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民主教育，要实现民主，就要由人民自己教育自己，由知识分子自由地进行民主宣传。一切先进思想都是对多数人认识的超越，改革的开始往往是对多数人观点的否定。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胡适激烈地批评“服从多数的迷信”，指出：少数人总是对的。[32]在中国建立民主是一场思想改革，思想和言论自由，特别是少数派的自由极为重要。在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的时候，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文章，要求群众运动必须容纳反对派的意见。文章指出：“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政，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以发表。”[33]因为压制反对派宣传自己观点和进行反批评的权利，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界的不少群众运动都掉进了民主悖论的泥坑，结果广大群众参加的“大民主”行为起了发展专制政治的作用。这从反面说明胡适忠告的重要性。
三、余 论
在资本主义经济将世界联成一体之前，东方和西方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由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相对低下，各民族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所在的地理环境。在资本主义经济把世界联成一体之后，各民族越来越多地相互学习。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进步也使人们有更强的能力控制社会的发展方向。
生活不仅包括物质生活，而且包括精神生活。人们希望的绝不仅仅是衣食住行条件的改善。东方缺乏民主主义和社会自由的传统。但在近代，在接触了西方文化之后，争取民主自由就成为东方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这需要进行艰苦的努力。经过长期的发展，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西方已经成为相当严密的理论体系。但怎样在东方实现民主和自由，却需要****和政治家的思考。胡适不是致力于抽象思辩的理论家，他对于民主和自由理论本身并没有创造性的贡献。事实上，他对于民主和自由理论的理解还有一些不够准确的问题，他众多的作品也有前后不够一致的地方。但如果选取其中的精华，我们看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张对于东方国家的民主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胡适认为，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实现民主必须“再造文明”，创建民主制度能够生存的文化环境；在这个努力过程中必须保护思想和言论自由。[34]不少学者认为，胡适的主张必定要失败，因为这样的文化工作是软弱无力的。胡适的确没有成功。但为什么？结束新文化运动，使胡适等新文化建设者不能继续再造文明的，不是原来掌权的“军阀政府”，而是国民党以革命为名的武装夺取政权，和以三民主义为革命正统的文化专制。1927年以后，中国走的是与胡适主张正好相反的道路。因此，并没有证据说明胡适的主张行不通。
历史事实是，在二十世纪，东方各国人民为摧毁专制政治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武装斗争，却远远未能实现民主的理想。暴力工具是有力的，但它只有破坏性力量，而没有建设性力量。要在中国实现民主，教育家和知识分子必须进行耐心的文化建设。这既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又需要有宽容的心态。由于不能在短期内见到成效，而又得不断地进行努力，这还需要真正坚韧不拔的意志。允许各派自由争鸣的文化建设是温和的，但它可以导致最深刻的社会变化。
[1]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学者们已作过许多研究，本文不再重复。请参看李林《还“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本来面目》，《二十一世纪》，第八期，1991年；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257-266页。
[2]
胡适《胡适文存·问题与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册，267页。
[3]Hu Shih, “China and
Democracy,”《胡适留学日记》（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1915年8月18日。此文发表日期据E.
L. Delafield and T. L. Yuan 《适之先生著作目录 ·
英文部分》，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10册，4011页。
[4]Hu Shih, “China and Democracy.”
[5]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贞观二年正月丁巳。
[6] Hu Shih, “China and Democracy.”
[7] 同上。
[8]《胡适留学日记》，1916年1月25日。
[9] 《胡适文存二集 · 我的歧路》，《胡适文集》第3册，363页。
[10]《胡适留学日记》，1914年12月13日；《胡适文存 · 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集》第2册，554页。
[11]《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册，297页。
[12] Jerome 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22.
[13] 《胡适文存二集 · 我的歧路》，《胡适文集》第3册，370页。
[14] Hu Shih, “Intellectual China in 1919,”
周质平编《胡适英文文存》（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1册，98页。
[15] 《胡适文存 · 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265页。
[16] 《胡适文存二集 · 这一周》，《胡适文集》第3册，401页。
[17] 蔡元培《复蒋维乔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286页。
[18] 《胡适文存 · 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集》第2册，558页。
[19] 《胡适留学日记》，1916年1月31日。
[20] 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New York and Evanston: Harper & Row, 1963) , pp.123,
265.
[21] 《胡适留学日记》，1914年9月13日；1914年10月26日略同。
[22]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Introduction,”
pp.xxiv-xxvi.
[23] 《胡适文存·寄陈独秀》附录，《胡适文集》第2册，26页。
[24] 参看《胡适留学日记》，1914年10月26日、1916年1月27日。
[25] 《胡适文存 · 答汪懋祖》，《胡适文集》第2册，64页。
[26] John Rawls, pp. xxvi-xxvii.
[27] 《胡适时论集 · 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胡适文集》第11册，66页。
[28] Popper, pp.123, 265.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上册，355-57页。
[30] 《胡适文存 · 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249-50、252、273页。
[31]
在某些外国语言中，“革命”有多种含义。本文用的是现代汉语的概念，现代中国人所讲的“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科技革命”等等，无疑都是解放性的行为。可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得益于同陆鸿基博士的一次讨论，特向陆博士致谢。
[32] 《胡适文存 · 易卜生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482-83页。
[33] 《胡适时论集 · 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胡适文集》第11册，52页。
[34] 严格地说，胡适的思想贡献是提出“再造文明”。他主张思想言论自由只是引进西方理论，但这是再造文明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再造文明就难以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