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蔡元培（1868年－1940年），浙江省绍兴市山阴县人。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回绍兴就任绍郡中西学堂的总理，后来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并发表了《对于新教育的意见》。1917年1月，蔡先生就任北大校长，北大风气为之一变，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中心。之后，他还试行大学区制，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发表了大量的教育论文。
蔡元培先生在《关于新教育的意见》中首次提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包括：军国民教育（军事、体育）、实利主义教育（智育）、公民道德教育（德育），世界观教育和美学教育等内容。蔡元培重视留学生教育，还格外重视女子教育，并在实践中开创了近代中国男女同校的先例。
他认为新教育的精神应该体现在“处处使学生自动”，教育方法上主张崇善自然发展个性，以养成自我独立之人格。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蔡元培先生非常重视美育教育。他认为美育是构成健全人格不可缺少的因素，美育通过给人民提供高尚的娱乐活动，达到丰富人们精神生活，改善净化社会风气的目的。在北大期间以及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对美学的关注没有少刻松懈。
蔡元培先生关于大学教育的思想和理论，是他教育思想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从而成就北大百年之大。可以说，陈寅恪先生晚年对抗毛刘，与他推崇蔡先生的教育思想也是分不开的。他改革行政体制，实行教授治校与民主管理；为了纠正一些师生的恶习，他发起组织进德会；为了提供正当的消遣，他推动设立体育会、技击会、音乐会等组织；为了养成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他推动开设了消费公社、学生银行、平民学校等，同意出版《新潮》《国民》杂志，借以发扬学生的自动精神。而其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尤为现代中国大学缺乏。
晏阳初
晏阳初（1890年－1990年），四川省巴中县人，他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从事乡村教育历时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教育实践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荣誉。他1918年毕业与耶鲁大学，并马上到欧洲战场做苦力。1920年回国，1923年和陶行之等人创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总干事。到1930年，建立定县试验区，探索了一条平民教育的新路子，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他的教育活动的思想背景和原动力，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由“3C”组成，即孔子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耶稣的博爱哲学和对苦力的深刻认识。较之很多教育家的教育匡济国难应对时务思想，晏阳初的观念更接近教育的本质或者说他的教育思想更为先进。
针对当时很多人盲目抄袭国外教育，对诸多国外教育观念生吞活剥痛心疾首的称之为：“中国人在中国办外国教育”。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问题非常重要。他更是提出了：“中国的根本，不在城市而是在农村”。他对乡村教育事业的独特贡献就是提出并成功的创立了以一个县为实验研究单位的乡村教育模式。
他领导平教会花了三四年时间对定县472个村庄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出版了大量的出版物，建立了平民学校和妇女学校并建立了两个实验农场。针对农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愚、穷、弱、私”的问题，他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四大教育内容：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以文艺教育治愚，主要目的在于培养知识力，做法是教农民识字；以生计教育治穷，目的是培养生产力，教给他们生产经营和管理的知识和技能；以卫生教育治弱，培养强健力，主要措施是建立一个以村、区、县为单位的乡村保健制度，使农民得到最低的健康保障；以公民教育治私，培养团结力，做法是施以公民道德的训练，唤醒一个公民的意识。
为了完成以上四大教育内容，他创立了三大教育方式，即学校、家庭和社会的紧密结合。学校式教育主要有平民学校和“统一的村学”两种；家庭式教育指每个家庭应对其成员进行公民道德、卫生习惯、儿童保护、家庭预算和管理、妇女保健、生育节制等方面的教育训练；社会式教育就是成立读书会，演讲比赛，上演新剧，练习投稿、成立合作社等形式。他的理论把乡村教育视为与农村发展经济、文化、卫生、道德等方面共同进行，学校、家庭和社会相互促进的系统工程，实在是现代教育史上的创新。
晏阳初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我们应该向他致敬。
陶行之
陶行之（1891年－1946年），安徽省歙县人，他是生活教育理论的创立者。1917年秋，美国归来的他应聘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任教，积极从事教学改革，建议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1921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陶任主任干事。同年，他与朱其慧、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6年，他提出了“教育必须下乡，知识必须交给农民”的口号，制定了“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宏伟计划。1927年创办晓庄师范。此后，他还创办过山海工学团，举办空中学校，在香港创办中华业余学校等。
生活教育是陶行之教育思想的核心。他的教育思想源自杜威理论的基本前提：教育必须和社会的结合。不过他比杜威走得更远，他提出“教育即生活”“社会即学校”并践行到底。
生活教育的核心思想在于：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也就是说，教育要围绕当下的生活展开，并且为生活提供能动的促进作用。同时生活教育主张劳力和劳心的结合，主张把社会看作一所大学，要到社会大众中学习而不是到小众中搞“小众教育”。他的教育思想对于惯于空谈清谈的读书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促动，在当前我们反思教育时候，他的思想仍然没有过时。
梁漱溟
梁漱溟（1893年－1988年）原籍广西桂林，出生愚北京。他是中国乡村建设教育思想的创立者和践行人。他早年在北大从事东方哲学的研究，因为反感大学不能关心学生的“走路问题”而离开北大，在北大期间，适逢五四运动兴起，学者文人奋袖出臂，但是他却沉静下来，开始崇尚孔学，构思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1928年，他在广州创办乡治讲习所、1929年在河南搞村治研究，再到1931年在山东邹平创山东建设研究院，广泛进行了乡村建设理论实验。
他指出：“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80％的人生活在那里，中国文化的根也在那里。“教育的路，起点在乡村。因为，中国这个国家，仿佛是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他对儒学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在儒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可以实现民族复兴和开出新社会制度来。
他认为，走教育的路，就是以理性的方法改造中国，而不是靠暴力强弄硬造。教育问题打开一个口子，则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可以无忧也。
他的乡村建设教育基于其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而加以实行的。他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按行政区设学，分国学、省学、县学、区学和乡学五级。乡学是基础，以社会教育为主。
他在山东邹平就是通过建立“乡村组织”，实现新乡政，从而解决农村教育、政治建设和乡村建设三大问题。步骤是由乡村运动通过政教合一的途径，用乡农学校实现对农民的精神陶冶、自卫训练和生产知识教育等，最终达到乡村精神的恢复。
在他看来，乡村农民是主体，知识分子是推动力。知识分子和乡村农民结合一起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而创设合理的结合路径是我们现在也应该思考的问题。毛的上山下乡是单纯的政治行为注定是行不通的，但是对此的探索我们不应该停滞。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古为中用同样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胡元倓
胡元倓（1872年－1940年），湖南省湘潭人，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九，人称胡九先生。1902年他到日本留学，面对祖国危难决定教育救国。是年冬天回来创办了明德中学。他常说，革命是打乱了再做，而再做的任务由教育来完成。他多次对民德中学的学生演讲就说：“克强先生在日，我对他说：‘流血革命险易，磨血革命稳而难，公倡革命，乃流血事业，我办教育，是磨血之人。’”
明德中学重视德智兼顾，在实行道德教育时，其基本原则时“艰苦真诚”，重视智育则体现在“中西会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
胡元倓是一个纯粹的教育家，他为了聘请优秀的教师，不惜远上沪杭东渡日本，重金礼聘，甚至不惜屈膝以求。为了留住理化教员井觉太郎、博物教员永记正直，他长跪不起恳求陈介，成为教育界百年佳话。
由于军阀混战，教育经费捉襟见肘。胡元倓先生长年一把雨伞一个青布包袱出门四处告募，人家因此又称他“胡九告化”。时人有言“人生之大不幸，碰到了胡子靖”。他募钱万千，但是自己却两袖清风，住在一间又窄又矮的土房里。他本人由于经常安步当车会客而被一些门房拒绝。其爱教育之精神而今鲜也。
胡适
胡适（1891年－1962年），安徽省绩溪县人。1910年，胡适考取了官费留学生，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就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兼授英文课程，开始了长期的高等教育活动。在北大任教期间，先后担任哲学研究所主任，教务长，文学院院长，以及英文系和中文系主任。1928年，任上海公学校长，进行颇多改革。1946年，就任北大校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胡适主张教育独立，他认为教育惟有在经济、政治上独立于社会，才不致受经济盛衰、政权更替的冲击，从而保证其保存、传播、创新知识的历史继承性。1937年，他在庐山谈话会上指出：（1）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利以国家公款津贴所掌得学校；（2）政治势利不得侵入教育；（3）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们的偏见干涉教育。他的教育为公、学术为公的思想现在仍然闪烁着魅力的光辉。
胡适还认为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并指出必须强调义务教育，因为义务教育又是基础教育的基础。他的教育思想更多的突出实用教育，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力倡者和首要代表。1946年，他在《请政府注意教育问题》的提案中，明确指出：“教育是立国之本，亦为施行民主政治之基础。”
黄炎培
黄炎培（1878年－1965年），江苏省川沙县人，是我国近代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教育家、政治活动家。辛亥革命前，他在上海创办广明小学、广明师范和浦东中学。1912年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次年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发表论文《学校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1917年他联合国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黄炎培先生指出职业教育的目标在于：“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即职业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
他指出，职业教育成功的关键在于职业教育的社会化。社会化的首要要求是重视调查研究，重视与社会各界尤其是实业界的联系，其次关键点在于职业教育必须面对平民，面向大多数的贫苦人，努力与民众合作。
他多次向学生强调：“职业无贵贱，贡献有大小。”黄炎培为职业教育提出了两个道德教育原则，一个是“敬业乐群”另一个是“劳公神圣”；而“首脑并用”“学做合一”是黄炎培提出的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这些原则和理念深深的影响到了后来的中国职业教育。
康有为
康有为（1858年－1927年），广东省南海县人。他早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后来出游香港研究西学。1891年，他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实践他的教育理念。
康有为在自己的《大同书》里面详细描述了理想的教育制度，这个学校体系包括：育婴院、小学院、中学院和大学院四部分。
育婴院：妇女怀孕后进入育婴院进行胎教，这里收3到5岁的幼儿。培养儿童的视觉听觉和语言能力。他要求育婴院一定要在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的地方。而且对幼儿教师的要求也是高的。
小学院：6岁到11岁的儿童在这里学习，遵循“养体为主，开智次之”的原则，培养他们的道德意识。
中学院;11岁到15岁进入中学院，他认为此阶段要重视体育、智育和德育。他很重视校舍建设和校址选择，尤其是食堂、图书馆、实验室等设施很关键。
大学院：重视研究，16到20岁的青年在这里接受专业训练，教师尤其应该是：“专学精深奥妙实验有得者”。
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未来会证明他的独到眼光的。
张伯苓
张伯苓（1876年－1951年），天津人。他毕生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先后到日本、德国考察，并结合本国国情，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担任校长四十余年，为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1914年，张伯苓先生就提出了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废的****。张先生十分重视学生的道德训练，他认为教育并不至少让人读书识字，同时要培养完善的人格，因为这是作人的根本和安身立命的基础。他给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的校训。为了培养学生的品德，张伯苓先生几乎每个星期三都要给学生上修身课，亲自对学生讲授为人做事和处世治学之道。
南开中学还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学习制度和生活制度：南开中学在校门侧置一个大镜子，镜旁镌刻如下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还编织了“南开学生卫生习惯自省表”和“学生每日生活正规”，南开学生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和文明习惯得到社会人们的承认和欢迎。
张伯苓是当之无愧的南开之父。
李石曾
李石曾（1881年－1973年），河北省高阳县人。1902年赴法，获阿尔士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于1912年春季，在北京创办发起“留法俭学会”，并在东城方家胡同设立留法预备学校。从此往返于中法两国，开始推动为期十年的留法勤公俭学活动，并在1919年到1921年形成全国性的高潮。20年代，回国历任私立中法大学董事长、校长，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等。
他认为“学与食”二者是人生所必须，而学决定了人类的进化。他格外提倡多数学子留学海外。他说：“中国之积弱，皆由多数人民昧于世界大势所致；今欲灌输世界之学术，以发扬我国固有之文化，非提倡多数学子留学海外不可。”至于他推崇法国，他指出法国学术“善于广大发明”，哲学、科学等方面的大师比比皆是，尤其注重手脑并用且学费低廉。所以他认为法国为留学生之首选。
“留法俭学会”以“节俭费用，推广留学，而尚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为宗旨，以“兴苦学之风，广辟留欧学界，俾青年子女得吸收新世界之文明，而进益于社会”为目的。该运动虽然以计划不周财力不继而失败，但是客观影响极其深远。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聂荣臻等一大批人在留法过程中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从国外带回了火种，中国革命如火如荼。
傅斯年
傅斯年（1896年－1950年），山东聊城人，著名学者教育家，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五四运动的主将。1923年进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既学习爱因斯坦相对论，也学习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1926年冬天回国。历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抗战胜利时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直到胡适到任。1949年以后，他担任台湾大学校长。
在台大期间，他深刻批判台湾大学在日本占据台湾时期的殖民主义校史，裁汰不合格教员吸纳优秀教员，倡导一种务实的学风并改进招生制度。
傅斯年痛披教育的五大弊端：1、层层的过渡教育，一切学校都是为了升学而过渡，导致“教育成了变相的科举，是不能建成近代型国家的”；2、教育是游民教育，教育所造出的人，游民多而生产的人很少；3、学校教育成为了资格教育，对于能力确是不管不顾‘4、教育是阶级教育，有钱有势家占据了很多的优势；5、现在的教育颇有幻想的成分，办学没有根据社会的需要和社会提供的可能。他也据此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尤其是，他的“教育成了变相的科举，是不能建成近代型国家的”这一思想，于今看来，仍属警辟。
王亚南
王亚南（1901年－1969年），湖北黄冈人，1926年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任成城中学教导主任。1927年参加北伐军，1933年参与十九路军成立国民革命政府，任教育部长兼《人民日报》社长，抗战胜利后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校长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王亚南认为现代教育是市民培养的教育，他强调：“注重三种教育，一是科学教育，一是职业教育，一是公民教育。前两者是为了达成市民社会的经济任务，最后第三者是为了达成使命的社会政治任务。”
他指出现代教育要以科学教育和民主教育为核心。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民主，不单要在经济上表现出来，也要在政治上、法律上、教育上表现出来。要使一个国家现代化，必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时建设起，他把工业化和民主化当作现代化建设的两个轮子，单靠工业化或者民主化的独轮车是行不通的。
针对社会中存在的重理轻文现象，他认为：“自然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有社会科学帮同做清道的启蒙工作”“两种科学是相依为命的”。他强调高等学校要制造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力争达到“百家争鸣”。
在主政厦门大学期间，他主张发挥名校优势，办出特色来，为厦大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