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冉云飞
胡适先生因倡导文学革命，年轻即“暴得大名”，识与不识者均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作为向人炫耀的资本、攀附主流社会的名刺；众人追慕影从，必然给人好邀众誉之嫌，于是“我的朋友胡适之”便暗藏着许多人的“婉而多讽”，这与“暴得大名”联袂纠结起来向胡适暗示老成耆宿们的不满。博学敏慧的胡适，自然不费力就能看出这是响鼓未用重锤。“暴得大名，不祥”，曾被胡适作为评骘北大喜稗贩新潮的断语，同样他在1923年6月《一师毒案感言》中说社会对名人是“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就愈严重。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来，受的责备比常人更多更大。”这就是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必须付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代价和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简言之，“率性”的胡适是可爱可亲而文学的胡适，“做圣”的胡适是中规中矩而教育的胡适，二者如影随形，互为表里，两相交汇，成就了一个言人人殊的胡适。顺带而言，50年代海峡两岸尤其是大陆知识分子猛烈炮轰他，固有专制高压的现实、可悲可耻之士风作祟，然亦有他早年种因而得的果。民初人物纷起，众声喧哗，大多“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章太炎语），而胡适却能维持其较长的“社会领袖”地位，因素固多，除了他君子善假于物的过人本领外，恐怕与他的教育思想在民国教育界发挥的特殊影响有关。
一
胡适关注教育之早，足以证其天才早慧。17岁在中国公学读书时，他主编的《竞业旬报》的第一宗旨便是“振兴教育”，比如他在《竞业旬报》第26期撰文抨击中国家庭教育的霉腐不可靠，其要点内核置诸现代，仍不失为先锋的吼号，“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要广开女学堂”，因为“这女学堂便是制造好母亲的大制造厂”。后来他进一步申引其见地，撰《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一文，从更深广的社会意义来续其说。尤其是他留美时所写的《非留学篇》，应算是中国现代留学教育的重要文献。
留学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一环，是最终开创自家的新文明，以便与国际交通的有效利器。但中国的现代化需求，非主动自变，而是被动开门。他人的扰攘、别国的侵略与我们落后挨打的现实，使得我们在开门时，有一种屈辱扭曲的心态，此种矛盾，此种变态，洵非外人能解。英人丘吉尔曾说，世上有两件事最难：爱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而像义和团那种“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的可笑的壮烈，胡适这样的天才先进，自是虽可理解但不能苟同。强盗猛捶我们的门，我们便不得不开，开了过后，便要寻思与他较量乃至合作，谋得自己的利益。但这种过程对惯于以泱泱大国自居的国民，自是难以承受、屈辱以致敏感，至今已成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胡适也不免。因此他激愤地说：“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揆诸彼时的实情，面对国家的衰变，胡适的呐喊实在有非常之道理。现今看来，留学之去向，固然多半还是由贫国向强国去学，但究留学之内涵中，实在少不了文化交流学习的成分，不足以“大耻”来耸人。但胡适强调留学不是最终目的，只是开创自己新文明的舟楫，而不仅仅是自牟私利的工具；留学的目的是为了促使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尽快完善起来，否则留学归来会最终无所依凭，留学的意义也就丧失了。“今若专恃留学，而无国内大学以辅之，而留学而归者，仅可为衣食利禄之谋，而无传授之地，又无地可为继续研究高等学业之计，虽则年年遣派留学，至于百年千年来于国内文明无补也，终无与他国教育文明并驾齐驱之一日耳。”
胡适这话，拿在今日，亦深有中弊之效。比如我们现今鼓励留学生来去自由，以吸引更多学子归国，但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虽有可“传授之地”，但教育体制并不好，难以发挥更大的传授之效，个人价值得不到较好的实现；虽可“继续研究高等学业”，但研究条件与水平，自是与国外不可同日而语，何况国内之研究掣肘甚多，研究之外的人际因素使人扰攘不堪。当然更主要的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主义教育观在文明步伐较快的地区日趋式微。当然，与祖国连接的脐带始终是无法割断的，何况海外学子为祖国所作的贡献，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抹杀的。复次，胡适论及留学界的弊端有三：一曰苟且速成，二曰重实业而轻文科，三曰不讲求祖国之文字学术。一、三两点之弊端在今日似稍好转，可暂时搁置勿论，单说重实业而轻文科。重实业而轻文科，今日留学生的派遣中也深染此弊而未能除。若以1979年为例，实比胡适当时所言之事实更甚。“我国向五大洲32个国家派出留学人员1750人，其中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1445人，占826%，学习和研究外国语言的282人，占161%，学习和研究社会科学的23人，占13%。”事实上，去外国留学的这种技术至上的思想，实是沉溺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框架中不能自拔，执迷不悟，也是实业救国过头的及时反应；更是我们自己过分强调技术型人才和隔行如隔山的专才教育的结果。固然，没有实业的发展，没有经济的腾飞，国不强，民不富，要说国家之变革，有点近乎痴人说梦，且市场经济的发展哪怕还不完善，但的确包蕴着一点天然的民主因子在；但经济发展了，就自然带来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和改革吗？恐怕只有实足的妄人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我们应该深知，习一先进之国的文明，非学该国积淀甚久的精神内涵不可，尤其是该国在制度方面的创新是非服不可的去毒剂，这一切都必须是习人文科学的人来实现。
胡适对念兹在兹的中国留学政策，不只是提出批判，而且拿出了着实的建设，细致的主意，他认为“今日教育之惟一方针，在于为吾国造一新文明”。倘若今日我们要想努力创造一个新文明，胡适的言论当有指路之功。
二
国家既处衰变之期，民众亦处颓唐之时，外侮日重，内乱频仍，国之不保，民之将堕，使有识之士，心有不甘，奋身跃起。像面对病入膏肓的病人，引得医手齐聚，于是各种方略纷纷出笼，胡适未必不知狂傲的龚自珍愤然后的谦虚：“何敢自矜医国手”。但良善之人，不能见死不救，何况国之将倾，在实用主义教育大师杜威那里得来的训练，配以胡适好名“做圣”的心态，于是他便以教育救国为己任。
先不妨切实地说，如果我们稍微放了眼光大胆去看，“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科学救国论”等方略都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措施。这也是不发达国家在“被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紧急救援。但要使其完全康复，非动大手术，即最终迈向真正民主自由的制度不可，舍此别无他途。胡适的确是希望国民过上好日子，后来又与人献出一帖“好人政府”的方子，在我们这个惯弄权术，以玩人为要务的国度，除了可堪尊敬的书生之诚，实无它用。而胡适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坚，之所以不能在国人的政治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因素复杂，诚非三两句话能一网打尽。这可能与他不能像哈耶克一样，分析计划经济将“通往奴役之路”，从而将自由主义建立在经济基底上的深入分析有关，使其自由主义成了只与别的主义不同的另一个乌托邦，而他又不具备另外的乌托邦所具有的强烈的煽惑功能。国家多难，民多衰敝，因此用猛药者多，希藉此而一劳永逸，但猛药的副作用是，疗得眼前之病，而他病夹带而入，或许最终转为癌症，高手亦回天乏术。而胡适用的是调和之中药，药力虽有，且无副作用，但有几人能有这样的耐心和眼光，等你慢慢疗治呢？因此和者寥寥。
不能去煽惑民众起来斗争，自然就不能顺应眼下民情，又要去“做圣”，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背时，而教育救国便是其背时的一个体现。胡适面对当时政府的腐败，国家内外夹击的困难，他走的是温和的保守派的道路，一方面痛恨政府的无能，但又不同意学生因此罢课而荒废学业。他多次发表《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演讲，呼吁学生不要以罢课来作为革命的响箭，因此他认为“救国必须从自己下手”，而学生自救的方略则是“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并引用易卜生的话说，就是要自铸成器，国家民族方才有望。他认为法国生物学家巴
斯德和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就是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显例。胡适这些话对那些热衷革命的人来说，当然是冷水浇头。我们理解那些下猛药的人，但猛药的副作用，却没有人来管，则是不好的，只有等几十年后像韦君宜这样的学生老革命，来写《思痛录》以反躬自省。而胡适的观点素来被那些超越的不加证明的喜欢革命的人，骂得狗血喷头，包括一些借此吃饭的研究者，至今这种论调仍可谓甚嚣尘上。倘使革命成功后，革出了麻子甚或要了命，他也会说革命多好呀，我有麻子，你们有吗？我敢去找死，你敢不敢？换了正常而有理性的脑袋，我想没有人敢或者愿跟他们打赌，胡适便是其中的一位。
我们都知道，教育是人类文明和经验的传递工具，并且自身负有对社会前进的必不可少的创造性，教育作为文化传承方式来讲，有其延续性和滞后性，因为教育总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当今世界风行终身教育，但终身教育却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学校教育的基础上，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无论教育怎么发展，总是有其难以超越的阶段性，比如人在哪一阶段学什么，世界各地的教育基本上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定，这说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一旦在此阶段辍学或失学，其损失是难以弥补的。胡适的话与干革命的人，应该说两方面都有道理，而胡适的道理从文化继承层面上来讲更具有超越性，革命具有其自身的局限，而文化教育则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比如，唐诗它既属于唐代，它又有其超越性，而唐代的起义则就是属于唐朝，因为它不可能影响当今政局，至多作为历史的一个研究对象而已。也就是说教育有不囿一党一派的超越性，这在民主国家尤为明显，你不能说美国现在的教育是民主党（克林顿）的教育，而前几年则是共和党（布什）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育救国不是一党一派的事，而是千秋万代的基业。
胡适强调教育救国应从自身做起，明确个体的权利，然后再履行自己的责任——救国，这是明智的选择，没有个体的进步，整体的进步就是一句空话。经济学家茅于轼有个很妙的、说明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比喻：集体无饥饿，只有个体才会饥饿；集体没有痛痒，只有个体才有痛痒。意思是说，我们应该首先关注自己的痛痒，然后再及其他。这说明个体的利益与权利应受到保护，才是社会得以向前发展的原动力。如果教育不从个体选择及其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那么“教育救国”完全以集体和国家利益相号召，国家主义教育就会像一柄双刃剑，那非理性非人道的方面，就会形成二战前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教育，以服从国家利益为最高旨归，剥夺受教育者自身选择的权利和自由，受害者终究是黎民百姓自己。胡适 “教育救国论”的根基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与其坚持自由主义的政治和哲学理念有关，由此，至少在理论上可避免统治者利用教育上的话语霸权，来实行教育上的独裁。
三
如果说文学改革使胡适“暴得大名”，那么对传统国文教育的改革，便使胡适在教育文化界的影响垂诸久远。因为教育的改革是比文学改革更为广大而普及的事，杜威说得好，教育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早在文学改革之前，留学美国的胡适便参照西方现代文法，来实施对我国古文文法的改良，可说是国文教育改革的先知先觉者，他用浅近文言撰写《吾我篇》、《尔汝篇》、《诗三百篇言字解》等。他在最后这篇文章里说：“他日欲求教育之普及，非有有统系之文法，则事倍功半，自可断言。”接着他又在1915年写了一篇《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得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断论，文言是一种半死的语言，白话是活的语言，相应的，文言文是一种半死的文字，白话文才是活的文字。下面要解决的便是，旧式标点中只有一个句号和一个逗号，所造成的对普通读者的阅读障碍，胡适便与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等人一起参考西文的标点符号，而制定出我国新式标点十二种的议案，并在1920年颁行全国。其对文化教育普及的影响之深巨，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胡适在其中端的是居功至伟。他单刀直入地指出旧式标点符号的弊病有三：一为“常人不能‘断句’，书报便都成无用，教育便不能普及”；其二为“意思有时不能明白表示，容易使人误解”；其三为“没有标点符号，决不能教授文法”。新式标点不只是教授文法的基础，是普及教育的利器，更是建立“国语的文学”的先声。要打破既有的文言文的陈规，实施白话文之普及，由于难以找到一个“国语统一”的标准，就必须建立一个简便易行的仿效规则。胡适以一个文学家的敏锐眼光，看出了“国语的文学”必须建立在“文学的国语”基础之上，“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没有一种国语不是这样造成的。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没有一种是言语学专门家造成的。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后来他再谈中学毕业生的国文水准时，觉得对古文要求过高，降低了学古文的标准。
胡适所谈的中学国文教育里，受了杜威教育思想的浸染，含着对学生能力的信任以及他们作为人的尊重，对今日中学语文教育仍有相当针对性的有两点：其一是特别强调实践的机会，因此后两年安排“演说”与“辩论”，在他看来，能演说与辩论的人，没有国文不好的，没有不会做国语文的。其二，他主张从古小说里理解古文，而不是从干瘪瘪的如林琴南的《古文读本》，这是实践他“文学的国语”的见解，因此他倡导用“看书”代替“讲读”。而我们现今的中学语文教育之不堪，简直到了要让人发疯的地步，语文教学之僵死呆板仿佛《聊斋》里的关于鬼的故事，实在让人恐怖；考试答题之繁琐无趣，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只配做一标准的考试机器，真可用残酷二字来形容。从《北京文学》到《滇池》的“忧思中国语文教育”，无一不是民情汹汹的讨伐之声，于此可观中学语文不得人心之一斑。但我们教育界的一些老爷们只管省事，哪管要给学生带来一点可怜的乐趣，与胡适倡导的“活的”中学语文教育相去何止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