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乡村教育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问题，而留学生对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往学术界对陶行知、晏阳初等留学生在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容闳在留美计划付诸实施之前就实际参与乡村教育活动——倡议并捐资创办甄贤社学一事却往往被世人遗忘。
一
容闳（1828～1912），1847年赴美留学，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1862年入曾国藩幕。1871年，清政府接受了容闳的建议，同意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并由容闳主其事。为保证遣送幼童质量，清廷在上海创办一间预备学校，由全国各地选派聪颖子弟入校预读，优秀者入选赴美。
出洋留学，对外语基础的要求较高，且背井离乡，很多家长不愿送子弟往异国求学，因而容闳负责的留学生选拔并不顺利。他在上海未能招满幼童出洋肄业局的第一批30名学生，于是，不得不南下香港到英国人开办的学校里继续招生。在香港招收了詹天佑后，容闳遂以香山县为重点在家乡招生。因为香山县得风气之先，在外洋谋生人众，邑中子弟外语基础较高，所以，容闳返回家乡南屏动员侄子容尚谦等人出洋肄业。
“粤东香山县境之西有南屏乡，距濠镜四五里许，山峦耸峙，渊水澄回，允宜挺生异才。乡中聚族而处者约五千余人，循古义宜设塾，特无其人为之倡”。“容太守纯甫自沪旋粤，将岌岌有志于为是举”，倡议在甄贤社的基础上办一间甄贤社学。“太守学既有成，因思有以教其乡之人，务在教育子弟，造就人才，以备他日国家之用。”
当时，容闳旧居已经破败，无法居住。他却不思整修自己的家，而搬去兆六容祠住，在那里与乡亲商讨办学。“所拟章程，集思广益，所筹经费，就众输赀，先之以履亩抽征，继捐之于富家殷户，务得其平，一乡之人，无不踊跃”。
容闳以身作则率先亲自捐银500两，带动乡人集资，并得到了乡亲们的大力支持。后来他又从美国寄来白银300两（一说为500两），最终促成甄贤社学于1872年开办。“其规模之远，度量之宏，固非仅取效于一时已也”。甄贤社学第一次招生30人。到19世纪末期，甄贤社学扩展为四个分社，设在乡内容氏的盛茂祠、松隐祠、濠湾祠、良祖祠，每分社聘教师一人，学生总数逾百人。 甄贤社学一度“被清政府指定为培养选拔出国留学学生的学校”。按目前专家们考证的结果，在第一批入选的30名儿童中，广东占了24名，其中香山县多达13名。
容闳四批带走的120名幼童中，至少有7个姓容的，而且全部属于一个家族。他们中的出类拔萃者如唐绍仪、蔡廷干、唐国安、蔡绍基、容星桥、梁如浩、容尚谦。 1902年，容闳在离开祖国前最后一次回到南屏。他看到甄贤社学规模日益扩大，感到慰藉，但对过时的教学内容和形式深恶痛绝。他召集乡亲商议把甄贤社学改为新式学堂，并建议在南屏岚园办一所中学，甚至连中学的建筑图纸都设计好了。这个建议，遭到一班封建士绅的反对，借口在此建校“有碍风水”，实质是不赞成设立西方教育式的学校，因而未果。
1905年，在全国学制改革呼声的冲击下，清政府被迫宣布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容星桥继承容闳办学的意愿，也极力提倡甄贤社学改制，乡亲们复议了容闳的主张。1906年，“甄贤社学”正式改名“甄贤学校”，为初、高级两等小学。容闳被推举为学校的名誉校长，容星桥为第一任校长。容星桥（1865～1933），名耀垣，广东香山南屏人。
1874年由堂兄容闳携带第三批官费赴美留学。甄贤学校校歌为：“我甄贤兮秀毓南屏，前贤遗训兮谨守以诚；教育乡村兮史何光荣，甄陶后俊兮贤命是经，甄贤学生兮相兴鹏程。” 1912年，甄贤学校由容星桥发起第二次集资扩建，学生人数达400多人。筹到钱款12900元营建新校舍，设礼堂、教室、图书室、办公室等，建筑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1914年落成后，教学设施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校风良好。
1927年后，唐绍仪任中山县县长时期，容星桥也重返政界，又对甄贤学校的扩展做出贡献。在急风暴雨的民主革命时期，甄贤学校在容闳的教育思想影响下，甄拔贤能，曾为祖国培养出大批人才。1944年，乒坛名将容国团曾就读甄贤学校一年级。 甄贤社学的教育事业后继有人，容闳的办学精神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建国后，甄贤学校先后改名为南屏小学、南屏中心小学。1983年9月，珠海市人民政府为了纪念容闳对教育和中华民族的贡献，复名为“甄贤学校”。2002年9月，更名为“甄贤小学”。由于容闳的世界性影响，位于美国纽约华埠地威臣街的124小学在1976年被命名为容闳公立小学。
2003年，珠海华发实验学校改名为珠海容闳学校。这样直接以容闳冠名学校的举措的出现，是对容闳乡村办学精神的最佳弘扬。
二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必然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而历经几代至今仍然熠熠生辉的事物肯定有它得以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容闳的乡村教育活动亦如此，甄贤学校历经130多年而兴盛不衰，也是有其特定的原因所决定。
一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要求接受教育的强烈愿望。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洗礼后的大清帝国国民，深知“富民强国”的道理。要想国强，首先要民富，富民是强国的前提条件。而要富民，又必须让人们接受良好完备的教育。因此，在创办“甄贤社学”筹集经费时，自然会出现“一乡之人，无不踊跃”的壮观场景。当时，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迎合了人们对接受教育的强烈需求和实现民富国强的迫切愿望。
二是因为它符合了近代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义学不仅能弥补官学的不足，而且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丰富了农民的业余生活，促进了乡村社会的繁荣和稳定，还能为国家储备大批人才。王韬曰：“义学者，即以补官学之所不及。一乡有义学，则一乡之皆趋于善”。“诚能乡设义学，教导有序，则子弟之俊秀可造者得以习文，资秉鲁钝者亦得工于艺，直可使野无遗贤，里无废人，其效之可睹盖有如此者。方今朝廷重西学，尚实行，不惜破成格以收奇士，将见义学之中岂无殊尤拔萃之姿，足以破浪乘风，慨然抱宗悫终军之志，驰驱异域，探求绝艺者”。
甄贤社学的创办，并不是中国近代教育界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但是它对后来归国留学生的服务领域、扩大国内受教育范围和加速农村社会的变迁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首先，甄贤社学的创办，拓宽了归国留学生的服务领域。容闳创办甄贤社学的壮举，给后来的归国留学生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即“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根据个人不同的喜好及兴趣，选择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业服务国家，服务桑梓。容闳在家乡创办新式学堂，就是方便他选拔贤能到上海接受培训，完成自己派遣留学生的宏伟大计，实现他多年“教育救国”的理想。因此，甄贤社学的创办，显然只是他为国服务的一部分。这对留学生的归国就业提供了新的思路，既可以为政府服务，也可以为乡亲们服务，或二者同时兼而为之，或以其他方式为祖国、为家乡做贡献。
其次，甄贤社学的创办，扩大了国内的受教育范围。因官学多设置在城市，所以偏远的乡村几乎没有国家的教育场所。而发挥义学功能的甄贤社学，填补了这一真空，使广大农村民众接受了教育，扩大了民众的受教育范围，向中国教育大众化及民主化的进程又迈进了一步。容闳“盖当第四年学年尚为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甄贤社学的创办，也正是容闳当年教育救国愿望具体实践的一部分。
再次，第一所乡村学校甄贤社学的设立，加速了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中国的传统统治是中央集权制，是由上而下层层施政的。作为基层的民众，人们还不能够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只能尽些诸如“忠君报国”之类的社会义务。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犹如金字塔形状，而生活着大多数民众的基层农村社会，也只是教育欠缺、经济落后和交通不畅的代名词。甄贤社学的创办，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给予了人们受教育的权利，弥补了农村社会教育的不足，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的谋生能力，增加了人们的经济收入，也必然会促进农村社会的繁荣。因此，农村社会结构中教育场所的出现，自然地加速了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的变迁。
最后，它开启了留学生从事中国近代乡村教育的伟业，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容闳在南屏创建了香山第一所新型学堂——甄贤社学。甄贤社学的直接受益者是南屏的乡亲，同时也达到了容闳为国家储备与选拔人才的间接目的，实现了他派遣留学生的宏伟大计，向世人宣告了他“教育救国”计划的胜利实施。后来，留学生中不仅涌现了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还涌现了一大批近代中国各个学科领域的奠基人和促进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先驱者。因此，容闳创办甄贤社学，为近代中国留学生从事乡村教育事业开创了先河。（原载《神州学人》2006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