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 吴爱芬
校史人物研究是校史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创始人以及历任校长，对学校培养出来的在我国各条战线上作出卓越贡献的著名校友等都是校史人物研究的重要对象。
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创始人之一刘佛年教授是我国教育界屈指可数的大师，在近半个世纪里，刘佛年教授为华东师范大学，为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教育现象；在主持华师大教务工作时执行的个性全面发展的****；对中小学教育改革的特别关注等等，均是刘佛年教育思想的精华，很值得我们探索和研究。值此第八届全国高校校史研讨会召开，谨以此文作为对我校创办人刘佛年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初步探索，供大会参考。
刘佛年教授1914年出生于湖南醴陵，他家学渊源深厚，其父刘约真长期潜心佛学，又擅长诗文和中医，这种新旧杂糅的气质对刘佛年影响很大。在完成小学学业后，刘佛年先后在武汉、广东、伦敦、巴黎等地求学或教育考察。1940年初回国后，又先后在西北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暨南大学等校任职。1951年，参加华东师范大学的筹建工作。此后，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先后担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职。1984年辞去校长职务，改任名誉校长。他一生致力于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探讨，这种探讨又与华东师范大学这片土地息息相关。因此，回顾和总结刘佛年教授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经验，对后学之人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思想涉及教育学的诸多领域，此文仅作概要论述。
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现象的尝试
1931年，刘佛年进入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学习，期间大量阅读了洛克、休谟、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接受了系统的资产阶级哲学和教育学的教育，从中汲取了极大的精神养料。此后一年的时间他在上海作救亡工作，接触社会进步运动。刘佛年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现象是从批判两位世界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和罗素开始的。从1947年到1956年的几年时间里，刘佛年先后通过《杜威教育的再认识》、《论杜威》、《罗素论》、《什么是反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提纲》等文章和著作对杜威和罗素展开批判，1947年，在《杜威教育思想的再认识》一文中，刘佛年认为杜威的进步教育只适用于美国中间阶级的需要，它不是根本改造社会的。在他看来，教育家如要改造社会，可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1、教育在现社会中是不能超阶级的，前进的教育家应该为前进的阶级服务；2、教育不限于学校教育，任何活动均有教育意义，前进教育家在学校之外大有工作可做；3、不要把学校弄成一个特殊的环境，要让学生参加实际社会中的工作和活动，使他们接触与认识矛盾而冲突的社会。 1950年，在《论杜威》一文中，刘佛年认为杜威的理论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教育理论，已经到了彻底肃清的时候了。为了深入研究进而彻底肃清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我国的影响，1956年他又写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提纲》。《论罗素》一文是批判罗素的，罗素曾于1920年来华讲学，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较为广泛。刘佛年对罗素认为的教育不应以个人为手段，而应以个人为目的的言论进行批判，认为教育是有社会作用的，问题是如何使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保持一致。相对来讲，刘佛年主要倾向于对杜威思想的批判。
刘佛年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教育问题真正体现在1949年写的《唯物论与教育》中。在文中，他讨论唯物论与知识教育、艺术教育及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知识、艺术和道德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们都是由物资生活方式决定的。知识要从实践中来，艺术有社会性与阶级性之分，道德也有标准，要学会区分传统的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思想的精华与糟粕；学校在进行教育时要对已有的知识、艺术和道德作阶级分析，要引导学生追求客观真理、欣赏有价值的艺术、发扬中国传统美德。刘佛年这种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在具体实践中，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在建校初期为提高教学质量，开展了教学改革工作，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教学批判，当时身为华东师范大学教务长的刘佛年，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为理论武器，要求学校率先开展教学批判，消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影响，纠正教学过程中不正确的立场、观点，以及理论脱离实际、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现象，使得建校初期的华东师范大学在教学上平稳、有序地进行。
高等师范教育理论
1951年起，刘佛年担任华东师范大学第一任教务长，他领导学校进行教学改革，开创性地建立了新中国师范教育的见习和教育实习制度。1958前后，对“教育大革命”中产生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冷静的思考和回答。1978年，刘佛年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自此，他身兼两任，既要把华东师大办成真正的全国师范大学，同时又要开展教育理论研究，事实上，他对以上两者的探索是相辅相成的。其中涉及大量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重点师范大学的标准及其应起的作用，师范大学如何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怎样使一个大学校长成为社会主义的教育家，如何确保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问题等等。刘佛年先后写了一系列文章来回答。
在《要把重点高等师范院校真正办成重点》一文中，刘佛年指出要把重点高师真正办成重点，首先就是提高生源质量，其次就是在专业设置上不能仅限于中学课程，此外，重点高师还应该有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它的科研任务与科研机构，也不能限于与中学教学有关的方面。刘佛年最早提出在学校中开展科学研究，建立科研机构的意见。1960年，华东师范大学建立教育科学研究所，负责编译、著述教育科学方面的教材、专著和论文，并进行中小学教学改革实验工作。1961年10月，教育部召开的全国师范教育会议对高等师范教育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与措施，其中第七条就是“高等师范院校必须进行科学研究，这是提高师范院校教学质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于是，1962年，刘佛年在《文汇报》上发表题为《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文章，针对当时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远远落后于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状况，他从研究工作中的掌握资料、总结经验、进行实验等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资料工作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教育科学的研究工作者也需要认真学习和掌握一些资料；教育工作者还需要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在实践中，还要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实验，以此来推动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后，刘佛年在任华东师大校长期间，多次强调学校在科研方面积聚力量，将教育科研提到与教育改革同等的高度，将它看作是师范教育改革的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他多次建议，从各种学科领域选拔人才共同开展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并付诸实践。为此，他还写了一系列文章来强调。 从这一点来看，刘佛年校长的坚持与目前华东师范大学“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足见刘佛年教授的先见之明。
1959年和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两度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正是由于我国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和重点学校的确定，使刘佛年意识到提高高校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人才的重要性。他认为掌握教学规律，改进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最有效的途径。对于高校校长和教育主管部门，他认为：身为大学校长，就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的教育家。他还身体力行，参加由美国哈佛大学主办的大学校长及其他领导的为期五周的暑期讨论班，来补充知识，提高领导水平。而作为教育主管部门，他认为应该给学校一定的自主权，使学校能够根据自身实际对人力、才力和教学科研等方面进行统一调配，有利于发挥学校积极性。
承担中小学教育改革的重任
刘佛年教授在教育科学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风格，既提倡理论创新，又注重研究解决现实的教育实践问题。作为我国教育界屈指可数的大师，他一生求索，与当代教育学的诸多领域有着不解之缘。“文革”结束之后他对中小学教育特别关注，关注的范围也相当广泛，涉及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以及普遍提高教学质量，争取“大面积丰收”等问题。
“文革”结束后，全国中小学面临着全面恢复和发展的任务，众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解决。刘佛年教授一直以发展教育理论、推动教育改革为己任。他应邀参加各地讲学，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欢迎。在论述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时，他系统地论述了国内外教育现代化的历程，提出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教育目标，要学好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并使之树立社会主义思想。他从了解儿童世界出发，强调学生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全面发展。1985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国教育学会第二次全国讨论会的闭幕式上，刘佛年又提出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如何提高学校教学质量，争取“大面积丰收”的问题。他认为有两点必须注意：第一，没有固定的差生，优秀的教师应当而且能够把差的学生教好，基础教育要关心每一个学生；第二，知识、能力、态度三者不可分割，学习的成绩的优劣，教育与环境有决定作用，对于掌握知识来说，态度是很重要的，甚至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他认为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到中小学校，而且中小学教师都能做些教学研究工作，认为当时最需要的是既懂得中小学教育，又肯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善于思考的人。他先后在《关于个性全面发展的几个问题》、《了解儿童世界》、《全面发展和教学改革》、《有关发展学生智力的一些问题》、《创造性人才从小就可培养》、《中小学教师应做些教学研究工作》、《在普及义务教育中提高教学质量》等文章中阐明自己的观点，这些对从事中小学教育的工作者有很好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刘佛年教授还注重教育实地考察。他多次亲自带领专家、教授到中小学进行“一条龙”的课程和教材改革实验。在青浦教育考察基础上，他写下了《青浦经验的重要意义》一文，介绍青浦数学教研组的教改实践经验，并希望能推广到一般学校。
具体实践中，刘佛年针对中学阶段语文教学实际，提出分两步走的目标设想：初中阶段，求得听、说、读、写语文能力基本过关（或称为管用），以便形成基本的自学能力；高中阶段，培养欣赏、鉴别、分析与评论的能力，以形成初步的治学能力。这个设想的提出始于1978年，是刘佛年教授首先提出并作出阐述的。
1961年，刘佛年教授开始主编《教育学》教材，1963年完成讨论稿，它的完成，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满足了全国教育学科的教学需要，对纠正“文革”在教育方面的错误起了积极作用。1994年，由刘佛年教授主持研究的《中国教育的未来》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从我国实际出发，高瞻远瞩构划出面向21世纪中国教育发展的未来。刘佛年教授对教育学诸多领域的孜孜探索，他的真知灼见，为日后的教育工作者提供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