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板的形式主义教育传统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有，这些传统的阴影伤害着受教育的孩子乃至一个国家，在这时候教育需要光亮来照亮那些黑暗的地方。
1919年4月30日，一位美国学者来到中国，他就是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对中国教育史研究者而言，杜威在那个时代出现是一个很有意味的事情，但那是教育史家的事情；对当代的教育而言，更重要的事情是让杜威走入教师中去，而不是停留在教育史的研究中。当前各种浅层次的教育理论书籍堆砌在教师面前，此时此刻教师更需要一些深刻的东西来照亮心中的困惑，以驱除教育中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
就如杜威所倡导的“平民教育”一样，杜威的教育思想也需要走入“民间”，走入中国教育的一线。但杜威的著作有些多，1991年，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卡邦代尔分校杜威研究中心整理出版的《杜威著作全集》就有37卷之多，仅目录就有一本书的厚度。这显然是杜威走入“民间”的最大障碍。
可喜的是，这一障碍得到了初步的解决。2006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华东师范大学单中惠教授主编的杜威教育丛书，其中的《杜威教育名篇》，就是关于杜威教育论著的精选本和普及本。单中惠教授是研究杜威的专家，此前曾出版过《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等诸多杜威研究论著，这次写的虽然是杜威理论的选本，但他也下了功夫，很见功力。而且本书是由华东师大教育史学者赵祥麟和浙江大学的王承绪编译的，文字精练流畅。
《杜威教育名篇》包括了杜威从1897年到1952年之间的24本（篇）主要的论著，囊括了杜威的主要教育思想。如“教育即生活”，反对“课堂中心”。杜威主张“教育即生活，不是生活的预备”，“学校即社会”，要把现实社会生活的一些东西组织到教育过程中去，使学校成为一个“雏形的社会”。他指出“传统教育”有三个弊病：第一，“传统教育”传授过时的死知识，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第二，“传统教育”按照“过去传下来的道德规范”去训练学生；第三，“传统教育”的教师“是传授知识和技能以及实施行为准则的代理人”。他强调教育与实际的社会生活要协调一致，注意实际有用的科学知识，学校教育要对社会生活起积极作用，陶行知发挥了杜威这一“教育即生活”的原则，结合中国多年的教育实践，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主张。
他还主张“儿童中心”，反对传统教育的“教师中心”。批评传统教育忽视儿童，压制儿童的作法，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在教学过程中充分估计儿童的心理特点，探索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教育途径和手段，从而增强儿童学习的独立性与创造性的观点，则是有其合理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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