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种暗喻。麻省理工学院校庆时主席台上只有两个座位，坐着校长和剑桥镇镇长；中科大的一次校庆，7排坐位的主席台坐满了100多名现任离任的官员。校长朱清时不能不感慨，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文化。
“‘官本位’体制极大挫伤了广大科研人员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也造成学术腐败和浮躁现象。”全国政协茅玉麟委员的感言，至今已觉不新鲜。为科技创新创造更好的环境，扫除“官本位”拦路虎，委实不像扫地除尘那般轻松和惬意。（2007年3月16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说，支撑我国的教育、科研、学术大厦的，有一个基柱，那就是官本位，如果有两个基柱，另一个仍然是官本位。以行政权力决定一切国民经济资源配置的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使本当独立自主的教育学术园地，也只能成为权力役使下的后花园。既如此，一切比附于官僚体制，从学校的级别、领导的职位、教授享有的待遇、科研项目的立项、资金的分享、学术成果的评估、检验以及奖惩等，都是官本位下科层体制机制的翻板。“学而优则官”，学术资源按“权”分配，学术成果论资排辈，学术评定考核谁的权大谁说了算，自然成了学术园地的寻常风景。
官本位与学术就这样尴尬的扭结在一起，不仅使学术攀附权贵，学风浮躁，失去独立自由的品性，窒息着创新创造的灵魂，以至于导致学术思维和创新能力的矮化。同时，也诱惑着更多的新生代朝着官阶攀缘，使学术后继乏人，面临荒漠化的风险。国内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为下属研究院所的青年技术骨干规划职业生涯时，只有一个人选择技术路线，其余的人都选择“走行政”。一家知名科研院所的年轻科研人员很有研究前途，当听说上级要选拔一个行政部门主任时，毅然决定报名竞聘。其理由，当官的感觉多好，别人都围着你转。
其实，官场与学术原本就不是“同路人”，既不同姓，也不同宗，甚至连性格脾气都不同。比如，官场要政绩第一，一届三五年，不出政绩不行，要快出政绩要出显绩，就不能文火熨粥，而要急火熬煎。“学官”自然也不能例外，你要出政绩，就得围着上级转，做给领导看，就必是疲于应酬，做尽表面文章，而无暇“业务”，无心钻研，无意创新。
学术则不然，需要屏心静气，板凳要做十年冷。因为没有积累就没有融汇，没有吸收消化，就没有反刍创造，也就没有推陈出新。空缺了两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今年颁发给了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实验室闵乃本等5位教授。他们之所以取得介电体超晶格研究的国际领先水平，从1986年至2005年，用了整整19年的埋头苦干，心无旁骛。事实上，75％以上的项目经过5年以上的科研攻关，37％以上的项目经过15年以上的长期研究……15年，对于科学事业是长青的，但对于官场来说却必死无疑。
可悲的，官本位决非只是一种行政管理机制体制，而早就积淀成了一种文化，一种心理认同，乃至于成了群体共有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性的行为方式。官场文化中的高度组织化的科层秩序，“上命下从”的行为模式，“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文化生态，同学术必须恪守的自由、平等、敢试、敢闯的性格，不怕挫折失败的勇气毅力，不拘一格、充分张扬的持立独行，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和对立。官本位文化对于学术人的浸淫，几乎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老一代科学家周光召曾经说过，搞科研和做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很难在一个人身上体现。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搞不好。
怎么办？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计，为科技事业的繁荣昌盛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计，就不得不做出取舍和决择：搞科研的不当官，当官的不搞科研。甘蔗没有两头甜。为此，就必须从根本上解除官本位对学术的羁绊和束缚，改革科技评价机制，革去压在科学家头上沉重的“乌纱”，把真正矢志于学术的科学家们，从官僚桎梏中解放出来。从1989年香港高校参与评审以来，单是国家自然科学奖一个奖就已经拿了10个的香港大学，该校校长徐立之说，“我们就是希望营造这样一个氛围，让老师按自己的兴趣工作。”
让学术的归学术，让官场的归官场。说难也难，说易也易。 原载红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