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平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今年是陶行知先生诞辰115周年和逝世6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年份，一位熟人因此加盟学校新成立的“陶研”组织。由此想到自己若干年前也仰慕过先贤，以文字传续过他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位前辈受北京某出版社邀请筹措写作《陶行知传》，嘱我收集陶先生的相关资料。当时，仗着年轻好学，同时因工作便利多方收集的书刊资料足以盈尺。前辈排出撰写大纲，欣欣然打点着行囊准备去宝山、访南京、到重庆，面询故旧和探寻陈迹。
因为陶先生晚年最后三个多月是在上海度过的，我在这方面用力甚勤，查阅旧上海报刊，比对年谱和回忆文章，摘抄笔记。以一个在学校工作的后辈身份，走近陶行知，渴望着认识一个于中国现代史留下投影的真实灵魂。
我曾经几度在余庆路（旧称爱棠路）那条幽静的马路踏访，想象着陶先生隐居在隔绝尘世喧嚣的小洋房里，校阅他那妇孺皆能诵读的大白话诗稿，又四处频繁活动与社会名流一起大声呼吁民主和平；悲叹着陶先生在爱棠新村因过度劳累引起脑溢血离开了他深情眷念的世事纷繁的土地。这一天是1946年7月25日，再过两个多月的10月18日，就是他55周岁的生日。这一天，周恩来夫妇闻讯赶来，嘱咐大家：“文化界的朋友们无论如何再牺牲不得了”。陶先生以教育救国始，以民主斗争终，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风云结合在一起，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是何等样的民族精英啊。
为了再现当时的活动和场景，我写信求证陈伯吹先生，老人回信纠正了我一个明显的笔误，在惭愧自己粗疏大意之余，同时让我体味到不同文本之间的微妙差异。
然而，兵马未动粮草已充足的陶行知传记未几嘎然而止，前辈在对他有影响力的人的盛情感召下，权衡再三，转向撰写他亲炙多年的巴金先生的传记了。在我跟着转向之前，对自己搜罗来的资料，忍不住连缀补缺，敝帚自珍。终于，整整4个页面的《陶行知在沪的最后岁月》，最后刊登在民进中央主办的《民主》月刊 1991年第10期上，向在战乱时期献身于民主革命大潮的人民教育家致以我个人最后的敬礼。
从此，与行知先生渐行渐远，只是偶然在学思湖岛上的先生塑像前徘徊，想起曾经的叩问和交流，不能忘怀的是先贤的人生道路和毕生追求。那篇拙文，成为游子一路跋涉却准备着回家认路而随手丢下的一截树枝。
（本文作者：马国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