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光》与大学时代的陶行知

摘要：陶行知创办和主编的《金陵光》（中文版）是金陵大学重要的学术刊物，也是大学时代的陶行知阐发其思想的一个主要阵地。今年正值《金陵光》（中文版）创刊90周年，我们特撰此文，以志纪念，并通过这个特殊的视角来透析大学时代的陶行知及其思想。

关键词：《金陵光》大学时代陶行知

1908年春秋之际，陶行知由于不满广济医学堂对不信教的中国学生的歧视规定，愤而退学，依然离开杭州。后来，他在崇一学堂老师唐进贤的介绍下，于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预科，当年秋，此院与宏育书院合并，成立著名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陶行知即从汇文书院直接升入金大文科，开始了紧张而又充实的大学生活。他除了学好文科等专业知识外，还自学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各科成绩优秀。大三以后，他又逐渐把目光投向学校与社会的各项活动，经常组织大学生爱国演讲，举办爱国捐支援革命政府，热心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同乡好友姚文采曾回忆：“他（陶行知）在金陵大学即主张不读死书，要与人民生活配合，要与国家大事配合，他发起和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策动救国运动，运动会、演说会、展览会等各种形式活动，并用卖门票的方法发动和劝募救国捐。”[1]（9）

在上述这些活动中，倡导、编辑和主笔《金陵光》（中文版）学报也许是陶行知大学时代最值得骄傲与纪念，也是对青年陶行知成长影响较大的一件事。1914年6月，陶行知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文科。黄炎培当年为江苏教育厅长，应邀参加毕业典礼，陶行知面赠所编《金陵光》。1917年秋，陶行知留美归国，依然牵挂和关注《金陵光》的出版，连续在上面发表了数篇言讲稿和有影响的学术论文[2]（59、65）。由此可见，陶行知很看重《金陵光》（中文版）。今年正值《金陵光》（中文版）创刊90周年，我们特撰此文，以志纪念，并通过这个特殊的视角来透析大学时代的陶行知。

一、陶行知与《金陵光》（中文版）
《金陵光》学报，月刊，1909年12月创刊，是金陵大学重要的学术刊物，也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学报之一。但它在创办之处，内容单调，篇幅不大，读者面窄，作用有限。陶行知极力想加以改造。他在《增刊中文报之缘起》[3]（166）一文中，针对英文版的不足提出了三点想法：

第一，“推广规模”。“世间事物不能无进步，即规模不能无推广。”《金陵光》学报已经创办4年左右，期间“学校有进步，学生有进步，成绩日多，精神日旺”，这必然要求“有规模更大之学报与学校学生平行进步，以宣导其磅礴，记载其成绩，而鼓舞其精神”。

第二，“保存国粹”。陶行知指出，国文专用来表达国人之思想，记载国人之行动，是与外国人相互区别的标志。但是，自西学中输，新学派之醉心欧化，蔑视国文，尤为忘本。为保存国文这一中华民族之国粹，有必要“爰增刊中文报，以磨练作国文之才，而唤起爱国文之心。能作能爱而后可言保存；能保能存而后可言光明”。

第三，“灌输学术”。他指出，“然徒有英文学报，不过将我之所长彰之外人，而对与国内学子反不能尽其介绍之职”，使中国人不能从西方输入更多的先进知识。“故加中文以承其乏”，大量翻译外国资料以资学习借鉴。

鉴于以上认识，陶行知力主创办《金陵光》中文版。他的这个想法很快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响应，在多次与学校交涉后，也得到校方的认同，并且委任陶行知担任中文版编辑，筹办中文版《金陵光》事宜。担任编辑一职为他所始料未及，开始由于惧怕不能胜任，有些犹豫，后来经过同学以及很多老师的热情鼓励，他勇挑此重担。陶行知说：“我是中国人，我应该捍卫祖国的尊严！担任编辑是义不容辞的。”[4]（17）于是，经过紧张的筹组，1913年2月中英文合刊的《金陵光》（第4卷1期）出版，两种语言各占一半篇幅。陶行知担任中文编辑、主笔。英文主笔为刘静邦、张謇。设置栏目有：专著、记载、传记、文苑等。内容有关于哲学、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及医学、农学等等方面的专著与论文，并且刊发大量诗、词、散文、游记、剧本，以及名人传记等。此外，还报道该校同学会消息。

对于为什么要创办《金陵光》，陶行知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3]（161）一文中对此做了阐述。他指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此光，《金陵光》之目的也。”他解释说：“‘青华易过，韶光不再。’此光字，《金陵光》用以勉励同学及时努力，勿使徒伤老大也。‘利剑光耿耿，佩之我无邪心。’此光字，《金陵光》用以警醒同学，避不善如蛇蝎，勿以恶小而为之也。一勉一警，莫非欲吾同学就早切磋，蔚为国器。对于《金陵光》，便怀有盛世黎明嬉游于光天化日之感。由感立志，由志生奋，由奋而捍国，而御辱，戮力同心，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则《金陵光》之责尽，始无愧于光之名矣。”很清楚，《金陵光》的宗旨在于勉励和惊醒同学要努力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也是陶行知一生志向与追求的写照。为了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强盛，他抱定“为了苦孩，甘为骆驼”、“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壮志豪情，诚心诚意为中国劳苦大众获得基本教育而殚精竭虑，默默实践着他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的理想。编辑《金陵光》可以看作他“寻觅曙光”路上的第一步，他赋予其以光的能量，期待它“一闪其雷鞭”，教育和唤起国人共同为中国富强与民主发挥光热。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诠释了学报何以名《金陵光》：

学报奚以光名乎？曰：天地之大，万物之繁，吾人所恃以别上下、高低、大小、

方圆、正斜、黑白、动静、美恶者，光而已矣！无光，则虽有天地万物，奚又辨别乎？

学校之宏，学生之众，吾人所赖以之兴衰、进退、勇怯、知愚、贤不肖者，报而已矣！

无报，则虽有学生学校，奚由表见乎？故光所以别天地万物之形，报所以彰学生学校

之迹。报与光之功用既同，则名报为光，不亦宜乎？

具体而言，在陶行知看来，《金陵光》应该发挥如下功用：

第一、犹如光热，激发学子学习热情与爱国激情。自然界中，光由热生，热随光至，可以御寒振衰。人世间，常有“厌世之流，悲观之派”，他们对国家、民族前途往往默然置之，甚至挖苦讽刺，“谓热心为好事，谓力行为有求。彼既寒心而凉血”，所以，《金陵光》要“曝其心，温其血，祛其寒，振其衰，使共跻于热忱乐为之学子”。“倘不幸而有人焉，惑于外物，狎于弗义，大道不明，天良澌灭，必不得已，欲《金陵光》一闪其雷鞭，则亦直闪之耳。”希望《金陵光》之“光”激发同学的学习热忱，唤醒国人的爱国激情。

第二、犹如灯塔、射线，帮助学子增进学业。当时，陶行知正值热血青年，对同龄青年人的学习、思想状况颇为了解，深知他们的思想正处于成长之关键期，需要积极加以引导方可走入正轨。他说：“吾辈青年为学，正如日暮浮舟险峡，邪说淆听，瓦裂之怪石也；跛行冒善，云端之豪湍也。是非莫别，安危一发。吾《金陵光》则作船工之塔灯，明其途径，所以佐迷津者之造业焉！”陶行知看到，塔灯之光只限于表外，他更希望《金陵光》能够发射其“爱斯之光”深入青年思想内部发挥作用，“世之金玉其外，而败絮其内者，岂鲜也哉？心疾不治，大丧随之。《金陵光》于此则射其爱斯之光，查其肺腑，烛其心肝。病原既得，而后可施针砭也。”当时陶行知对王阳明学说已深有研究，常与当时任教金陵大学，后来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一起讨论王学。他深受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学说的影响，从1913年开始，常用“知行”为笔名在《金陵光》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显然，“查肺腑”、“烛心肝”思想深受阳明学说以及传统儒家“内省”、“克己”修养方法的影响。然而，陶行知并不囿于古人。他看到人的学业与思想的进步还需外力的推动，《金陵光》的作用就在于此，通过刊发进步文章，督促青年在思想上不断取得进步。陶行知总结到：“无光即无以造业耳！吾《金陵光》既以佐同学造业自任，则谓之为萤、为雪、为爝，皆无所不可也。”希望《金陵光》能够发挥光的作用，成为同学最佳的学习器物。
第三、犹如公共日记，彰明学生成绩。除期望《金陵光》能够帮助同学的学习外，陶行知也希望它可以流传和保存于世，永发光辉，使后人秉承前人自强不息之精神，有资鉴戒，继续奋进。他指出：“《金陵光》，吾同学之公共日记也。同学既有公共日记，则固有精神可以保存，已具之精华有所托属。其中之一举一止，一言一行，咸足以备他年之考据，以作来者之前鉴。虽事已陈，迹已藐，而此公共日记，直能闪烁其彩色，以至于无穷。”一种刊物不应该成为某个机构或个人的私有物，应该是公共的。只有这样，才能调动每一个个体参与其中，集思广益，收集并刊发真正有价值、有生命力的内容，更好地发挥期刊的功用。

在陶行知的努力下，《金陵光》学报面貌为之一新，成为当时金陵大学重要的综合性学术刊物。该刊一直刊行至1930年，历时21年，可谓中国近现代教育、学报类刊物少有的“寿星”之一，其影响力不言自明。《金陵光》（中文版）的成功创办与编辑也为陶行知日后从事期刊编辑工作积累了实践经验。他一生创办、主编或参与编辑过多种学术期刊，尤以教育专业期刊为最，如：《新教育》、《新教育评论》、《平民教育周刊》、《乡村教师》、《生活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民主》等，《金陵光》（中文版）的经验对编好上述这些期刊不无意义。

尤为重要的是，《金陵光》对大学时代陶行知的成长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与影响。身为编辑、主笔，他必须为期刊提供高质量的论文，这促使他去多方面地思考现实人生与社会的问题。因此，编辑和主笔《金陵光》（中文版）既为他梳理和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大学时代陶行知的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二、从《金陵光》看大学时代的陶行知
陶行知自《金陵光》第5卷第5期，即1913年9月起，任中文主笔，持续至1914年4月《金陵光》第6卷第2期止。在此时间，他在《金陵光》上发表文章约18篇。这些文章论述范围较广，涉及政治、社会、教育、医学等各方面，多切中时弊，令人警醒，颇能反映陶行知大学时代的思想实际。

首先，积极反对因循守旧、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倡导男女平等、民主共和是大学时代陶行知关注的主要问题。

应该说，陶行知早在十几岁时就有反封建主义，勇于同黑暗势力作斗争的思想倾向。他曾经联合同学，把家乡一座官释合营的“淫寺”木雕菩萨全部摔入河中，与和尚和官商作斗争。大学时代，正值资产阶级革命如火如荼，中国社会发生巨变时期。青年陶行知深受当时共和民主与自由观念的洗礼，猛烈批判封建思想，积极宣扬民主共和思想。

陶行知在《金陵光》中文版发表的文章中，最多的是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揭露和批判。《金陵光》第4卷第1、3期上，连载陶行知的《一夫多妻之恶结果》 [3]（168）一文，集中批判了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之罪恶。文章指出，一夫多妻使“风俗因之颓敝，道德因之衰微，平弱之大原，富强之劲敌”。他阐释此腐朽社会风气对社会与民族、国家的重大危害，即“伤平等”、“损亲爱”、“亲自由”、“矿夫怨女”、“反动罪恶”、“孳生罪恶”、“戕身弱种”、“塞智蔽聪”、“废时失业”、“伤财破产”等等。他疾呼：“其必不能容于共和时代也”，号召国人共同努力废除一夫多妻之恶习。第4卷第3期同时刊登的还有其反封建力作《因循篇》[3]（176）。这是一篇阅读培根著作之后的“引申”之论，他说：“校阅英儒培根所著之《因循论》(Essoy on DeIays)，兴起无穷感触……爰引申培氏之说，撰著因循之篇，究因循之原因，揭因循之结果，使国人晓然于因循之害，不独妨一己之发展，实足以障人群之进化焉！”陶行知积极涉猎西方进步思想，并且能够融会吸收，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发挥与创新。“因循”与多妻一样，能够产生多种罪恶，使人“失时机”、“长惰”、“伤名誉”、“防他人之进步”、“引他人之因循”。陶行知指出：“由上论观之，则因循之害，既足以自误，复足以误人，更足以误国。吾人果自爱，则不当因循，否人果爱人爱国，尤不当因循。”呼吁国民积极上进，共同为中国的进步作出努力。展示了陶行知勇于改革、敢于创新、长于批判的个性特征，为他后来在教育实践中敢于对中外教育理论提出批评、改造、创新，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金陵光》第4卷第6期上，还发表了他的《伪君子篇》[3]（189）。此文针砭社会上达官贵人、无耻政客的伪善嘴脸，明确指出：“天下非小人为患，伪君子之为患耳”。并自我分析道：“我之大病根，在喜誉恶毁，名之所在，心即怦然动，伪言行即不时因之而起，”痛下决心“虽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表现了他严以律己、抵制社会腐败风气的高尚节操。基于这种精神，造就了日后陶行知贫贱不易其志，数十年如一日为穷人办教育的伟大精神。

在反对和抨击封建落后思想的同时，陶行知积极主张共和、民主、平等，阐扬共和民主精神。1914年，民国成立三周年之际，陶行知在《金陵光》中文版撰写社评《民国三年之希望》[3]（198），对北洋政府的当政者提出四点希望。他希望民国文官，不贪财，不因循，不争门户，戮力以囊国事；希望民国武臣，严纪律，重人道，不矜功，不嚣张，为义战，不为暴戾；希望内乱永平，寇贼绝迹，使农工商贾，各安其业，共乐太平。而学子亦不为残赋影响所耽误，使得从容新其体健，新其学问，新其道德，早日蔚为国家栋梁材；希望人人洗心革面，一刷污俗。他借“希望”之名，抨击腐朽政治，阐扬民主、共和理想，表现出斗争的机智和策略。为日后与国民政府以及各种恶势力机智地周旋、斗争，积累了经验。

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3]（212）更是一篇阐发共和思想的专论。这篇文章刊发在1914年10、11月《金陵光》第6卷第5、6期上。文章系统地阐释内蕴自由、平等、博爱（“民胞”）的共和三大信条；阐扬重视个人价值、唤醒个人责任、追求个人平等的共和主义个人观和个人与社会共生的共和主义社会观，以及最良领袖领导下的图谋全体福利、重视共和目的、共同责任的共和主义政治观等共和三大观念；指出危害共和的四大“险象”，即“国民程度不足”、“伪领袖”、“党祸”、“多数之横暴”。在如何实现真正共和的问题上，陶行知认为必须把握好共和与教育、交通、秩序等三大关系，并且把教育视为共和重要要素之一。

其次，注重教育事业，批评学校教育流弊，关心青年学生成长，也是大学时代陶行知关心的重要内容。

陶行知对教育在民主国家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在《共和精义》中，他指出：“共和之要素有二：一曰教育；二曰生计。”“然教育苟良，则人民生计必能渐臻满意。”“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 “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总之，他认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重要之手段，舍教育，共和之险象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深刻阐释了教育对共和国家建设，人民生活幸福的极端重要性，弥足珍贵。同时，这也是陶行知终身矢志教育事业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国初年，教育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又遇袁世凯鼓动尊孔读经的逆流，各种教育问题层出不穷。尤其学校教育中，教师教学态度不端，学生考试作弊，“夹带”、“枪替”流弊横行。陶行知深有感触，揭露道：“一学期而读十八面书，已属不成事体。考试复取其半，以为范围；范围之外，复有指点，继以夹带；夹带不足，继以枪替、剽窃。”对此状况，陶行知忧心如焚：“学生以此欺教员，教员亦以此误学生，成何教员？成何学生？更成何学校？然就吾之目光所观察，正不止某校已也。呜呼，民国教育之前途！”[3]（201）他为师生分析这种考试流弊的危害在于：“欺亲师”、“自欺”、“违校章”、“辱国体”、“害子孙”，[3]（183—185）告戒学子端正学习态度，万不可做出此类欺己、欺师、欺校、欺国，遗害子孙之事。

此外，陶行知十分关心青年学生的生活与学习情况。针对入学新生出现的各种困难，陶行之指出：“入校不苦，初入校则苦；初入校不苦，初入校而无人导引斯真苦。”这种“苦”有来自新生不熟悉校园环境而心存畏怯，导致缴费难、派书难、寻觅班级难等，也有来自某些在校“恶少”的戏弄，“甚有恶少，专以欺侮戏弄新生为事，问之不答，答则指鹿为马；与彼同室，则颐指气使，如主人之待奴仆。”“学子初入校之苦，盖难甚矣！”由此，他发出倡议：“吾之为此言，非故为骇人听闻之论。实欲吾先进诸同学，痛定思痛，推己及人，群赝引导之责，力图照料之方，务使后来者视入校如归乐境焉……吾青年会对于新来同学，素存爱敬，故每学期开学后，必集茶会，以笃新旧交谊，行已钦佩无似；苟能赞同敝议，出而提倡实行导引新生之计划，则新生更蒙福糜极。”[3]（182）

最后，大学时代的陶行知也曾钟情医学事业，注重医生职业道德建设。

鉴于姐姐宝珠曾因病为庸医所误而早年夭折，陶行知入广济医学堂立志学医，试图改变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达到强种保国之目的。虽然后来被迫退学，但是他依然关注医学，钟情医学事业。

他十分重视医生的职业道德，“人无智愚贵贱，谁能越出道德范围，而不伤人害己者乎？惟其事弥大，其责弥重，欺其德弥要。人生至贵，惟兹寿命。岐黄操生杀之权，同于官吏，则医之德，视他人尤要矣。”[3]（202）认为医生的职业关乎人的生命，其职业道德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西方先进的医学成果，陶行知亦十分重视，并且主张积极地引进和加以改造。他曾学习西方医学观察视神经血管影方法，在此基础上创制了另一种简易观察法。他说：“人身生理之构造，关系心理作用至切。血管影之于视觉，其一证也。吾人常见眼前有物，即疑之为鬼为怪，而不知往往目外本无物，徒因生理之运用，遂呈为心理上之现象耳！爱呵瓦大学心理学教授西少耳先生察出一法，能令人自见其目中视神经上之血管影。”“记者近亦察得一法，此法不用烛光，不用暗室。”[3]（207）陶行知重视学习西方医学的目的，除了治疗国人的身体疾病之外，显然还包含用西医的科学思想医治国人落后思想的成分。医学不单医治生理疾病，更要医治可怕的民族心理、思想疾病。

金陵大学的学习生活，是陶行知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编辑和主笔中文版《金陵光》，是陶行知大学生活中的浓重一笔。它们对陶行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可以这样说，陶行知正是在金陵大学、编辑中文版《金陵光》时萌发了教育救国、教育建国、教育强国的思想，从这里迈出了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坚定步伐。

发布者: 陶桃发布日期: 2007-02-27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