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和江青女士的早期交往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陶行知在上海曾与江青有过多次交往。当时,他以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对政治上追求进步,生活上落难,希望到上海谋求发展的青年江青给予了力所能及的真诚帮助。
陶行知和江青初识于1933年。这一年的夏天,原名李云鹤的江青,因恋人中共党员俞启威在青岛被捕入狱而来到上海。她通过田汉的关系,由田汉之弟田沅介绍,以李鹤之名来到位于上海郊区北新泾镇陈再村的晨更工学团工作。晨更工学团是继山海工学团之后,陶行知创办的又一个公开、合法的新式普及教育团体,由他的学生中共党员徐明清具体负责。当时党领导下的“左”翼群众团体“教联”、“左联”、“剧联”、“社联”等均在此积极开展活动,所以它又是中共在上海的一个地下工作据点。江青在晨更的工作,主要是教学,既有小学生,又有店员。同时,她还教大家唱歌、学习国语注音符号,自己还随田沅学习日文。平心而论,此时的江青工作积极,政治进步,所以被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吸收入团。在晨更期间,江青曾好几次通过“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负责人曹建培联系,找陶行知交谈,得到陶行知的教育和帮助。当年冬天,俞启威被释放后来沪上与江青团聚。不久,他们双双前往北京,离开了晨更工学团。
陶行知与江青再度相见是在1934年的夏天。由于在北京处境艰难,江青再次独身来上海寻求发展,她又一次得到了陶行知的帮助。由于晨更工学团已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有危险性,因此陶行知介绍江青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小沙渡路办的女工夜校担任教员。她教女工们唱歌、演戏、识字,还到工学团和其他女工夜校帮助教歌和排演戏剧。此时,她化名李云古。不久,江青和原晨更工学团的同事徐明清等接上了关系,参加了“教联”。要不是意外被捕,因其表现不错,组织上还准备吸收她入党,并在“教联”沪西区委中担任一定职务。江青被捕是在1934年10月,在监狱中被关了个把月后,由女青年会保释出狱。出面保释的是时任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先生和公共租界公董局何德奎。出狱后的江青因受刺激,精神不大正常,徐明清热情相助,把江青带到自己浙江临海山区的老家养病,两个多月痊愈后去北京,江青又离开了上海。
陶行知再与江青发生联系是在1936年的6月。这一年的春天,江青第三次来到上海。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江青用的是“蓝苹”的艺名,而且因为出演《大雷雨》和《钦差大臣》的主角,又在影片《狼山喋血记》中担任角色等,蓝苹的剧照及各种捧场文章频频出现于上海的报端刊尾。一时间,蓝苹俨然成了旧中国上海十里洋场的一个二流明星。要不是她与唐纳的婚变,这一次陶行知原本不会与她发生关联。1936年4月26日,江青、唐纳和其他两对艺术界新人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既时尚,又风光。可是,蜜月未满,即发生婚变。江青借故离开上海,一去不返。唐纳到江青老家山东寻找不着,气恼失望之极,竟在济南的旅馆里服毒自杀,幸好及时发现获救。陶行知从报端获悉这个消息后,感到唐纳真是糊涂,写了一首题为《送给唐纳先生》的诗,劝慰这位很有才华的年青朋友。诗云:
听说您寻死,/我为您担心!/您要知道:/蓝苹是蓝苹,/不是属于您。/您既陶醉在电影,/又如何把她占领?/为什么来到世界上?/也要问一个分明。/人生为一大事来,/爱情是否山绝顶?/如果您爱她,她还爱您,/谁也高兴听喜讯。/如果您爱她,她不在爱您,/那时已经飞去的夜莺。/夜莺不比燕子,/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如果拖泥带水,/不如死了您的心。/如果她不爱您,而您还爱她,/那么您得体贴她的心灵。/把一颗爱她的心,/移到她所爱的幸运。/现在的时代不同了!/我想说给您听,/为个人而活,/活的不高兴;/为个人而死,/死得不干净。/只有那民族解放的大革命,/才值得我们去拼命。/若是为意气拼命,/为名利拼命,/为恋爱拼命,/问我们究竟有几条命?
陶行知最后一次与江青交往是在1946年春的重庆。昔日沪上电影明星蓝苹,这时已成为“第一夫人”江青。她趁当时国共和谈正在进行之中,从延安到重庆比较方便,专程到重庆治牙病。3月9日,陶行知和李公朴以重庆社会大学正副校长的名义,举行校董和教授联席会议,并宴请客人,包括从延安来的江青。因到医院治牙,江青当日未能出席,但事后她专程到陶行知的住处管家巷28号进行礼节性访问,并邀请陶氏和她在晨更工学团的另一位同事王洞若一起随机同往延安,表示她还念旧情。
可是时隔不久,在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名为讨论实为批判中,陶行知因肯定武训乞讨办义学而连带受到批判,造成所谓“开国第一文化冤案”。原因固然很多,有论者认为其一即是陶行知的那首小诗惹的祸。他在劝慰唐纳的同时,却在不经意中冒犯了江青。尽管在诗中没有批评责怪变情者,但把她比喻为改换门庭的“夜莺”,这是江青绝对不容许的。陶行知的这首小诗,最早发表在邹韬奋先生1936年6月7日在香港创办的《生活日报》上。接着,又被编入《行知诗歌集》,由生活书店在同年11月出版。虽两度公开发表,但流传不广,影响有限,江青本人也未曾注意到,所以在陶行知生前,她对陶先生并无恶感。1946年7月,陶行知猝然逝世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颇具声势和规模的悼念活动,并汇编了他的诗作《行知诗歌集》,1947年3月由大孚出版公司出版发行。陶行知是社会著名人士,他的去世,在当时影响很大,国人极为关注,这本诗集流传也很广。作为曾与陶行知有过较多交往的江青,当会留意陶先生的逝世及其相关事宜。因此,很有可能正是从这本诗集中,她发现陶氏提到自己这段难堪的历史,竟然还把她比作改换门庭的“夜莺”。不由得怒从心生,大动干戈,甚至不惜鞭尸。论者的这一分析,恐怕不能说没有道理。
发布者: 陶桃 发布日期: 2007-02-27
返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