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陶行知研究的先驱
内容提要本文评价了日本第一篇介绍陶行知的文章，分析了这篇文章产生的历史原因，阐述了牧泽伊平、户塚廉对日本陶行知研究的贡献，揭示了牧泽伊平和户塚廉在日本陶行知研究史上的先驱地位。
关键词牧泽伊平；户塚廉；日本；陶行知研究；先驱
在日本陶行知研究的历史长河中，牧泽伊平、户塚廉是两位先驱人物。他们筚路蓝缕，珠联璧合，共同开启了日本陶行知研究的先河，为日本陶行知研究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尚无专文对此进行绍介，对此两人，国内也鲜有人知。本文试图对他们两人在日本陶行知研究发展进程中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作一初步探讨。
一
日本的陶行知研究，始于1935年。在这一年的元旦，在日本东京池袋“儿童村生活教育研究会”编的《生活学校》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华民国的新教育——世界新教育运动的动向（一）》的文章。这是日本第一篇评价陶行知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的文章，从而拉开了日本陶行知研究的帷幕。作者“岸本辰三”即牧泽伊平。.
该文包括三大部分，即“小先生的工作”、“小先生即知即传人”和“乡村教育片断”，外加序言和一个十分简短的结束语。内容主要是介绍陶行知所创办的“工学团”和“小先生制”。作者写道，陶行知在其创立的晓庄师范学校遭到当局的残酷迫害，被强行封闭之后，创办了“工学团”。这是一种“没有校舍，教师有充分自由，而教育不会间断”的新式学校。在作者看来，“在国家教育经费极少，国民没有时间和经费去上学的中国，陶行知氏发明的这种‘工学团’教育组织，是最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因而，它在中国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不仅正以上海为中心逢勃发展起来，而且还“从上海市郊迅速发展到农村”。
关于小先生制，作者指出：所谓小先生，“就是年幼的老师的意思”。小孩子们在工学团团员的帮助下，在田野的隅角，寺院的屋檐下，路旁的游玩处学习。学会了一个字，就成为那个字的老师了。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把那一个字去教不识该字的小朋友。这样，小孩子就成为了小先生。而且，在小先生制中，孩子是“通过生活而又为了生活去接受教育”。在接受教育之后，他们又将学会了的东西，“立刻应用于自己的生活或教给他人”，这不仅是知识的有效利用，而且也是一种义务。因此，在他看来，即知即传人，“是工学团最可贵之处”。
陶行知从中国最广大民众实际生活的需要出发而创立的“工学团”和“小先生制”，是对传统教育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文章作者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结束语中，他这样写道：“工学团的教育活动是最富有生活性的。没有校舍的教育不是向只能依靠校舍的教育敲响了某种警钟吗？”充分反映了作者思想的敏锐和识见的深邃。
值得一提的是，该文除文字介绍之外，还配以五幅照片，形象地介绍山海工学团小先生们在上海郊区宝山的具体教学活动。如夏家宅的小先生李翠贞教妈妈看信，小陈宅的小先生金文才教奶奶识字，沈家楼的小先生沈庆甫、沈锡庄、赵金保和沈品仙4人小组，在屋前人多的地方进行教学，等等。可谓是图文并茂，引人入胜。
无独有偶。户塚廉在编发牧泽伊平的文章后，以“记者”的名义，写了一段十分精采的编后记。他指出：“世界新教育运动的一项，的确是应该登载介绍世界新教育联盟及其加盟各国的生气勃勃的活动。在编辑过程中，我从岸本先生处看到了4月份参观儿童之村的中国新教育运动家们主办的杂志，了解到其他文明国家教育运动的出发点是观念主义、理想主义和精神主义的。与此相比，中国教育运动的实质，是真正地从全体国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的，是炽热的。我随即向岸木先生要了这篇稿件。真想去看看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并被欺虐的国家里先知先觉者的活动。”与牧泽伊平一样，户塚廉明确表达了对中国生活教育运动的赞许和向往之情。
应该引起重视的是，牧泽伊平的文章和户塚廉的编后记得到了陶行知的回应，中日两个新教育团体相互之间因此而建立了初次交流。据1935年3月号《生活学校》杂志短评栏“谈活室”的记载：“我们把本刊创刊号送给中华民国的新教育团体后，工学团长陶行知氏把他撰著的新童话、童谣书籍以及《中国教育改造》赠送给我们”。“配有插图的童谣和童话，透露出中国新教育运动的声势，读罢令人欣悦”。这里所说的童谣和童话，是指陶行知为孩子们所写的寓言童话《乌鸦》（上海儿童书局发行，1934年9月初版）。在该书的扉页，有陶行知1935年1月21日的题字：“送给生活学校小朋友陶行知”。遗憾的是，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日两个新教育团体刚刚建立起来的友好交流被迫中断。
二
需要指出的是，牧泽伊平、户塚廉钟情于陶行知所创立的“工学团”和“小先生制”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
从主观层面上来说，是出于对传统教育改革和对新教育探索的共同追求。牧泽伊平和户塚廉是二、三十年代日本传统教育的改革者。他们先后毕业于静冈师范学校，曾任教于东京池袋儿童村小学校，积极参与了该校的教育改革。
东京池袋儿童村小学校，为日本著名教育改革者野口援太郎在位于东京池袋的自家宅院里所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学校存在的时间不长，1924年4月创立，1936年7月被撤销，前后历时约12年。学校规模也不大，包括校长在内教师不足10位，学生也仅有50名左右。然而，这是一所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新式学校，在当时的日本影响很大，被认为“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自由教育’发展到了顶点的标志”。
在上个世纪20年代，日本的公共教育制度已基本形成。它规定学校使用国家指定的教科书，教师的任务是把教科书的内容传授给学生，学生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实际上类似于一个知识接受器。课程设置以“读、写、算”为中心，科学、艺术等方面的教育甚为薄弱。对于这种划一、呆板、缺乏生气的教育，广大教师甚为不满，在各地开展教育改革。池袋儿童村小学校被视为是当时日本各地教育改革的一个标志。该校的教育以儿童生活为基础，主张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教科书只是帮助学生学习；尊重儿童的自治与互助精神，要求在游戏、作业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中让儿童不断接触他人与社会，逐渐形成自我；重视对自然与社会的学习和艺术等方面的教育，等等。可见，池袋儿童村小学校对传统教育的改革、对新教育的探索，无论是在思想观念还是在具体实践方面，与陶行知在中国的教育改革有许多相似和暗合之处。可以说，这是牧泽伊平、户塚廉对“工学团”和“小先生制”一见钟情的根本原因所在。
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不仅仅取决于内因，外因也是十分重要的。从客观层面上来分析，牧泽伊平、户塚廉拿起笔，最早向日本介绍陶行知的直接动因是中国留学生对池袋儿童村小学校的访问。
或许是由于池袋儿童村小学校的教育改革在当时日本的影响，吸引了许多人慕名而去参观学习，其中包括在日的中国留学生。据户塚廉回忆，1934年4月10日，几位自称为陶行知学生的中国留学生访问了该校。一位名叫叶维奏的留学生向学校的老师们，包括牧泽伊平和户塚廉等人，介绍了陶行知在中国的教育改革，尤其是在上海创办“工学团”，推行“小先生制”的情况。牧泽伊平等人“听到他们一边抵抗着蒋介石的迫害，一边在文盲（普遍）的中国开展识字运动，深受感动”。联系到池袋儿童村小学校多年的教育改革实践，可谓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思想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于是，便撰写了日本第一篇介绍陶行知的文章。因而，自称为陶行知学生的叶维奏等中国留学生对池袋儿童村小学校的访问，可以说是这篇文章诞生的“助产婆”。
三
非常难得的是，从此以后，牧泽伊平和户塚廉一直致力于介绍和研究陶行知。无论遇到怎样的磨难，他们始终如一，坚持不逾。
牧泽伊平于1934年辞去了池袋儿童村小学校的教职，以教授中国留学生的日语、当家庭教师为生。生活尽管动荡不安，但他对于绍介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运动热情不减。1935年6月，他将陶行知曾在新加波《星洲日报》和厦门《华侨日报》上发表的论述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的一篇重要文章，在叶维奏和林承志两人的帮助下，翻译成日文，以《中华民国的“小先生”普及教育运动》为题，在日本《教育》杂志发表。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被译成日文的最早一篇陶行知的著作。1940年2月，他又在《训导生活》杂志上，撰写了《中国的生活教育运动》一文，介绍陶行知的工学团运动。在此之前，1939年5月号的《 青年教师》杂志，还刊载了他与赵如珩的谈话纪要《怎样看待小先生运动》。由上可知，牧泽伊平对于陶行知的介绍，主要集中于“小先生制”和普及教育方面。他所发表的多篇文章、译文和谈话纪要，对于战前日本教育界了解陶行知及其教育活动，无疑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牧泽伊平于1945年夏逝世。非常遗憾，他没有能亲眼看到“八·一五”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和无条件投降。
户塚廉后来的生活经历也相当坎坷。在池袋儿童村小学校被撤销后不久，《生活学校》杂志也不得不于1938年8月停刊。随后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生活学校事件”。许多曾是《生活学校》杂志读者的教师遭到日本当局的残酷迫害，其中被判刑的就有116人之多，还有的惨遭杀害。户塚廉于1940年12月4日被逮捕。在被拘留、审讯了9个月后，虽经保释出狱，但不久又被强迫征兵，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名士兵被派到中国战场。尽管生活如此折磨他，但他对中国生活教育运动的热情不变。战后，他回到家乡静冈县桂川市，又重新拿起笔撰写了许多介绍陶行知和“小先生”的文章。如1955年4月25日，在《父母子女报》的前身《小笠的少年少女报》上，他发表了《世界的少年少女----中国的小先生》的文章，阐述了陶行知的小先生运动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所发挥的作用和功绩，呼吁日本的小朋友也“变成小先生”。1960年初，陶行知的长子陶宏向他和《父母子女报》社赠送12本书。户塚廉在当年1月20日出版的《父母子女报》第123期，发表了两篇文章：《由小先生运动的发祥地中国寄来了12本书》和《陶行知先生的小先生运动----拼命地保护小孩子》，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小先生运动。1972年，在《父母子女报》创刊20周年前夕，他在家中发现了陶行知1935年送给池袋儿童村小学校学生的儿童读物《乌鸦》一书。触物生情，他在第555期《父母子女报》上，又写下了《中国大学者的赠物（陶行知先生所著童话的新发现）》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在20周年的前夕，在我家发现了陶行知先生送给我们的儿童读物。这意味着陶先生惩戒我的懒惰并且鼓励我进一步努力奋斗。我向陶先生学习，为了净化腐败，为了充满罪恶的祖国并再建祖国，要教小孩子发挥他们的力量”。表明要以陶行知为榜样，坚持在日本推行小先生运动。1973年3月，他出版专著《小先生的发现》。
综上所述，出自于对改革传统教育，探索新教育的共同追求，以及对陶行知倡导的中国生活教育运动的赞赏和向往，牧泽伊平和户塚廉率先向日本介绍陶行知。不仅撰写了日本第一篇介绍陶行知的文章，日译了最早一篇陶行知的著作。尤为难得的是，无论个人生活经历怎样艰难曲折，都未能动摇其信念，改变其初衷。他们为日本陶行知研究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和突出建树，确立了在日本陶行知研究发展史上先驱者的崇高地位。
主要参考文献：
•岸本辰三：《中华民国的新教育----世界新教育运动的动向（一）》，《生活学校》创刊号（1935年1月1日）。
•斋藤秋男：《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明治图书出版株式会社，1983年版。
•牧野笃：《陶行知与日本》，《行知研究》1989年第3、4期。
•周洪宇编：《陶行知研究在海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周洪宇、余子侠、熊贤君主编：《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字数：4886）
作者通讯地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邮编：200062
E—mail:jinlc@online.sh.cn
发布者: 陶桃 发布日期: 2007-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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