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教育史奇迹 ：文化的伟大长征
一个中国教育史奇迹 ：文化的伟大长征
作者：杨雪梅
1938年4月，初春的落日时分，由11位教师和284位学生组成的“湘黔滇步行团”经过68天、13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终于看到了碧波荡漾的五百里滇池，看到了先期到达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师生。
这次步行后来被称为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在这一路的颠沛流离中，师生们接触到以前在书斋中无法想象的中国现实，也对少数民族古老的民风民俗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从而获益终生。闻一多先生是步行团里年龄最大的一位。他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也正是在这一路，闻一多发现，中国虽然很穷，但民族的希望就在这块土地上，这发现改变了他的一生，使他由一个学者最终变成了战士。
任继愈也是步行团的一分子，作为学生的他本来兴趣在于西方哲学史，但"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最后他决定穷极一生，去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在这支队伍中，还有当时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三年级的学生、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心理学家的刘兆吉，当旅行团68天的旅行结束时，刘兆吉共采集到湘西、黔东、滇南各民族的民歌、民谣2000余首，后筛选700余首汇编成《西南采风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诗歌，记录了当时湘黔滇地区民众的真实生活状态，被当时西南联大师生誉为"现代的诗三百"。刘兆吉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讲，老师们常讲"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在书本上，好多是在人民的口里，希望大家到民间去找"。他果然在民间找到了宝贝。
在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万千人民流离失所，万千人民的理想与梦破灭，万千种欢乐与悲伤交替。据统计，当时迁移在路上的有3000万难民，这其中有55%是文化教育工作者。中国90％的大学受到了日军严重的轰炸、焚烧和摧毁，约106所高校被迫迁移，搬迁次数达300多次。正如南开的校长张伯苓在南开被炸后所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在共同的灾难面前，万千师生继续办学、教学、求学，同时将文化的种子散播到穷乡僻壤，产生出更多的力量，产生出新的文化。
到后方去成为他们坚定的选择。
1937年深秋。在北京西城的一座小院里，著名教授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生命垂危。陈家乃名门旺族，其祖父陈宝琛，戊戌变法时为湖南巡抚，因支持戊戌变法，后被革职，是个爱国者。陈三立是清末著名的诗人，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坚持不肯离京，有记载说他绝食而死，拒不当亡国奴。陈寅恪亦以在沦陷区教书、任职为耻，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悄然离开京城。虽然当时他的右眼视力已经开始急剧下降，仍携全家在漫长的八年间辗转逃难。在长途跋涉中珍藏的书籍时有丢失，一些著述及未成之稿亦不复存在，可谓痛心疾首，双目遂相继失明。
北平失陷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正在山西野外考古。没有任何的犹豫，他们只拿了三个铺盖卷，两三个手提箱，就离开了两个人心目中最挚爱、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北京城，离开那个被很多人无数次描写过的"太太的客厅"和充满了温馨记忆的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迁之路。
1936年夏，华罗庚作为访问学者到英国剑桥大学工作两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英国，他立即风尘仆仆地回到祖国。 随着清华大学他迁移到昆明，一家七口人住在两间小厢楼里，吃饭、睡觉、读书、做研究工作都在这两间小房子里。白天，他拖着病腿到西南联合大学讲课，挣点微薄的薪水养活全家；晚上在如豆般的小油灯下埋头钻研数学。
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陈省身。1937年战争爆发时，正是他获得数学博士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执教于西南联大。在战火纷飞的土地上，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数学精英。
秀丽的西子湖畔，同样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浙江大学被迫搬迁。竺可桢校长决定避开武汉、重庆等大城市，将学校搬至城镇和农村，为学生创造一个安宁的学习环境。正是在这次搬迁中，他的妻子与小儿子身染重病无药可治死在路上，恩爱之家七去其二，竺可桢悲怆得呼天喊地，面容一夜之间变得枯槁憔悴。然而他将来自杭州西子湖畔的母子安葬在异地之后，继续带着浙江大学的师生迁移。随着战争的深入内地，他们经过三次的颠沛流离才找到安身之处，那时离胜利和天亮已经不远了。
战时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即使是那些学富五车的知名教授、声名远播的科学家，生活也异常窘迫。穷教授拖家带口，往往提着买菜的篮子去上课，课后自己回家烧饭。住在乡下的教师，油灯点不起，只好提早睡觉。朱自清等教授只好忍痛卖掉自己心爱的书籍、碑帖。有的甚至摆地摊拍卖衣物换饭吃。著名的闻一多教授竟靠为人刻图章的收入补贴家用。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他的父辈们在最艰苦的时候也曾作过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倘若国破，则以身殉。”但他们相信只要学术研究不中断，教育事业不中断，文化传承不中断，中国就能以此为契机实现复兴。
于是到抗战胜利时，当时的大学已从1936年的108所发展到141所，在校的学生从4万人增加到8万余人。他们不仅培养出大批抗战和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教、外交人才，而且奇迹般创造了一批中国现代文化史、学术史上的精品，延续了中国的千年文脉，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同样引起国际科学界的震惊。潘光旦教授写出了"人才论"、"中国社会思想史"两部讲稿，钱穆写出了《国学大纲》、冯友兰完成了“贞元六书"，华罗庚写出了三部数学名著……
“读书投笔，皆系兴亡。”西南联合大学先后有800名学生奔赴战场，迁移在李庄的同济大学也有300多位知识青年投笔从戎，而留下来钻研学问的学生们则是孜孜孜以求，不言劳瘁。日后正是从这些学生中走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走出了“两弹一星”的功勋，走出了157位两院院士。
于是原本偏远落后的西南各地因为大学的迁移成为了新的文化教育中心。在战争的后期，昆明三十余所中学，几乎都有联大师生兼课。西南联合大学虽然在云南仅有短短的八年时间，但在昆明创办了师范学院、师范学院附中等教育单位，西南联大的教授同时也在这些学校兼职上课，传道授业解惑，实现了为云南培养优秀中学师资的任务。1946年秋，三校开始复员，昆明师范学院按计划独立诞生，成为云南当时著名的学府，师院附中后来也成为昆明市的著名中学。
西南联大汇集了三所大学的名师，他们大多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能在三尺讲台上，凭三寸不烂之舌把各种学问讲得深入浅出，这为不同学科的学生吸取多方的营养提供了方便。于是文学系的老师讲课，闻风前来听课的除了本系的学生还有其他系所的学生以及校外人士，能容纳约几百人的大教室，往往是坐无虚席，临教室外走廊的窗户都得打开，窗外也站满了旁听人众或迟到没有找到座位的选课生。师生们白天在茶馆里研习学问喝茶聊天时，当地百姓也总是洗耳恭听。在这种文化大讲堂中他们共同完成了文化的传播。无人问津的穷乡僻壤因之而春意盎然。
著名学者蒋百里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讲道：“这一次抗战争最大的成果，是为社会，替理想与实际造了一条沟渠，是为个人，在纯朴的慷与敏活的官能间造了一条桥梁。前者之见于东北学生之南投，后者之见于西南民族之接受新事物。轰雷掣电地给予了将来负大任的人们一个动心忍性的大锻炼。”
战争从来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决定战争的力量在于国家民族背后的文化、经济、政治甚至是学术的多重较量。知识分子的战场是一个值得追忆的特殊战场，万千学人用生命与热血，佑护着薪火相传的文化种子，积攒起砥励斗志的文化力量，保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绵延不绝。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一次文化长征，家国的不幸和学人的无奈使这次旅行带有一抹悲壮的色彩，但对于久囿书斋的师生们来讲，这又是一次接触社会了解民意的绝佳机会，达到了"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的目的，在传播先进文化的同时亦汲取了更为活泼更为多元的文化因子。
今天虽然大环境不同了，但广大的农村、遥远的山区、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依然需要我们去认知，中国的国情依然和课本上书斋中的描写相去甚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依然是我们获得真知的最好途径，和脚下的土地贴得再近些再近些我们才会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在更为厚重的舞台上认识和实现自我的价值。
发布者: 陶桃 发布日期: 2007-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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