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学教育：每天课间操就是跳“忠字舞”(2)
来源：中华网
“忠馆”——“大颂扬”的里程碑
1969年2月，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在长春市动工“敬建”（当时的敬词）“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馆址选在红领巾公园（“文革”初期儿童公园的新名称）的西南端，靠近人民大街大专院校较为集中的地方。
按照当时的设计构想，建筑面积为24500平方米，南北长170米，东西长为112米。展览面积为12000平方米，展览路线总长2000余米。主楼高3层三面附楼为2层，主楼正面为“柱廊式”造型，近似于首都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广场中央，矗立高达14.5米的毛主席全身塑像，两侧建筑工农兵形象的群雕。因整体风格呈“忠”字形，故在当时又被称为“忠馆”。展名是林彪的亲笔题词。
“忠馆”于当年2月破土动工。此处原有一座建于30年代的露天音乐堂，由钢筋混凝土浇筑，阶梯型石凳能容纳千人。日伪统治时期，曾在这里举行过大型的“纪念”活动，我们在一幅历史照片上还能看到日本关东军为所谓“海军纪念日”举行音乐会的场面。为了给展览馆开辟一块地基，成千上万的长春市民参加了“敬建”义务劳动，拆除了露天音乐堂，砍伐了一片茂密的林带。省革委会号召各大专院校学生为这座里程碑式的建筑添砖加瓦，并专门成立了“敬建”指挥部，负责“忠馆”建设期间的统一调度和任务落实。新闻媒体称：“‘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的‘敬建’，是吉林省1700万军民政治生活中的最大最大的喜事，是全省人民最大最大的幸福，最大最大的光荣”。许多院校都承担了采砂和挖土方的任务，各中小学还组织学生捡拾废铜烂铁、砖石瓦块，说是废物回收和再利用。建筑工地出现了热火朝天的景象。从我家居住的院子向东望去，即可看到建筑工地红旗飞舞，人潮涌动，成片的杨树林被伐倒，爆破时崩起的土块飞到百米开外的人民大街上，隆隆的阵响持续了半个月。
“文革”期间，在长春人民大街两侧，靠近解放大路与自由大路一带，是长春大专院校集中的地方，东北人民大学、吉林财贸学院、吉林师范大学，以及吉林工业大学都位于此。这里是“文革”期间政治运动的中心，思想激进的大学生们，为历次全民性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
当时长春大专院校红代会主办的《春城红卫兵》刊登如下报道：接受了省“敬建”指挥部交给的1500立方米掘运砂子的任务后，吉林农业大学校革委会连夜召开常委会议，提出“热爱毛主席，胜过一切；为了毛主席，舍得一切”的口号。浩浩荡荡的采砂大军在战地指挥小组的率领下，高举红旗，手捧宝书，高唱革命歌曲，英姿飒爽开到了伊通河畔。“大干十四天，誓把忠心献，为建忠字馆，宁愿流血汗”。东北人民大学、长春地质学院革命师生员工，一直紧张地战斗在怀德县大榆树车站和长春车站，提出了“春节不休息， 突击运‘金砂”’的倡议，得到了吉林师大、吉林工学院、兽医大学等单位的响应。汽车厂革委会得到消息后，立即调来了五台汽车，参加运砂会战，长春铁路局调动车皮，保证“金砂”的及时转运。走进建筑工地，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革命的生气、劳动的欢乐，这里是红色的海洋，劳动的海洋，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海洋……
到了这一年底，地面一层的水泥框架已经落成，如从空中下望，“忠”字形的主体结构已具规模。
“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的兴建，把“三忠于”、“四无限”式的“大颂扬”推向了极致。然而到了1969年，这项声势浩大的“敬建”工程却停顿下来，或许是因为资金短缺？或许因为中苏边境武装冲突，酿成了“珍宝岛”事件，“敬建”工程与战备的形势不相适应？总之，“忠馆”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胡子工程”。直到80年代末期，这项工程才断断续续地完工，成了吉林省文化活动中心，它与最初的建筑构想已大相径庭。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国策实行之后，长春市开始了又一场军民大会战，全体动员，人人参战，挖起了人防工程，一条蜿蜒曲折、纵横交错的地下通道，从地质宫广场，辐射到解放大路，新民大街、斯大林大街，经“忠馆”的南侧，到平阳街一带。我们曾经参观了吉林省医院的人防工程，能容纳四五百张床位的地下“战备医院”，医疗设备齐全，食宿条件优越，地下地上，几乎看不到差别，称得上“备战、备荒”的典范工程。
然而，数年之后，这些地下工程和“忠馆”一样归于沉寂，没有人会想起我们的脚下，还有一条空空荡荡的地下长廊。
“学工”教育
还是在“文革”初期，毛主席发表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五七指示”，其中针对学生的论述称：“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从那时起，老师们不再“传道、授业、解惑”，学校也容纳不下一张安稳的课桌了。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我1970年参军前的两年中学期间，从来没有背过书包。
那年秋天，我们在长春车站送走了第一批下乡知识青年。回来的路上，我第一次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第一次为自己的前程感到忧虑。看来，无论你在课堂上学到多少知识，今后只有下乡一途，别无选择。
我们班原有40多名学生，到1969年初，十多名学生随家长走了“五七道路”。每天走进教室，只有二十几名学生坚持上学，不过是为了在签到簿上画个圈。老师在讲台上应付差事，学生们围着火炉开小差；到了下午，一部分学生就自己放了假，剩下的学生寥寥无几。人数最少时，只有四五个“听话”的学生在冰冷的教室里搓手跺脚耗时间。
1969年春回大地，逃学的同学们陆续回到课堂，他们不是回来学习书本知识的，而是“兼学别样”，进行“学工”教育和劳动锻炼的。
学校组织学生们以班为单位脱砖坯，烧出成品后，供修筑坑道和掩体所需。许多单位和学校都建起了砖窑，烧出的“黑心砖”（火候掌握不够）随处可见。我们班承担6000块砖坯的任务，这样，分到每个人头就是200块，在班主任陈受诚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在操场占据一块平地，从小南湖边的坡地上挖来黄土，然后挑水和泥，脱坯晾晒，脱了3天，还不到1000块。就在大家精疲力竭的时候，一场大雨把砖坯浇个一塌糊涂。我不想和大家一起“磨洋工”，就领了200块砖的任务回家去完成。那时，我家居住的居民楼是一栋伪满建筑，中间有一座闲置多年的礼堂，当年曾用来集会和举办舞会。我找来几个小孩帮忙，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完成了200块砖坯的任务。一个星期后，我用手推车将砖坯送到了学校。班里的脱坯任务。前后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回想这件事情，我或许可以称为“文革”时期“包产到户”第一人了。
转眼又是一个炎热的夏季。我们开始到长春市内工厂“学工”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到长春市铝制品厂、量具刃具厂、第一汽车制造厂、纺织厂、玻璃制品厂、长影等6个单位从事劳动锻炼。校工宣队的刘师傅是量具刃具厂的老工人，他曾安排我编写《劳动战报》、出黑板报，并对我说，劳动的现场，就是你们的课堂，心里要装着“解放”全人类的“大数”，胸怀毛泽东思想的“大道理”，头脑中要无产阶级“革命化”，这就是工人阶级要教导你们的“数、理、化”。[1]
在长春纺织厂劳动期间，我们在粗纱和细纱车间干杂物活。每天，我们把成堆断线的纱管聚到一起，任务是把缠绕在纱管上的废线头剥下来，然后把纱管装在很大的竹筐里，送到机台上。那纱管堆得像小山一样，在物理老师带领下，我们十几个分工剥纱管的同学围坐在“小山”旁，每天“挖山不止”，这“小山”虽然不高，并且不断地被“挖平”，但是仍在不断地增高，似乎永无止境。干了十来天，有的同学已经对这种枯燥的劳动工序产生了反感。他们开始去和女工们学接棉线，有的去和极少的男青工学修理机器。戴着深度近视镜的物理老师也显出无精打采的样子，过一个女工，他就抬起头来，行“注目礼”。我们就看着一身“呆气”的老师偷偷发笑。青年女工们一脸“傲气”，对我们不屑一顾，因为她们是时代的“宠儿”，充满了工人阶级的自豪感。而我们正面临着前程未卜的窘境，对青工们充满羡慕之情。
每天，母亲早早起来为我做饭，装上满满一饭盒高粱米饭，和一饭盒漂着几点油腥的炖菜，这是我学工劳动期间的午饭。走在路上，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也是一个穿着粗布夹克式蓝工作服的“准工人”了，尽管我的“工龄”只有短短的几个月。
玻璃制品厂主要生产保温瓶内胆，加热后的玻璃原料变成金黄色的晶体，软软地如同一块老皮糖，吹泡车间的工人们能熟练地将它吹成各种形状。在焊接车间，工人们将内胆和外胆焊接起来，切割掉多余的瓶口。这道工序有一定的危险，在切割瓶口过程中，灼热的碎玻璃经常迸到脸上，工人们都配发了眼镜，以防止碎玻璃迸进眼睛。而我们则没有这个待遇。因此，我在焊接车间劳动时，经常被碎玻璃灼伤，每天都在提心吊胆，担心碎玻璃迸到眼睛里。
所有工序都是流水作业，通过长长的传送带，将全厂的劳动分工组合到一起。我干得最久的一项工作，是将半成品的保温瓶内胆，从一条传送带转换到另一条传送带上。源源不断的瓶胆，像淌出的小河，我必须准确而熟练地把它们抓起来，然后迅速地放到另一条传送带上，如同机器人一般。稍一迟缓，瓶胆就掉到地上摔个粉碎。换句话说，这道工序是一刻也不能离开人的。
我每天坐在板凳上，机械地重复着永远不变的动作，任凭身边嘈杂的机器声汇成一片交响乐，心情茫然 得像一团乱蓬蓬的野草，无非是一天一天地耗时间，整天地胡思乱想。有时也为这些终日劳作、挣一点有限的工资养家糊口的工人们叹息：这些工人师傅，真是太辛苦了。时间一久，我有了一个发现，传送带上有一处用铆钉固定的接口，它转动一圈刚好一时，这样计算时间，只要它转动4圈，就到了午休时间。于是，我每天就在心里数着盼着那接口出现的时刻，它给我带来的枯燥、无奈、劳累和欣喜，是别人难以体会到的。
这个时期，学生们变得越来越不安分，每天成帮结伙地在一处嘻笑打闹，有的混迹于社会闲散人员之中，唱“黄色歌曲”（被官方禁止传唱的电影插曲等），聚众斗殴。一个一个的政治运动，非但没有使学生们受到教育和约束，反而使这种无政府状态迅速蔓延，理想、前途、命运，似乎都不是我们所能考虑和把握的事情了。
这一点，工宣队的刘师傅深感忧虑，他曾多次和陈老师进行家访，对学生们进行必要的“挽救”，以免更多的学生走“下坡路”。当他见到我常在东北人大校园的树林里，和一群青年舞枪弄棒，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不叫我和那些社会青年交往，把我当成了“挽救”对象。
这一时期，城市里的初高中和大学毕业生已超过5届，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不是学校和军、工宣队能够解决的，对我们这些处在动荡年代的学生们来说，工人师傅们的“说教”，已经不起任何作用，没有丝毫的约束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