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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教育史:每天课间操就是跳忠字舞(2)


文革中学教育:每天课间操就是跳“忠字舞”(2)
来源:中华网

  “忠馆”——“大颂扬”的里程碑

  1969年2月,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在长春市动工“敬建”(当时的敬词)“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馆址选在红领巾公园(“文革”初期儿童公园的新名称)的西南端,靠近人民大街大专院校较为集中的地方。

  按照当时的设计构想,建筑面积为24500平方米,南北长170米,东西长为112米。展览面积为12000平方米,展览路线总长2000余米。主楼高3层三面附楼为2层,主楼正面为“柱廊式”造型,近似于首都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广场中央,矗立高达14.5米的毛主席全身塑像,两侧建筑工农兵形象的群雕。因整体风格呈“忠”字形,故在当时又被称为“忠馆”。展名是林彪的亲笔题词。

  “忠馆”于当年2月破土动工。此处原有一座建于30年代的露天音乐堂,由钢筋混凝土浇筑,阶梯型石凳能容纳千人。日伪统治时期,曾在这里举行过大型的“纪念”活动,我们在一幅历史照片上还能看到日本关东军为所谓“海军纪念日”举行音乐会的场面。为了给展览馆开辟一块地基,成千上万的长春市民参加了“敬建”义务劳动,拆除了露天音乐堂,砍伐了一片茂密的林带。省革委会号召各大专院校学生为这座里程碑式的建筑添砖加瓦,并专门成立了“敬建”指挥部,负责“忠馆”建设期间的统一调度和任务落实。新闻媒体称:“‘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的‘敬建’,是吉林省1700万军民政治生活中的最大最大的喜事,是全省人民最大最大的幸福,最大最大的光荣”。许多院校都承担了采砂和挖土方的任务,各中小学还组织学生捡拾废铜烂铁、砖石瓦块,说是废物回收和再利用。建筑工地出现了热火朝天的景象。从我家居住的院子向东望去,即可看到建筑工地红旗飞舞,人潮涌动,成片的杨树林被伐倒,爆破时崩起的土块飞到百米开外的人民大街上,隆隆的阵响持续了半个月。

  “文革”期间,在长春人民大街两侧,靠近解放大路与自由大路一带,是长春大专院校集中的地方,东北人民大学、吉林财贸学院、吉林师范大学,以及吉林工业大学都位于此。这里是“文革”期间政治运动的中心,思想激进的大学生们,为历次全民性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

  当时长春大专院校红代会主办的《春城红卫兵》刊登如下报道:接受了省“敬建”指挥部交给的1500立方米掘运砂子的任务后,吉林农业大学校革委会连夜召开常委会议,提出“热爱毛主席,胜过一切;为了毛主席,舍得一切”的口号。浩浩荡荡的采砂大军在战地指挥小组的率领下,高举红旗,手捧宝书,高唱革命歌曲,英姿飒爽开到了伊通河畔。“大干十四天,誓把忠心献,为建忠字馆,宁愿流血汗”。东北人民大学、长春地质学院革命师生员工,一直紧张地战斗在怀德县大榆树车站和长春车站,提出了“春节不休息, 突击运‘金砂”’的倡议,得到了吉林师大、吉林工学院、兽医大学等单位的响应。汽车厂革委会得到消息后,立即调来了五台汽车,参加运砂会战,长春铁路局调动车皮,保证“金砂”的及时转运。走进建筑工地,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革命的生气、劳动的欢乐,这里是红色的海洋,劳动的海洋,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海洋……

  到了这一年底,地面一层的水泥框架已经落成,如从空中下望,“忠”字形的主体结构已具规模。

  “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的兴建,把“三忠于”、“四无限”式的“大颂扬”推向了极致。然而到了1969年,这项声势浩大的“敬建”工程却停顿下来,或许是因为资金短缺?或许因为中苏边境武装冲突,酿成了“珍宝岛”事件,“敬建”工程与战备的形势不相适应?总之,“忠馆”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胡子工程”。直到80年代末期,这项工程才断断续续地完工,成了吉林省文化活动中心,它与最初的建筑构想已大相径庭。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国策实行之后,长春市开始了又一场军民大会战,全体动员,人人参战,挖起了人防工程,一条蜿蜒曲折、纵横交错的地下通道,从地质宫广场,辐射到解放大路,新民大街、斯大林大街,经“忠馆”的南侧,到平阳街一带。我们曾经参观了吉林省医院的人防工程,能容纳四五百张床位的地下“战备医院”,医疗设备齐全,食宿条件优越,地下地上,几乎看不到差别,称得上“备战、备荒”的典范工程。

  然而,数年之后,这些地下工程和“忠馆”一样归于沉寂,没有人会想起我们的脚下,还有一条空空荡荡的地下长廊。

  “学工”教育

  还是在“文革”初期,毛主席发表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五七指示”,其中针对学生的论述称:“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从那时起,老师们不再“传道、授业、解惑”,学校也容纳不下一张安稳的课桌了。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我1970年参军前的两年中学期间,从来没有背过书包。

  那年秋天,我们在长春车站送走了第一批下乡知识青年。回来的路上,我第一次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第一次为自己的前程感到忧虑。看来,无论你在课堂上学到多少知识,今后只有下乡一途,别无选择。

  我们班原有40多名学生,到1969年初,十多名学生随家长走了“五七道路”。每天走进教室,只有二十几名学生坚持上学,不过是为了在签到簿上画个圈。老师在讲台上应付差事,学生们围着火炉开小差;到了下午,一部分学生就自己放了假,剩下的学生寥寥无几。人数最少时,只有四五个“听话”的学生在冰冷的教室里搓手跺脚耗时间。

  1969年春回大地,逃学的同学们陆续回到课堂,他们不是回来学习书本知识的,而是“兼学别样”,进行“学工”教育和劳动锻炼的。

  学校组织学生们以班为单位脱砖坯,烧出成品后,供修筑坑道和掩体所需。许多单位和学校都建起了砖窑,烧出的“黑心砖”(火候掌握不够)随处可见。我们班承担6000块砖坯的任务,这样,分到每个人头就是200块,在班主任陈受诚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在操场占据一块平地,从小南湖边的坡地上挖来黄土,然后挑水和泥,脱坯晾晒,脱了3天,还不到1000块。就在大家精疲力竭的时候,一场大雨把砖坯浇个一塌糊涂。我不想和大家一起“磨洋工”,就领了200块砖的任务回家去完成。那时,我家居住的居民楼是一栋伪满建筑,中间有一座闲置多年的礼堂,当年曾用来集会和举办舞会。我找来几个小孩帮忙,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完成了200块砖坯的任务。一个星期后,我用手推车将砖坯送到了学校。班里的脱坯任务。前后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回想这件事情,我或许可以称为“文革”时期“包产到户”第一人了。

  转眼又是一个炎热的夏季。我们开始到长春市内工厂“学工”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到长春市铝制品厂、量具刃具厂、第一汽车制造厂、纺织厂、玻璃制品厂、长影等6个单位从事劳动锻炼。校工宣队的刘师傅是量具刃具厂的老工人,他曾安排我编写《劳动战报》、出黑板报,并对我说,劳动的现场,就是你们的课堂,心里要装着“解放”全人类的“大数”,胸怀毛泽东思想的“大道理”,头脑中要无产阶级“革命化”,这就是工人阶级要教导你们的“数、理、化”。[1]

  在长春纺织厂劳动期间,我们在粗纱和细纱车间干杂物活。每天,我们把成堆断线的纱管聚到一起,任务是把缠绕在纱管上的废线头剥下来,然后把纱管装在很大的竹筐里,送到机台上。那纱管堆得像小山一样,在物理老师带领下,我们十几个分工剥纱管的同学围坐在“小山”旁,每天“挖山不止”,这“小山”虽然不高,并且不断地被“挖平”,但是仍在不断地增高,似乎永无止境。干了十来天,有的同学已经对这种枯燥的劳动工序产生了反感。他们开始去和女工们学接棉线,有的去和极少的男青工学修理机器。戴着深度近视镜的物理老师也显出无精打采的样子,过一个女工,他就抬起头来,行“注目礼”。我们就看着一身“呆气”的老师偷偷发笑。青年女工们一脸“傲气”,对我们不屑一顾,因为她们是时代的“宠儿”,充满了工人阶级的自豪感。而我们正面临着前程未卜的窘境,对青工们充满羡慕之情。

  每天,母亲早早起来为我做饭,装上满满一饭盒高粱米饭,和一饭盒漂着几点油腥的炖菜,这是我学工劳动期间的午饭。走在路上,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也是一个穿着粗布夹克式蓝工作服的“准工人”了,尽管我的“工龄”只有短短的几个月。

  玻璃制品厂主要生产保温瓶内胆,加热后的玻璃原料变成金黄色的晶体,软软地如同一块老皮糖,吹泡车间的工人们能熟练地将它吹成各种形状。在焊接车间,工人们将内胆和外胆焊接起来,切割掉多余的瓶口。这道工序有一定的危险,在切割瓶口过程中,灼热的碎玻璃经常迸到脸上,工人们都配发了眼镜,以防止碎玻璃迸进眼睛。而我们则没有这个待遇。因此,我在焊接车间劳动时,经常被碎玻璃灼伤,每天都在提心吊胆,担心碎玻璃迸到眼睛里。

  所有工序都是流水作业,通过长长的传送带,将全厂的劳动分工组合到一起。我干得最久的一项工作,是将半成品的保温瓶内胆,从一条传送带转换到另一条传送带上。源源不断的瓶胆,像淌出的小河,我必须准确而熟练地把它们抓起来,然后迅速地放到另一条传送带上,如同机器人一般。稍一迟缓,瓶胆就掉到地上摔个粉碎。换句话说,这道工序是一刻也不能离开人的。

  我每天坐在板凳上,机械地重复着永远不变的动作,任凭身边嘈杂的机器声汇成一片交响乐,心情茫然 得像一团乱蓬蓬的野草,无非是一天一天地耗时间,整天地胡思乱想。有时也为这些终日劳作、挣一点有限的工资养家糊口的工人们叹息:这些工人师傅,真是太辛苦了。时间一久,我有了一个发现,传送带上有一处用铆钉固定的接口,它转动一圈刚好一时,这样计算时间,只要它转动4圈,就到了午休时间。于是,我每天就在心里数着盼着那接口出现的时刻,它给我带来的枯燥、无奈、劳累和欣喜,是别人难以体会到的。

  这个时期,学生们变得越来越不安分,每天成帮结伙地在一处嘻笑打闹,有的混迹于社会闲散人员之中,唱“黄色歌曲”(被官方禁止传唱的电影插曲等),聚众斗殴。一个一个的政治运动,非但没有使学生们受到教育和约束,反而使这种无政府状态迅速蔓延,理想、前途、命运,似乎都不是我们所能考虑和把握的事情了。

  这一点,工宣队的刘师傅深感忧虑,他曾多次和陈老师进行家访,对学生们进行必要的“挽救”,以免更多的学生走“下坡路”。当他见到我常在东北人大校园的树林里,和一群青年舞枪弄棒,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不叫我和那些社会青年交往,把我当成了“挽救”对象。

  这一时期,城市里的初高中和大学毕业生已超过5届,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不是学校和军、工宣队能够解决的,对我们这些处在动荡年代的学生们来说,工人师傅们的“说教”,已经不起任何作用,没有丝毫的约束力了。

发布者: 陶桃  发布日期: 2007-03-08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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