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教育史：每天课间操就是跳忠字舞(3)
来源：中华网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1970年，全国掀起了一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即“一打三反”）的运动，这是继“清理阶级队伍”之后的又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中共中央认为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因此号召全党“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在“左”的思想下，这场运动是依据1967年公布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来实行的。其中的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而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这条规定实际上被扩展到“攻击”林彪、江青、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全体成员，都要被当成“反革命”而治罪。大批的冤假错案，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制造出来的。
据当年一位参加侦破“反标”案件的办案人员1970年5月26日的记录，长春市南关区从1967年4月18日算起，到1970年5月，共发生“反标”案704起。其中1967年130起，1968年252起，1969年257起，1970年1至5月65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在“一打三反”的1970年，由于加大了打击的力度，趋势有所减弱。这些“反标”的内容多半是污损有关领袖人物的文字和图像，或在上面打叉，书写匿名信等。截至1970年5月，共破获266起，成年人书写反标者19起；青少年232起，对象不清15起。办案人员得出结论，青少年作案在90％以上，看来对青少年的教育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这年春天，学校组织学生们参加了多次批斗会，给学生们打政治“预防针”。在春城剧场，批斗了一个“叛国投敌”的青年学生，那个学生在台上弯腰低头，由早已组织好的学生对他进行批判。我听明白了他的罪状，大抵是读了古今中外“所谓”名著200多部，这些都是“封、资、修”的黑货，是极端反动的东西。在“文革”中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并对人说，不去读，怎么知道它是毒草，不知道是毒草怎么进行批判。最后，由于他“中毒”太深，不可救药，终于“叛国投修”跑到了朝鲜，又被遣送回来。要知道，在“文革”中，有两项罪名的惩罚是最重的，一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即“恶攻罪”），二是“叛国投敌”罪，无论你逃到哪一国，都会被当做国家和革命的叛徒而受到严惩。这个青年学生最后被军管人员押出会场，投入了监狱。
不久，班里给学生们发了一个小册子，名称叫做《李剑峰反动日记摘抄》。这是长春市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典型材料，标志着一场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一代的战役拉开了帷幕。
李剑峰是长春市搪瓷厂的工人，那年26岁，是个不甘寂寞的青年。从那个小册子里，我对他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还萌发了一种不可告人的敬慕之情。李剑峰称得上一个有志向的文学青年。他酷爱诗词曲赋，因此，他在“文革”政治气候异常恶劣的情况下，还大着胆子多次给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写信，索要《汉语音韵学》和《汉语诗律学》等专著。此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王力先生正在接受“监督改造”。王力先生给这个无所畏惧的青年回了一封短信，称现在正“老老实实地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并婉拒了李的请求，其本意也是避免祸及他人吧。然而这几次书信往来，最终落到“群众专政”组织的手里，于是顺藤摸瓜，把李剑峰“揪”了出来，又抄出了他的“反动”日记，这可是撞到枪口上的猎物，在“一打三反”的形势下，李剑峰大概要在劫难逃了。
那几天，我总在不停地翻看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一个青年个人情感的真实流露，理想和追求，苦闷与狂妄，压抑和宣泄，希望与失望，都被上纲上线，成了反动思想的大暴露。
他羡慕“玲珑剔透之学者，潇洒飘逸之诗人，继往开来之史家”；他慨叹“几年的临时工生活，将自己铸成了一块废料”；他憧憬“春风吹起鸿鹄志，沧海云帆有来人”。他还以青松自喻：“参天青松，傲屹人间，笑视桃李，冷讽春蝶，满腹纹材，尚成栋梁。宁做青松如故，不为桃李折腰”。
当然，他还有一些青年人的苦闷、狂妄和困惑，与现实似乎格格不入，于是就把它写到日记里，其中有对国际形势近乎幼稚的断言，称中美苏三足鼎立为“新三国之事”。还在一首《雪夜街行》的词中抒发自己的苦心情，写道：“忆昔少岁，卧薪尝胆，万卷指鹏程。怎堪回想，宏图壮志，雪片飘摇已去，寒窗灯火，半生潦倒，一梦南柯方悟，笑红尘，争权夺利，鸦吻朽木。”这首词被上纲为追捧成名成家的思想，污蔑“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是“争权夺利，鸦吻朽木”，这是他中“封、资、修”流毒太深的必然反映，说了“阶级敌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老实说，在当时看到李剑峰的日记，我只是感到因日记获罪真是过于残酷，那些内心的独白虽然还欠成熟，但绝对够不上“反动”。在那个知识贫乏的年代，我第一次从“反面”接触到一个文学青年在黑暗中的摸索和挣扎，也第一次对古典诗词和写作发生了兴趣，这大概也是中了“封、资、修”流毒的缘故吧。几天以后，我在人民广场的宣传栏上，见到了李剑峰的两篇文章《说一句半》和《哈哈哈》，李对自己的“反动罪行”没有丝毫的悔改之意，反而用近似调侃的口吻来为自己辩白，如同哪吒闹海一样的轻狂。并且很敏锐地感觉到，他已经成为“桑伟川第二”了。桑伟川是上海煤气公司一名技术员，因在《文汇报》上撰文为《上海的早晨》翻案，结果惹怒了张春桥一伙，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新闻媒体的口诛笔伐，290多次的批斗，关押7年之久。我心里佩服李剑峰的胆识，同时也暗暗为他的处境担心。他的“反动日记摘抄”，我抄到了日记本里，故能保留至今。
直到30余年之后，我在与同事的闲谈之中，才意外地得知李剑峰后来的情形。在恢复高考后，李剑峰上了大学，与我的同事同班。据说王力先生仍然记得他的名字，感念他的勇气和才华，收李剑峰为自己的研究生。如今算起来，李剑峰已是六十有一的年纪了，不知他在回首这段往事时，会有何种感想。
“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教育课”
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深入，为了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对阶级敌人起到震慑作用，长春公安机关军管会从重从快处决了数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每次公判大会之后，都要将犯罪分子们游街示众，由宣传车开道，绕城一周。将要执行枪决的罪犯被五花大绑，身后插着“招子”，由解放军执法队押解着，然后送到刑场处决。
一天，又听到了广播车的喇叭声音，由几十辆车组成的车队由北向南驶来，前面3辆车上分别押着3名“大同党”首犯，最前面的被处以极刑。第二辆车上的叫做夏清鉴，20岁，判了死缓。第三辆车上的叫徐新堂，18岁，被判了无期。我不知道“大同党”为何种组织，这几个岁数不大的青年有什么力量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但从当时的宣传材料上看，他们是一伙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动党团，是以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标的，理所当然要成为“阶级敌人”，重点打击对象。总之，与国民党反动派差不多，是我们这样的社会制度所不能容忍的。到80年代我又听说，在“公安六条”的指导下，双阳县“大同党”案件牵涉了许多人，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冤假错案（见《长春市志·公安志》）。
不久后，学校组织我们到“黑嘴子”刑场去看处决罪犯。以政治老师的话说，就是给学生们上一堂“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教育课”。黑嘴子刑场位于长春市南郊，刑场的东南两面是坡地，连着一面开阔地带。我和几个同学赶到那里时，坡地上已站满了人，像我们一样的青年学生很多，大概都是前来接受“教育”的。一些人在交头接耳地小声议论着什么，眼睛都瞪得大大的，神经很是紧张的样子。看得出来，他们中有人认得今天要被处决的某个死刑犯，但他们不会是死刑犯的直系亲属，因为直系亲属是不会被允许到现场来的，而多数亲属首先考虑的，就是与这些“罪有应得”的罪犯划清界线。
足足等待了两个多小时，约近中午时分，远处传来广播车的声音，几十辆解放牌汽车组成的车队由远及近，驶进了刑场，人群里一阵躁动，向远处张望。押解死刑犯的解放军战士都是全副武装，有几辆解放牌汽车的顶部还架起了机枪，一是对“阶级敌人”起到震慑作用，二是防止有人前来“劫法场”。在此两年前，长春市对杀人抢劫集团首犯纪鸿卿等人判处死刑以后，纪鸿卿在汽车厂的造反派组织曾策划了劫法场的行动，后来，不得不易地执行枪决。这一次被执行枪决的罪犯是11人，多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或“反动的会道门首犯”。其中有一名罪犯几年前被判死缓，因在狱中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这次被枪决。
这时，广播喇叭开始发出指令，声音高亢，撼人心魄，以至于35年后的今天，我还能记住喇叭里传来的每一句话：“执法组注意，现将现行反革命犯xxx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为了强化“打击敌人，教育群众”的心理攻势，对这11名罪犯的枪决，是逐个进行的。
两名解放军战士一左一右，架起反剪双臂的罪犯，前行约20米，然后将罪犯按跪在地上。跟在罪犯身后的解放军战土，端着上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抵在罪犯的后脑上，听到一声脆响，罪犯头顶闪出一团血色，应声倒地。
这20米，就是罪犯们的生命尽头，转瞬之间，已隔阴阳两界。78岁的“五台山道首”赵羡久，几乎是被拖到行刑地点的，由于没有裤腰带，裤子掉到腿弯处，露着白色的裤头，十分狼狈。判决材料上讲，他在东北沦陷时期就是五台山道的道首，解放后，继续传道，发展道徒，奸污妇女，勒索民财，被判过徒刑。“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勾结另一个道首赵魁选等人，恢复五台山道，散布反动言论，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展道徒2500多人。赵羡久、赵魁选等道首被判处死刑，这次一块被枪毙了。
那些被处决的罪犯，很少有人为他们收尸，多数被市内的几家医院拉走。我和同学们在上学的路上，就曾爬上医大基础楼一层的窗户，看到被用来做解剖的罪犯的尸体，上面挂着一块写有名字的小木牌。
往事如烟，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曾经反复推敲和思考了这个命题。在今天，特殊教育大抵是指对身体有残疾的学生所从事的教育吧，我不知道是否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但是，那个时代的“特殊”教育，是抱着“打击敌人，教育群众”的目的来进行的，在大讲“阶级斗争”的政治条件下，试图对青年学生们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领悟到了什么呢？它对一代人构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今天的人们如何看待那场全民性的运动，并引以为训，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姜东平(摘自《文史精华》200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