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8月11日,经清朝政府批准,在陈兰彬、容闳率领下,中国第一批留学生梁郭彦、詹天佑等30人从上海启程,前往美国开始留学生涯。图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的合影。(来源/新华社)
| 1872年夏,“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组织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赴美留学,此后至1875年,清政府每年继续遴选30名少年渡洋深造,4年共派出120名,是为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遥想当年没人愿意出国留学 1871年,为凑足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名额,容闳在上海设立预科学校招生。当时以为这事儿很容易:“学生年龄,定为12岁以上,15岁以下,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生检验,方为合格。”同时制定了考试规则,应考及格,才能进入预科,再学一年,“方可派赴美国留学”。不料,预科学校设立一年有余,愿意留美的幼童没来几个,容闳大急,“乃亲赴香港,于英政府所设学校中,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底者数人,以足其数”。同时,他回到广东香山老家,动员亲友支持自家子弟留学。 今天看来,此事匪夷所思,当年却是事实。一位留美幼童回忆:“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销。”(转引自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295页) 为使国人转变观念,容闳以自己留学美国的亲身经历感召乡亲们,并找来一些正与洋人共事的亲友,或与洋人有接触的买办,回乡动员自家亲人出洋留学。留美幼童李恩富这样回忆说服母亲的经过: “投考出洋的人中以沿海省份最多。事实上,父母很不希望让儿子出去离开他们那么长时间,并且去到他们并不了解的而且他们听说又是野蛮人居住的地方。我的兄长那时在上海经商,他的想法不同,他没有被这种思想所吓倒。他带着这种闪光的思想回到家里,说服了母亲,使我投考出洋有了金色的希望。我那时12岁,我父亲3年前已去世,我母亲还负担3个孩子,但不管她内心是否真舍得我离去,她并没有阻拦我,而对这件事作出了决定。这或许是一种冒险,想见世面是我惟一的愿望。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那聪明的母亲可能还有顾虑,但她已像勇敢的妇女一样,她要把好事留给孩子,她已为我往上海而做准备了……我一生中这是第一次离家,寂寞、凄凉、悲哀充满了我的脑海。” 容闳说,幼童出国之前,还要其家长做一件重要事情:“当未出洋之先,学生之父兄须签名于志愿书,书中载明听其子弟出洋留学15年(自抵美入学之日起,至学成止);15年中如有意外灾害,政府概不负责。”容闳所说的“志愿书”在近代中国叫做“具结”。徐盈等著《詹天佑》一书中记录了詹天佑父亲所立“具结”的样式和内容: 具结人詹兴洪今与具结事:兹有子詹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结是实。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詹兴洪亲笔画押 当年的《申报》总结说,国人不愿送自家子弟出国留学,还有几种疑虑:一出门就是15年,这时间太长了;身居海外,恐怕水土不宜;到外国学洋人的学问,能学得好吗? 总之千难万难,中国留学史的大幕竟是这样开启的。 幼童轶事李圭笔下真情流露 首批幼童留学美国的第四个年头,1876年,正值美国建国百年庆典,费城举办世界博览会,中国工商界人士李圭前往参观。其回国后出版的《环游地球新录》,记载了幼童在美国留学的情形,十分珍贵。他首先在展馆看到了幼童们在美国的学习成绩: 展馆有几处地方“专门陈列各国学校、书院教授的各种课程和学生作业,比较优劣。目的是让学生们来参观时,能够自省一番,使勤奋者有所鼓励,懒惰者有所警觉,从而互相勉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国幼童的课程作业陈列在哈佛书馆。我观赏了他们的绘画、算学、人物、花木等等……”他还阅读了幼童们写的“汉文策论”,如《游美记》、《哈佛书馆记》、《庆贺百年大会记》、《美国地土论》、《风俗记》等,但“策论”后面的洋文他看不懂,问翻译,得知那是拉丁文,“幼童们在哈佛读书两年,等于在香港学习5年,可见教与学都非常用心”。(译文) 在展馆内,李圭遇到许多前来参观展览的幼童,他们“在千万参观者中言谈自如,行动优雅,毫无怯态。他们的穿着很像洋人,可外面罩着一件短褂,又是中式的。他们见到我,很是亲近,谈吐颇有外洋风派。年纪小些的,有女教师带领参观,指物与观,应答如流,而师生亲爱之态,情同母子。我拉住一个年纪大些的幼童,问他来此参观,可有收获?他说:‘世界各国的东西,都集中到这里,任人观览,增长见识。其中的器物和制造原理,我们都可以学习之,仿效之。还有,世界各国都有人来到此地,机会难得,互相交往切磋,增进友谊,这好处就更大了。’我问他们想家吗?答:‘想也没用。只有一心一意在这里读书,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的。’我又问他们为何穿洋装。答:‘这是在国外,不改装有时不方便。可我们并没坏了规矩,辫子还留着,也决不加入洋教会。’听其言,简洁有理,我很高兴。我中国人学了西学,前途正未可限量。”(译文) 中国政府所设立的留学生管理机构“出洋总局”设在哈佛城。李圭应邀拜访,得知:“幼童现有113人,以两人为一组,分别住在美国人家中,这样的好处是,随时随地可跟美国人学习纯正的英文。政府提供给他们每人每年400两银子的住宿费、伙食费和学费。管理处有两位汉语教师,幼童们每过3个月来一次,学习汉文。每次12人,学14天。这12个人走了,再来12人,周而复始。幼童们读书、写字、讲解、作文,都按照课程表进行。就是写信寄信,也有定期,每月两次。虽说这是小事,却可见他们的计划周全。我也曾到幼童们寓居的洋人家里去拜访,只见幼童们与洋人杂处,随时互相切磋,尤其是两国幼童在一起,彼此都有收获,真是水乳交融。而且我国幼童,并不忘阅读中国书籍,专心致志,根本不必担心他们顾此失彼,忘了祖宗。”(译文) 显然,李圭在国内已听到有人对幼童们所谓数典忘祖的指责。但他根据亲闻亲见,挺身为幼童们辩护:“有人说什么中国不崇尚西学,如今却让这些幼童不远万里去学洋人的玩意儿,这不是缘木求鱼吗?我说,你懂什么?幼童们学习西学,学的是有用的东西。咱们圣人所要求的那些道德呀,三纲五常呀,幼童们身上都存在,不会因为学了西洋的学问就缺少了中国的德行。而且,中西双方取长补短,不必划地自牢。为了中国的富强,我们不应当置西方的经验而不顾,不去拿来为我所用。总之,咱们的道德纲常是‘体’,西洋的物质文明是‘用’,既要‘中学为体’,也须‘西学为用’,两者兼有,这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嘛。”(译文) 在当年,李圭这位被称为“在‘华洋界上’混饭吃的布衣百姓”,其见识远在清政府多数官僚之上。 全数召回幼童留学半途而废 幼童留美,原计划时限为15年,不料进行到第十年时,留美幼童全部被政府强行召回。这一事件史称“留美幼童公案”。容闳在《自传》中记载了留美学生监督吴嘉善主张撤回留学生的种种理由:“留学生在美国,专门好学美国人的嬉戏游乐之事,读书的时候少,玩的时候多;还学美国人的样子,加入各种秘密会社,有的属于宗教性质,有的属于政治性质,总之全都属于不正当行为;因此,留学生们再也不尊重老师,对于新监督的训令,全当耳旁风……这样的学生,再在美国久居下去,必将失去他们全部的爱国之心,纵然有朝一日学成回国,不但无益于国家,且将有害于社会;所以,为了国家利益,应当立刻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全部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 对这些污蔑言论,容闳极为愤慨,他写道,这些主张撤回留学生的清朝官僚“久处专制压力之下,毕生所见所闻,没一点自由的精神,没一丝活泼的思想。相反,留学美国的青年学生们,受到新教育的熏陶,终日呼吸自由空气,以往所受到的专制重压,一旦排空而去,言论思想当然与旧式教育格格不入,因此,他们爱好种种健身运动,跳啊,跑啊,走路没那么多规矩啦,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容闳的辩护,未能排除当权者对幼童们“全盘西化”的担忧。慈禧遽然颁旨:全数撤回留美学生。到1881年年底,除已在美国病故者3人、中途辍学者23人,剩下的94名“留美幼童”,分三批“凄然回国”。这“94名回国留学生,如今学籍可考者87名,其中小学19名,中学35名,共54名,即60%以上正在接受初等基础教育;33名大专学生中,只有两人获得学士学位,其中一名就是日后成为著名工程师的詹天佑”。(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留美幼童被撤回后受到冷遇。高宗鲁译注的《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中,有一封留美幼童黄开甲写给美国巴特拉夫人的信,写信日期是1882年1月28日,地点在上海: “上岸前,我们幻想有热烈的欢迎在等待我们,也会有熟悉的人潮,还有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啊!全成泡影。倒是人潮汹涌,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 “只有一个人上船来接我们——是管理我们信件的陆先生,一个不如平庸中国人的头等笨伯。他不雇用马车或船将我们载往目的地——中国海关道台衙门,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行程迟缓,使我们再度暴露在惊异、嘲笑的人群中。他们跟随着我们,取笑我们不合时宜的衣服。我们穿的是旧金山中国裁缝的杰作,很难为时髦的上海人看上眼的。 “有些独轮车没有‘法租界’的通行证,我们必须下车自扛行李而过。在中国士大夫眼中,这都是丢人现眼有失尊严的事。 “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 “经过四天的抱怨和不满,我们终于见到上海之最高官吏。三个人一列,由兵勇围绕着,我们又步行经过那些看热闹和奚落我们的人群。” 据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所载,这分三批回国的留美学生,“头批21名均送往上海电报局,二、三批由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留用23名,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电报、医馆等处”。至于詹天佑扬名京张铁路、梁敦宜成为外交总长、唐绍仪担任民国总理、蔡绍基就任北洋大学校长,那都是20至30年以后的事情了。就这样,幼童留美仍被称为开了近代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被誉为中国留学教育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