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东 谢泳
丁：民国时代的大学校长，通常都是有社会声望的人来做。一个人要有社会声望，除了他们的专业以外，必须要有社会理想，那时在中国教育界，大学校长不是官员，大学教育法有明确规定，大学校长不能由官员兼任。西南联大将要北上的时候，北京大学的校务委员蒋梦麟去行政院做了秘书长。傅斯年就说，他不能再兼任北大的校长。
谢：大学校长不能由官员兼任，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简单，就是要保持大学的相对独立性，这应该说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个好传统。大学校长不是官员，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和政治没有关系，只不过是在理念上要保持和官场的距离。“七·七”事变前，在庐山开会。胡适在教育组上提出4条意见，其中一条是教育独立。第一个意思就是大学校长不能让官员兼任。
丁：当年大学里做过校长的人，以学者为多。不是学者，很难在大学呆下去。学者在大学里负一点责，这没有什么不好，人们好像有一种错觉，以为学者办行政，多数办不漂亮，可在过去的大学里，常见的还是学者比纯粹的行政官员能办好大学。
谢：胡适在中国公学当校长时，就干得很好。后来做北大校长，也是一位出色的校长。罗尔纲回忆他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情景，对胡适的民主作风和开明办学风格，备加怀念。他说：“进学校后，首先使我感到痛快的，是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学校办公室前，树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左派办的，有国民党员办的，有国家主义派的，有无党无派办的。胡适一视同仁，准许学生各抒所见。
丁：梅贻琦虽然是理科出身，也有人文气质。他在大陆和台湾做了几乎一生清华大学的校长，深受不同时期师生的爱戴，这不容易。他在清华有两句名言，多年来一直为人传颂：一句是：“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另一句是：“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中国现代大学出现不是自创，是从欧美学来的。前辈的好处是知道什么好就学什么，而不是明明知道什么好却偏不学。他们不是找借口，以自己国家的特殊国情而自外于世界文明的现有成果。
谢：校长以爱护学生和教授为天职，这也是现代大学的理念之一，大学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教授和学生又是这个家园中的灵魂，是最不能伤害的。一个正常的社会，对于大学教授和学生的思想活动是不应当过分干涉，在大学里教授和学生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教书和读书，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不可能不说话，不可能只是为了混一碗饭吃的职员。大学校长应当在思想和情感方面和教授、学生沟通，不能把大学校长完全当作一个官员来做。旧大学里的校长一般都明白这个道理，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责怪教授和学生，而是先去解脱他们，使他们不受迫害。
丁：许德珩、侯外庐、马都是进步教授，“七·七”事变前，他们被捕，成为当时北平轰动一时的大事。那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院长是胡适。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同，不是一路人。但在他们出事以后，蒋梦麟和胡适却多方奔走，设法营救，国民党政府无奈，才把3位教授释放。这在当时是大学校长的起码素质。
谢：张芝联在上海光华教书时，还兼任校长朱经农的英文秘书。1948年3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给朱经农校长的密件，恰好落到张芝联的手中，原文是这样的：“上海光华大学朱经农校长密鉴衦据有关机关报称‘该校秘书张芝联秘密领导左倾学生酝酿成立自治会并借授课时间分析时局攻击本党且煽动学生退出本党’等情希查明具报为要”。张芝联看完后大吃一惊，立即去找朱经农，他看完秘件后，安慰张芝联说：“不要紧，我去南京向部里说明，不必担心。”要说思想倾向，张芝联和朱经农也是不同的，这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更不妨碍校长去保护他手下的教授。
丁：学生被捕，校长力保，从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吴有训到竺可桢、傅斯年、张寿镛等，过去凡做过大学校长的，在保护学生方面，大体都是一样的。这种风度成了大学校长的一种传统，他们对学生总是保护第一，开导是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
谢：上世纪40年代末，北平国民党特务负责人，有一次要来清华逮捕学生，先送来了一个名单，大概有几十个人。这个名单本来可以不给清华，因为管事的人是清华毕业的，对梅贻琦很尊重，事先秘密通知了一下。学校为此开了校务会，梅贻琦力主通知黑名单上的学生，马上离开学校，使这些学生免遭逮捕。蒋梦麟也是这样。“一二·九”学潮后，北大开除了一些学生。可过了不久，这些人都收到了一大笔钱，他们也不知道是谁送的。许多人就是靠这笔钱后来出国留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