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教育，有着悠久和漫长的历史。早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经有了专门从事教育的机构，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先秦著名教育论著《礼记·学记》记载：“古之教育，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战国时的孟子还指出：“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西周时，我国最古老的学制即教育制度便已初具规模。
西周的教育实行“学在官府”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学校是官办的，设在官府；教师也由官员担任，政教一体，官师不分。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设在王都和诸侯都城，分别叫辟雍和泮宫。乡学按当时行政区划乡、州、党、闾设立，有校、序、庠、塾几种。在教育内容上，西周就有了大学与小学之分。辟雍和泮宫即属于大学，而校、序、庠、塾均为小学。教育对象都是贵族子弟，一般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一般平民和奴隶的子弟是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的。西周的教育尚文重武、讲求实用，其基本内容包括德、行、艺、仪4个方面，而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主要学习科目。大学以礼、乐、射、御为主，小学以书、数为主。学校的教育场所同时又是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活动场所，国学的教学就是在帝王宣政的殿堂举行，而乡学也是以乡间举办礼仪和议政的公堂展开教学活动。西局的这一系列教育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2000多年的中国古代教育制度也就是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西周的教育堪称发达，但直到春秋初期，也只是盛行于周王室畿内和中原各诸侯国，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仍是一片“蛮荒之地”。此时的长沙属于传说中的“三苗之国”，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当然也谈不上有一般意义上的学校教育。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震荡。周朝制度“礼崩乐坏”，其教育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最重要的即是官学衰微，私学兴起。春秋时伟大的教育家孔子首创私学。他周游列国，广收门徒（多为平民子弟），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传授，培养了众多门徒弟子。到战国时，百家争鸣，私学之风更盛。以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与其他道、墨、法、名、兵、农等各家也纷纷聚徒讲学，传授学术。他们的门人弟子又多继承师业、兴办私学。从此，“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教育从政治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事业；教师从官吏中分化出来，成为专门的职业。在后来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私学与官学始终相辅而并行，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体制的基本格局。
春秋中期，楚国势力进入长沙地区。战国时又在这里建造了城邑。长沙成为楚国的疆土，并随其封建统治秩序的确立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跨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这时的楚国，已经有了发达的、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管子·大匡》曾说：“楚国之教，巧文以利”，其意即指楚国的教育，文辞华美，讲求功利。可以想见，这一颇有特色的文化教育，也必然随着楚国的军事征服和大批楚国贵族、平民的迁入，又移植到她所新占领的地区。战国晚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流寓湖湘。他创作的“楚辞”，文采绚丽，讲究功利，体现了当时楚国文化教育的特点和水平。
先秦时代的长沙教育，虽然未能在残留至今的古籍典册中留下什么记录，但我们仍能在大量的考古发现中觅得一些踪迹。作为战国时楚国的一个军事要地，今长沙地区曾发掘楚墓数千座，其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世界上第一支毛笔和用以书写的工具刮刀，载记了楚国文字的著名的帛书和数以百计的竹简，……这也说明战国时期的长沙，教育已经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