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王莽篡政，随后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天下大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四方学士都抱着他们讲学授徒的经卷躲进了山林，教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以后，“爱好经术”，重视儒学，于是，京师太学得以重建，地方官学得以复兴，学人士子欣然来归，教育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后汉书·儒林列传》曾描述道：“自光武中兴……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正是其生动的反映。
东汉时期，包括长沙在内的今湖南地区的教育事业也有了明显的发展。东汉初，卫飒任桂阳郡太守。桂阳郡地处湘南，“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听礼则。”卫飒到任，即“修庠序之教……期年间，邦俗从化”。宗均任辰阳县（今湘西辰溪县）长，“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均为立学、校，禁绝淫把，人皆安之”。而文教 素称发达的湖湘大郡长沙，则有汝南名士郅恽来任太守，“崇教化，表异行”。
郅恽为西汉末年人，早年攻习《韩诗》、《严氏春秋》，“明天文历数”。东汉初，“客居江夏教授”，后入宫为皇太子讲授《韩诗》。他任长沙太守时，长沙有孝子古初，父丧未葬，时邻居失火，古初即伏于棺上以身火，火为之灭。郅恽闻之，即将古初举为孝廉。后郅恽因事去职，晚年在家乡“避地教授”，仍回归其教书生涯。
据史籍记载，东汉时长沙的莘莘学子还不辞辛劳、跋山涉水，入太学，游私学，刻苦研习。长沙人陈平子，即为全国最高学府太学的学生，与名士范式同学。蒸阳（今衡阳，时属长沙郡）人刘巴，早年曾“游荆北，时涉师门，记问之学”。
东汉的教育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特别注重忠孝节义之士的培养。郅恽“崇教化，表异行”，将孝子古初举为当年一郡孝廉之首，即可见郅恽对忠孝教育的重视。陈平子就学太学时，非常崇拜名士范式，他因病将亡时，特“裂素为书”，以致范式。后来范式见书，“怆然感之”，即慨然为之料理后事，并亲自护送平子的妻儿及灵枢至长沙。当时长沙郡官员闻知其事，曾特地到京师，上书朝廷表彰范式的义行。
东汉时期长沙教育的发展，我们还能从这一时期长沙人才的兴起而有所发现。长沙自秦朝正式设置郡县以来，直到西汉末年，见之于史籍的历史名人寥若晨星。但在东汉时期却涌现出了一批出类拔萃、咤叱风云的人物，他们或读书从政，或投身军旅，有的担任京师所在洛阳县的县令，有的为一郡之太守，有的位至太尉，这在以往是极为少见的。从其事功操行而言，他们中有的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如祝良、虞芝；有勤政爱民的刘寿；也有在后来三国纷争激战中显露峥嵘的吴巨、区景、刘巴、蒋碗、桓等人，从而在历史上占有了一定的位置。
祝良，宇邵卿，长沙郡临湘县人。他“聪明博学，有才干，以廉平见称。”顺帝永建（126－132）年间任洛阳令，正直敢为，令行禁止，豪猾不敢为犯。时太尉庞参的启妻虐杀前妻之子，他直入太尉府邸，传讯凶犯，庞参因此罢官。但视良也因事先未以奏闻，辄有犯上而下狱，后因洛阳吏民上书得释。137年，日南郡发生区怜起义，他被荐为九真太守，前往平乱，以单骑入区怜军中，兵不血刃而平定岭南。
刘寿，字君长，临湘县人。顺帝时任洛阳县令，明晓大义，勤政爱民。某年，洛阳旱灾，他竟裸身曝晒，引罪自责。后官至太尉。
虞芝，长沙人。任南阳郡从事，时太守张忠与王室联姻，犯有重罪。虞芝依法按治，而荆州刺史（时辖南阳郡）某畏惧权势，为之说情。虞芝岸然而曰：“吾年往志尽，譬如八百钱老马，生死同价，且欲立效于明时耳”，乃弃官而去。
蒋琬，字公琰，三国时长沙郡湘乡人。他少以才名闻于郡县。相传他小时在新阳（今宁乡）读书，至今宁乡灰汤仍留有多处蒋琬遗迹。在长沙教育的滋润之下，蒋琬成为湖南地区最早著书立说之人，他所著的《丧服要记》为后世许多著作所引证。刘备夺取长沙等湖南4郡后，他为刘备所收罗，诸葛亮称他为“忠心耿耿，共兴汉室之人”，后来成为继诸葛亮之后蜀汉最出色的丞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