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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梅贻琦是我国现代资望最深、建树最丰的教育家之一。和他的老师张伯苓终身致力于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相似，梅贻琦毕生的事业是和清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909年，他考取第一届庚款留美名额，在清华校史上的“史前期”就与学校发生了关系。除1915年初回国时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半年以外，他毕生在清华任职，先是数学、英文教员，后来长期任物理学教员、教授，1926年被公推为教务长，1928年代理校长，1928～1931年任留美监督，1931年12月起连任校长17年，1948年12月后离开大陆赴美保管清华基金，1955年返台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成为新竹清华大学的实际创始人。梅贻琦毕生的事业在清华，他和清华的感情极深，常以“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来比喻他和清华的关系。当年的清华法学院院长陈岱孙先生曾中肯地指出，梅贻琦可以说是清华大学的主要创建人，只有到了梅贻琦手里，清华大学才从一所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清华校史上最著名的校长有两位——梅贻琦和蒋南翔。首先是梅贻琦，他承接清华十余年的办学传统，加以发扬光大，确立了一套在今天看来还是颇为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管理办法，领导清华大学走过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带领它度过了艰苦卓绝的抗战八年和复员三年。蒋南翔出身于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是当时校内地下党的负责人。作为老清华黄金时代的学生，他不可能不由自己的切身经验感受到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魅力。蒋南翔在办学经验上，有意无意地汲取了老清华的精神，否则他怎么敢“开万人顶风船”，维持清华的一流大学地位呢？他的“新清华”则是在老清华的基础上，加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因素，锻造而成的。饮水思源，必须回到梅贻琦，才能理解清华之所以为清华，以及清华是怎么一步走到今天的。1962年梅贻琦去世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成就卓越的“终身校长”，决定将他安葬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新竹十八尖山之麓所建之梅氏墓园曰“梅园”，内有墓碑两座，一座正面是蒋介石的挽词“勋昭作育”，背面是“政府褒扬令”；另一座正面是罗家伦题写的“梅校长贻琦博士之墓”，背面是蒋梦麟撰写的碑文，墓左侧建有“梅亭”。园内有校友集资所植各种名贵花木，初植时包括杏梅287株，梅花241株，旋即成林，称为“梅林”。将梅贻琦安葬在他系情毕生的清华校园，是人们对他功绩的最好肯定。将墓园放在校园之内，在古今中外，恐怕是极为罕见的。也只有一个校长毕生的事业和学校的生命完全融为一体时，这样做才是得体的。由于梅贻琦建国后去了台湾，在内地长期以来是一位颇为敏感的人物，其生平业绩在前几十年不为人所了解，甚至建国后的清华校友能道其详者亦甚为少见。其实，梅贻琦并不是一个与政治牵连很深的人。在抗战前担任清华校长的多年间，他甚至连一个形式上的国民党员都不是，在他历来的讲话稿里，我们从未发现要为“党国”如何如何的词语。他秉承的是清华学校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传统风气。据说周恩来总理曾表示欢迎梅贻琦回来，认为 “他没有做过队我们不利的事，回来还可以让他当校长嘛。”近20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的解冻，人们越来越了解梅贻琦的卓越贡献，给予他很高的评价。1989年，北京清华大学举行梅贻琦诞辰100周年纪念会，而且在清华园树立梅贻琦铜像。1995年，梅贻琦基金会正式成立，梅贻琦奖学金每年用于奖励清华大学品学兼优的学生。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的黄延复教授多年以来致力于梅贻琦研究，挖掘了大量一手文献资料和访谈资料，并编有《梅贻琦教育论著选》、《梅贻琦先生纪念文集》等资料性图书和著有《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一书，为内地学术文化界认识梅贻琦的丰功伟绩做出了重要贡献。梅贻琦已经逐渐成为研究清华历史、大学教育史乃至于关心当前大学教育问题的人经常谈论的话题。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师生们一起过五四青年节时还引用了梅贻琦的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前，梅贻琦并不是一个“名人”。他在美国获得的是电机工程学士学位，长期在清华学校教授物理学课程，在专业研究领域并无卓越的建树。担任校长前，他与当时科学界、思想界联系甚少，不是一个活跃分子，在外间没有多少“社会知名度”。他所具有的“文化资本”，仅仅是在校内十余年兢兢业业的教学生涯以及参与校内事务时表现出的见识和沉稳的处事风格。梅贻琦被推上校长的位置，是清华人追求自己独特办学风格的胜利，也只有透过梅贻琦，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老清华的特质。梅贻琦是一位专心办学的职业教育家。这个人称“寡言君子”，在平凡中创造不平凡业绩的职业教育家以他的教育思想、人格魅力创造了清华校史的一段辉煌。如今，他又成为当前探索大学教育改革的人寻找灵感的源泉。梅贻琦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这是必须不断追问的话题。让我们一起追溯历史，看看职业教育家梅贻琦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怎么样办理教育的。
南开高才， 留学美国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生于天津一个境况正趋衰败的家庭。父亲咬紧牙关供养他们兄弟姐妹5人读书。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许多典籍章节都达到信口背诵程度。1904年15岁时，他进入天津南开学堂，成为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的得意高足。在这里，他接受的是新式教育，有幸得到了张伯苓的栽培，这为他以后投身西方式的科学研究和教育奠定了基础。1908年，梅贻琦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因系第一班“状元”，毕业后，在母校门前掘一水井，井旁曾立有一块木牌，上面按成绩优次刻上应届毕业生名字，梅贻琦名列第一。毕业后他被保送至保定高等学堂就读。由于家境清贫，亲友都劝他父亲待他毕业后为他寻个事做，以贴补家用，但梅贻琦本人却另有志向。1909年，梅贻琦在保定高等学堂攻读刚满一年，便毅然报考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设立的首批“直接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他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1910年，他进入美国东部的吴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College，梅贻琦称为“吴士脱大学”）电机系学习。留美学习期间，在一位同班同组，又同屋住了好几年的中国同学的眼里，梅贻琦异常用功，学业优良，在为人处事上则是性情温良，从无怨怒，寡言慎行，永远轻言细语，是留学生中最受人欢迎的人之一。1914年夏，梅贻琦从该校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并被选入Sigma Xi 荣誉会员（美国一种专为奖励优秀大学生的制度，获奖者由各大学推荐，奖品为一金质钥匙，故又称“金钥奖”）。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了留美学生会书记、吴斯特世界会会长、《留美学生月报》经理等，对增进阅历、锻炼办事能力起到良好作用。他还在美国皈依基督教，终生未渝。从教务长到留美监督1915年9月，梅贻琦应清华校长周诒春礼聘回母校执教。到校后，他很快便以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和高尚的人格博得同学的好评。据那个时期的学生回忆，“在清华教学的头几年里，梅先生住在工字厅的一间侧室里，每当深夜万籁俱静，人们总是能从窗帘透出的灯光中，看到他专心致志、埋头备课的身影。尽管工作如此繁忙，他仍挤出时间和精力，认真去从事他认为有利于教育青年的活动”。如当时校内学生中有一种半军事性的童子军组织，梅贻琦和一些青年教师都响应参加，都充当了中队长，与学生们共同操练，并不时同他们远足旅行或宿营。梅贻琦后来还担任过童子军的军长和总司令。又如清华早期的基督教青年会组织课外“查经班”，以帮助学生了解教义和提高英文阅读能力，一些中、外教师被聘担任指导，梅贻琦也参与了。《圣经》是用古英文译的，梅贻琦并不是专攻英国文学的，在辅导阅读时不无困难。学生在阅读时能够顺利理解，显然是他事前费时推敲的结果。那时每晚7时到9时中学部学生集中在自修室自习功课，由校方派教师巡视督察，解答学生们提出的疑难问题。这是一般教师最不愿意承担的额外负担，而梅贻琦年复一年地在轮值的夜晚里，踏遍这些自修室的外廊，耐心地辅导学生，为其他教师节省了大量的备课时间。任教清华的多年里，梅贻琦是学生的良师益友，也是校内的“社会贤达”。他担任过多种校内组织的成员或领导人，如“教员学术研究会”书记、“西文部编订课程委员会”委员、学生科学社顾问、《清华学报》国文部编辑、童子军名誉军长、“大一课程工业部”主席等。1926年春，他被教授会推举担任学校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教务长，走上了学校的领导岗位，开始了他“操劳忙碌的大半生”。在此之前，清华校内发生了一场“校务改进运动”，少壮派教授希望能够提高清华的学术水平，实行教授治校。这场运动的直接成果之一，就是教务长不再由校长指派，而改由教授会从教授中公选。1926年4月，教授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教务长和评议员，在校十余年、深孚众望，尤其是得到少壮派支持的梅贻琦脱颖而出，以33票当选（到会教授47人）。1926年正是清华发展的关键时期。清华原来只是一所具有中等至大一程度的留美预备学校，但历届校友包括社会人士对中国教育的这种不独立状况很不甘心，决心通过自身的努力把清华办成一所不受外力干预的独立大学。1925年，清华创办了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使清华同时存在着包括原留美预备部在内的三种学制，发展和协调这三种学制就历史地落在梅贻琦的双肩。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把尚处在草创阶段的大学部进行切实地整顿。1926年4月19日上任，5月14日他就宣布了他的改革计划，把学制与课程、教师的聘任与安排等等均确定了实际改革步骤。经他一整顿，新设立的大学部便真正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雏型了。这期间，他还兼任国学研究院主任，以一“外行”管理而有条不紊，显示了卓越的学术行政能力。1927年8月，清华旧制留美预备的学生要求提前出洋，梅贻琦教务长和评议会全体均表示反对。校方将此事上报学校的主管机关外交部，外交部认为提前出洋有违校章，似难照准，但不清楚学生的程度究竟如何，请校长查明呈复。曹云祥校长答复外交部说：“高三可入美国大学一年级，高二则否。所以高三可提前出洋，高二可于明年出洋。”梅贻琦认为这是一种不尊重教授治校制度，校长专断的行为，他说：“以校长关于学生之程度一层，既未询问教务长，上述之办法更未征求教务长及评议会意见，遽而呈复外部，既易引起误会，于手续尤为不合，因而呈请辞职。全体评议员也以校长如此做法，有违教授治校之精神，故特辞职。”此事最终迫使外交部不得不收回成命，校长作了检讨方才罢休。1928年夏，梅贻琦在校长空缺时任代理校长。不久，国民政府派罗家伦接任校长，他被派往美国出任留美监督。罗家伦在上董事会的报告中赞誉他：“梅君为人廉洁诚实，曾任清华教授和教务长多年，对于留美监督处弊端，知之最详。在他未去之前，商同家伦，曾将留美章程及监督处办事章程大加修改，认真查考学生学行，减省用费，并裁减监督职员名额和经费。”
开创旧清华的黄金时代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清华校长屡屡更迭，任期都很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校长往往挟政治势力而来，与清华历来盛行的学术独立于政治潮流之外的自由主义传统相悖，如罗家伦、吴南轩等校长是带着国民党的“政治任务”来改造清华的，乔万选任校长则是阎锡山的势力介入清华的结果。这些校长接连被师生们驱赶，甚至被拒绝进门。对待清华教授治校的“土制度”，他们都有点不太情愿。1930年罗家伦辞职后，清华经历过11个月没有校长的时期，这一时期，由校务会议代理处理校务。鉴于文学院院长与理学院院长相继因事离校，教务长与秘书长又因校长被驱逐而先后辞职，原校务会议实际上出于瘫痪状态，教授会趁机向教育部争取到选择院长、代理教务长与代理秘书长的临时权力。这样，教授会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实际权力骤然扩大，一跃而为全校的最高权力机关。校务会议与评议会的全体成员，均由教授会选举产生，并对其负责，校务会议与评议会就成了教授会的常设机构。教授治校的局面，至此得以形成。清华校长“虚悬”，各方一时提出了许多人选。最让清华人期盼的，大约还得是与本校有长期关系，深入了解本校校风，并能将其发扬光大的人物。就这样，经过反反复复，一再物色，经教育部部长李书华引荐，梅贻琦终于浮出水面。梅贻琦恂恂儒雅，为人谦冲祥和，处事有条不紊。更重要的是，在感情上和对教育的基本观点上，他与清华的广大教师是一致的。在校多年任教，并在教务长任上表现出了较强的学术行政能力，使他得到了清华师生的认同。梅贻琦尊重清华“教授治校”的民主传统。他常称自己“无为而治”、“吾从众”，这并不是他没有主见，而是充分尊重教授们的治校意见，他往往在大家热烈的讨论中折冲定夺，让大家都能满意。这也就是梅贻琦治校成就卓著的一大秘诀。因此他才能连任校长如此之久，使清华的事业日渐发达。据冯友兰回忆，当时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大学的主要工作是传授和研究学术，有大师才能其为大学，没有大师就不成其为大学。梅贻琦曾说：“一个学校，有先生上课，学生听课，这是主要的。为了上课听课，就必须有些教具以及桌椅之类。因此也需要有人管这些方面的事。一个学校的校长就是管这些事的人。”1940年9月，在昆明的清华师生为梅贻琦服务母校25周年举行了一次公祝会。梅贻琦在答辞中有一段很中肯有很有趣的话，形象地说明了他作为校长的地位：“清华这几十年的进展，不是而亦不能是某人的缘故。是因为清华有这许多老同事，同心协力地去做，才有今日。……现在给诸位说一个比喻，诸位大概也喜欢看京戏，京戏里有一种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百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者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通常是并不由他唱的，他只是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队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着‘与有荣焉’而已 ……”作为校长，他认为自己不是什么掌握了多大权力的“官”，而是在学术的传授和研究上负有创造条件、改善条件职责的一人。晚年梅贻琦在台湾接任“教育部”部长时致词中提醒同仁：希望多注意“教育”，而少关心“部”。前后几十年，他的态度是一贯的，那就是教育机构要多做些推动教育、推动学术发展的事情，千万不能演变成一个官僚衙门。1931年12月，梅贻琦正式到校视事。在全校集会上发表就职演说，提出他办学的至理名言：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主要看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更成为广为流传的名句。不过，对梅贻琦的“大师论”，不能停留在表面上，有必要把握它的完整含义。他认为好教授不是肯花钱就能请到的，好教授也不只是学问优长的学者。他说：“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指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他还说：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本校得有请好教授之机会，故能多聘好教授来校。这是我们非常可幸的事。从前我曾改易《四书》中两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吾还是这样想，因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梅贻琦理想中的教授，是德才均备的；梅贻琦理解的“教育”，并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而是包含知识、情感、意志等因素全面发展的全人格教育。今天，我们在大学教育中，延揽人才者无算，有几人考虑到了梅贻琦人格教育的这一层？梅贻琦上任后，将延揽一流师资看作为“努力奔赴第一事”。一方面他充分尊重原教授队伍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又多方礼聘。据黄延复教授统计，从1932～1937年，先后聘来校的国内外名师（包括一些当时即已崭露头角的新秀）有闻一多、雷海宗、萧公权、许维遹、庄前鼎、刘仙洲、章名涛、赵凤喈、顾毓琇（以上1932年聘）、沈履、张印堂、赵访熊、倪俊、张大煜、李仪祉、夏翔、冯景兰、沈乃正（以上1933年聘）、张荫麟、张任、陈之迈、李达、李郁荣、李辑祥、彭光钦、戴芳澜、吴达元、吴晗、潘光旦、沈有鼎、唐兰、任之恭、曾远荣、吴新谋、洪绂、李谟识、董树屏、张捷迁（以上1934年）段祖澜、霍秉权、范崇武、赵友民、赵以炳、汪一彪、张润田、殷文友、杨业治、李景汉、冯桂连（以上1935年聘）、贺麟、洪绅、吴柳生、王信忠、邵循正、段学复、张岱年、齐思和（以上1936年聘）、陈梦家、孟昭英、陈省身（以上1937年聘）以及外籍学者维纳（美籍）、哈达玛（法籍）、华敦德（美籍）、原田淑人（日籍）等来进一步充实师资队伍。加上罗家伦校长集中聘请的那一批教授，30年代清华园内名师荟萃，极一时之盛。清华的文、理两学院历史悠久，基础很好，而工学院则是后起之秀，这与梅贻琦的大力建设紧密相关。梅贻琦在原有土木工程系的基础上添设机械、电机两系，组成清华工学院，自兼院长。后由顾毓琇任院长。从1934年起，清华与资源委员会合作开设航空讲座，进行航空实验，建立亚洲最大的航空实验风洞等，这是清华航空系的前身，又是旧中国航空的开端。这一时期，为清华以后的工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36年时，清华工学院的学生已占全校总人数的1/3强。那时候的风气是工科至上。政府一再明令发展理工，抑制文法，学生们为了出路好，也乐于往工学院挤。梅贻琦虽然花了很大力气建设清华的工学院，但他并不轻视文法。1933年，他在秋季开学典礼上说：“理工为实用学科，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就本校说，最初办理较有成绩的理科之外，文法数科亦并不弱。现在本校工院初创，理工方面固应亟谋发展，但于文法各系也要使它有适当的进展。这一点外人不免忽视。”同年秋，清华开始实行文法学院大一不分院系，工学院大一分院不分系的措施。这种制度旨在加强学生的基础，拓宽学生的视野，避免过早进入专门研究的弊端。学生在这种制度下可以较多地照顾到个人兴趣，转系也不难。这是对清华的通才教育传统一个重大发展。事实证明是合情合理的。清华以后名家辈出，与这种“底子厚，后劲大”的制度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还开创了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先河。1933年，首先与德国约定互派研究生，设置科学讲座等制度，先后约请哈达玛、维纳、华敦德等国外第一流学者来校作长期或短期讲学。总之，从1931年到任至抗日战争爆发起，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而且是在华北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梅贻琦在校政、教学、学术研究、学风、人才等诸多方面擘画精详，成绩卓著，开创了清华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主持西南联大的日子
1937年“七七事变”时，梅贻琦正在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谈话会”。8月中，南京教育部决定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由北方三所名牌大学清华、北大、南开联合组成。经过短期筹备，临大于10月26日举行开学典礼，11月1日正式开课。临大和联大由三所大学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和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的常委会管理。在三校长中，张伯苓年龄最大，资格最老。在长沙临大期间，他曾去长沙参加组建工作，但不久他就去重庆，在当时政府中另有职务，终联大之期基本上不去昆明。蒋梦麟参加了临大和联大的初期工作。虽然在联大成立后的初期他仍在昆明，在后期，也不时来往于昆明、重庆两地，但即在昆明时，他也避免过问校事。张、蒋二校长似乎有一种默契，让三人中年龄最轻，为人谦冲、诚笃、公正的梅校长统管全部学校行政工作。所以梅贻琦实际上既是清华校长，又是联大校长。而梅贻琦确实不负众望地把三校的兼容并包、坚韧自强、严格朴素的学风融为一体，创造了中国战时教育的奇迹。他把清华的“教授治校”制度带到联大，实行民主决策。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某些党化教育措施有些敷衍，有些“变通执行”。与其它学校相比，联大始终保持为一所民主自由空气较浓的的学府。特别是后期，联大成为“民主堡垒”，也与梅贻琦的开明态度有关。1946年6月7日，梅贻琦在重庆应教育部部长朱家骅饭约，在吃饭时，他向朱部长提问：大学可否不设训导长？青年团可否不在校内设分团？朱只表示设分团的事情须与团部商量。梅贻琦能够提出这两各个问题，显然说明他对党团势力进入大学是不欢迎的。抗战时期是梅贻琦一生经历中最艰难的一段时期，也是对他工作能力的考验。那时数千师生员工背井离乡来到大后方，如何解决这么多人的食住，兴建起必需的校舍，都是很艰巨的任务。在当时，即使是最简单的生活、最粗陋的茅舍都是求之不易的。从1938年到1942年，日军的空袭极大地扰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跑警报占去了大量的时间，不少教师迁住乡下，交通不便。日军轰炸也造成了联大校舍的损毁。1940年8月14日的轰炸对联大校舍造成很大的破坏。当时，梅贻琦常委不在昆明，正在重庆接洽校务。8月23日他才回到昆明。8月27日下午召开联大常委会，他看到新校舍被炸后没有计议修复事宜，有人在会上提议延期开学，他“心中大不为然”。决议赶快筹备，设法如期开学。具体的议决事项有三条：“（一）本大学各部分此次被炸毁之校舍，无论租用或原属本校者，倘不需购置大宗材料，或有现成材料，经加工修葺后即可应用者，应即尽速修理。（二）本大学应即由总务处会同校舍委员会主席黄钰生先生尽速于昆明市区内或市区附近觅定房舍备作校舍之用。（三）本大学倘能于最短期中在昆明市区内或附近觅定校舍，足敷应用，本学年本校各院系应仍在昆明市区内或附近上课。”梅贻琦显然在决定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经校方人员的多方努力，仅仅一个月多一点时间，劫后创伤已全部修理完竣，屋宇焕然一新，而学校当局原定的开学日期，得以如期举行。9月29日、30日两日二、三、四年级注册，远在叙永分校的一年级同学也早已首途，到9月30日前已到了十之八九。10月6日在开学典礼上，梅贻琦常委作了一个简短精警的报告，他说，8月14日本校遭到轰炸，校舍损毁甚巨，同学间各自推测，以为决不能如期开学，最早当在12月初，留昆同学自己懈怠之不足，复致函返籍同学告以此种聪明之推测，阻其准期返校，此种心理实在最要不得。据1946年初《申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称，“某一暑假中，学校被炸，梅先生亲自提着汽油灯，日夜赶修，卒能如期开课，可证明他们办学的精神了”。抗战时期物价飞涨，联大师生生活十分艰苦。梅贻琦为了解决生活困难，利用清华工科院系的人力和设备，在清华校友中募集资金，开办了“清华服务社”。该社设机械工厂、机制木材厂、农场、碾米场等一系列生产机关。清华服务社的创收不仅贴补清华教师，还补贴了联大教师。按说，这是清华单独开办的事业，创收不给联大教师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梅贻琦为联大的稳定与合作，还是毅然决定贴补联大教师。1943年，梅贻琦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一方面为兄弟4人皆不在母亲身边而感到遗憾，另一方面也没有同意弟弟梅贻宝登报代讣的提议。因忙于校务，他说：“故吾于校事亦不拟请假，惟冀以工作之努力，邀吾亲之灵鉴，而以告慰之耳。”1941年4月，值清华三十周年校庆，逢十本应该大庆一番。他认为国难校难时期，没有什么可庆祝的，“无已，则惟有吾辈工作之努力，作母校纪念之贡品，爰与同人商定恢复本校原有之四种刊物：一、清华学报，二、理科报告，三、社会科学季刊，四、工程季刊。另于纪念日前后，举行一周之学术讨论会。凡此措施，一以尽吾人学术救国之责任，一以寄对于母校之忧思耳。纪念之日，各地同学，当均有机会，希于欢庆之余，亦各以尽力职守之决心，作贡献母校之最上礼品，则他日母校之光荣，其清其华，不系乎一园之水木矣。”1940年9月，他在纪念自己执教25周年的公祝会上的答辞中说：“不过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他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停，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的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这段话最充分地表现了抗战时期艰难办学时梅贻琦沉重的心情，也显示了他对前途的希望。
1948年12月，梅贻琦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他眷恋的清华园，在南京、上海短期逗留后，又去了香港。1949年12月，梅贻琦飞抵纽约。1955年以前，他一直住在纽约。1955年11月，梅贻琦返台，继续他的大学教育事业。1962年5月，梅贻琦积劳成疾，溘然长逝。他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连医药调养、丧葬费都是由校友集资的。
原刊于《传记文学》杂志200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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