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是最大的教育骗子吗？逍遥狂侠
卢梭的少年时代
“卢梭是最大的教育骗子!”华东师范大学的某知名教授教授如是说，“自己的孩子教育不好，却跑到乡下去胡思乱想一番，写了《爱弥尔》一书，居然就成名著了。”对于如此惊人之语，我除了震惊之外，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教育史上，虽然名家众多，但能够真正引起我崇敬的却为数不多，而卢梭就是这为数不多者中的一位。我之所以崇敬卢梭，主要不是因为他创立了多么伟大的教育思想，而是为他那坚持真理，绝不向任何恶势力做丝毫妥协的伟大人格所折服。卢梭自幼家境贫寒，幼年丧母，10岁那年又成了孤儿，16岁开始漂泊流浪，为了谋生，他当过学徒、家庭教师，替人抄写过乐谱，打过杂役，甚至曾沦落为窃贼偷儿。不幸的童年遭遇和流浪生活使卢梭更有机会接触那些生活在社会下层，命运同样十分悲惨的劳动人民。他对他们抱以同情，并意识到造成下层劳动者贫困与苦难的深层原因是反动的教会统治以及残酷的专制制度。于是，他写《社会契约论》猛烈抨击专制制度，又写《爱弥尔》无情讽刺宗教教育。然则，这两本书的问世也给卢梭带来了更大的不幸。尤其是《爱弥尔》一书刚一出版，巴黎国会便决定惩处作者，而天主教更是当众焚烧这本书。从此，卢梭便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长期的受迫害过程中，他患上了“受迫害狂”症。在封建势力和教会势力极其庞大的法国，惟有卢梭一人勇敢地站了出来，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吹响了反封建反宗教的战斗号角，试问，谁有这等胆量和气魄？在长期的流亡生涯中，有多少君主想用功名利禄拉拢他，却被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试问，谁有这等超脱于功名之外的洒脱？马克思为此曾高度评价了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做任何哪怕是表面上的妥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使他具有如此的胆量、气魄和洒脱呢？卢梭说：“我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比之成为自由和道德的人，是更为伟大而优美的，这些事乃是不为财富的考量和流俗的认识所绳，完全不依恃他物而自存的。”自由和道德！这就是卢梭所追求的人生信念。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开篇便写道：“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卢梭毕生的事业就是要打破这种束缚自由的枷锁，为了这种事业，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几乎是一个人在对抗着强大而又邪恶的社会意志。试问，有谁具有卢梭这等巨大的道德勇气？对于这样一个思想巨人，我们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万万没向想到的是，一个热爱自由、追求真理、伸张正义的人，竟会被冠以“最大的骗子”这么恶劣的评价！我在愤慨之余，对这种评价背后所散发出来的某种令人作呕的时代气息嗤之以鼻。
今天中国的知识界有许多人都患上了软骨病。曾经以“社会的良心”自诩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已失去了这种道德上的责任感和自豪感。他们大多主动地选择被政府收编，“积极”地走向官僚化的道路。一群被收编的人除了向收编他们的主子献媚之外，根本不可能在思想上有什么创新。为了讨好主子，他们不惜昧着良心编造着种种美丽的谎言，制造出一片虚假的繁荣景象。即使有一部分良心未泯者，也只能在主子们划定的圈子里蹦蹦跳跳，不敢越雷池半步。我一直很奇怪的是，这部分人明明缺乏改革家的魄力和勇气，却往往以改革者自居。他们视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最大阻力——权力的压迫或体制的障碍为雷区，总是小心翼翼地绕开它，而不敢去扫除它。这固然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做法而无可指责，但改革至今，所有的迹象都向我们表明：那些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已经演变成一种累积性的弊病，成为社会机体上的一块顽疾。这块顽疾若不及时拔除，早晚会遍布全身，而变得不可救药了。所以，恕我大胆直言：“一切不敢从根本上触动体制弊病的改革都是一种伪善的改革。”这种改革除了能缓解一时的病痛之外，并不能彻底地根除疾病。我更感到奇怪的是，既然我们的宪法早已明文规定，公民享有思想、言论、集会等自由。为什么，我们在涉及到政治问题时总是三缄其口，退避三舍呢？难道这就是一个立志于要建设法制化、民主化的社会里的国民所追求的目标吗？尤其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教育者，他们向来是不敢多说半句话的。大学本来是传播真理、追求自由、坚守良知的地方，然而，我却发现，我们的大学在不断地制造谎言、压制自由和败坏良知。只要看一看那些为评职称、求名利而粗制滥造出来的堆积如山的所谓学术文章，就大致可以估算出，大学的良心已经被败坏到了什么程度。
中国知识分子的软骨病由来已久，它与我国长期的专制统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明清之际的文字狱，从文革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到今日对知识分子的收编与整顿。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在刀口上讨生活。如果说，在文革期间，还有马寅初、陈寅恪、顾准这样一批铁骨铮铮的硬脊梁以及张志新、林昭、李九莲这样一些热血沸腾的有志青年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还到哪里去寻求那些敢于说真话的硬汉子呢？在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下噤若寒蝉的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没有多少尊严的，在屈辱中苟且偷生，本来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既然，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没有多少人能够象卢梭那样勇敢地站出来捍卫真理以避免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耻辱，那么，我们就应当为此感到羞愧。造成今天这种生存状态，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单纯的受害者，因为，我们或多或少的都对集权的机器得以运转要负上一点责任。我们越是软弱，专制的力量就越强，而遭受专制之害的人就越多。从这一点讲，罪责是全民性的，我们应该全民共忏悔，而作为有点良心的知识分子首先应该忏悔。然则，却有那么一批恬不知耻的知识分子非但不知道忏悔，反而要以自己的浅薄来妄自批评那些敢于坚持真理的前辈大师们。可笑这些人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自己在做着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而任意贬低他人，甚至连思想大师都不放在眼里。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我们这些苟且偷生的人在卢梭伟岸的身躯面前只能低下卑贱的头颅，而我们在道德上有什么资格来对他评头论足呢。究竟谁才是真正的骗子？只要还保留一点羞耻心的人都不难对此作出回答。我很奇怪，为什么总有些人喜欢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那些坚持真理的人，而从不敢把矛头指向那些制造罪恶的人。那些坚持真理的人本来就因仗义执言而受到迫害，尝尽了酸甜苦辣，命运已很是悲惨，作为后辈的我们本应该给他们以公正的、合乎道义的评价。但历史的反讽往往令人尴尬：不断地有人讽刺、挖苦和批评那些善良的人，却对那些制造罪恶的暴君、独裁者、小人表现出一种极大的崇拜和向往。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这种心态背后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作祟？也许，北岛的诗最能回答这两个问题：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把卢梭指斥为最大的教育骗子，该教授的理据是：卢梭根本就不懂教育实践，即使有实践，也是以失败告终，所以卢梭只不过为我们编造了一个美丽的乌托邦谎言。卢梭究竟有没有教育过自己的亲生子女，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1740年卢梭漂泊里昂，做了孔迪雅克之弟马布里的家庭教师。他试图以洛克的教育理论来教育马布里的二子，结果不足一年便失败了。教育实践的失败，加之日后长达20多年的流亡，使他洞悉了社会的罪恶以及教育上的弊病。他苦心思考了20载，耗费极大的心力，才著成《爱弥尔》一书，这本书凝聚了卢梭多少的心血、愤懑和激情啊！其智慧的光芒和悲悯的情怀令多少人感叹不已、热血沸腾啊！如果这样的书还成不了名著，难道说有些人头脑一发热，在几个月里就炮制出一本书来，就能成为名著了？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有两种逻辑标准可以遵循，一种是思想的逻辑，另一种是实践的逻辑。前者指向未来，具有理想性和超功利性；后者指向现实，具有现实性和功利性。对于不同的人，我们应用不同的评价尺度。从古至今，我们找不到一个完美的人，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决不能采取求全责备的态度。一个人只要他在某一方面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要么是在思想领域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要么是在实践领域成绩斐然，无论在哪方面取得成就，都可载入史册，彪炳千秋。对于思想大师的评价，我们就应当重点看他在思想领域有无创新突破，而不必过多地追究他的思想方案究竟有没有对现实产生有力的影响。因为一种思想方案在实践中难以凑效，不完全取决于思想本身是否有缺陷，更重要的是，现实中的阻力过于强大，以致于这种思想根本没有实施的条件。卢梭那乌托邦式的教育理想之所以在当时甚至直到现在都无法实现，固然与其思想本身的缺陷有关，但这恐怕不是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仍是那强大的阻力没有被彻底根除，相反，这种阻力反而更加强大了。我们为什么不去指责那些制造阻力的人，而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指责那些软弱无力的人呢?说的好听点，是我们太懦弱，说的难听点，我们都是孬种！正如鲁迅所说：“强者抽刀砍向更强者，弱者抽刀砍向更弱者。”当然，我并不想指责知识分子的软弱，也不鼓励他们一定要牺牲性命去坚持真理。我也做不到，我也很软弱，我也不得不向恶势力低头，所以，我没有资格指责别人。正如余杰所说：“自己好好活着的人，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去死。”我只是想说，既然，我们已经在装孙子了，就不要再殃及无辜了，就不要再把屠刀指向那些最智慧和最善良的头脑了！我们为自己的软弱作辩护也就罢了，就不要再为那些制造邪恶的势力辩护了，你向他们献媚，他们不但不领情，反而更加笑话你的迂腐、无知和幼稚 ，你的尊严在他们那里一文不值。
中国目前真正脚踏实地地在教育实践领域搞改革的人的确不多，而该教授可能是这为数不多中的人当中比较杰出的一位改革者。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很钦佩他，也比较赞同他所遵循的实践的逻辑。实践的逻辑追求急功近利的效果，要对现实中的各种条件和形势有着较为清晰和准确地把握，寻求一种可操作性的方案。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当他以这种逻辑来衡量那些思想大师的时候，就越出他自己划定的界限了。思想的逻辑就是要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一个健全的社会应当允许这种乌托邦的存在。因为乌托邦除了具有思想的意义之外，对现实并非完全没有意义。首先，这种乌托邦可以纠正实践领域出现的一些偏差，及时予以提醒，使实践者不至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乌托邦总是对现实中的丑恶进行无情地揭露与批判。世界上如果没有一些追求乌托邦的人，恐怕正义的力量早就被邪恶彻底吞没了。一切致力于对现实进行改革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乌托邦精神的鼓舞，不管他们是否有此自觉意识。乌托邦并不想去批判那些因客观条件限制而难以在实践中取得预期效果的人，也无意于指责那些因自身力量薄弱而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向权力妥协的人，乌托邦所要批判的是那些刻意制造阻力以维护一己私利的人以及为这种行为进行辩护的那些人。之所以要批判这些人，其目的恰在于要为改革者扫平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如果以改革家自居的人还要因此而指责乌托邦，我不禁要怀疑他改革的诚意了。在改革的道路上，布满了雷区，一不小心，就会葬送性命。所以，改革者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些雷区。但有些地雷是必须拔除的，否则，改革者将寸步难行。这时候就需要一些舍生取义的英雄来充当扫雷急先锋。究竟哪些人可以做这种急先锋呢？历史向我们证明：恰恰是那些具有乌托邦气质的人充当了扫雷急先锋，在这些人当中，既有思想上的启蒙者，也有坚定的改革者。
中国目前固然缺乏实实在在的改革家，但是否就可以说中国就不缺乏思想家了呢？恐怕没有人敢作出这种判断。谁都知道，中国有的是理论家和学术家，惟独没有思想家。实际上，我们这个民族并不缺少产生思想家的头脑，但极为缺乏产生思想家的勇气以及思想家赖以生长的土壤。对于充斥在社会中的种种道德谎言、阴谋和罪恶，戳穿它们，并不需要多少智慧上的努力，而是道德上的勇气。中国人并不缺乏智慧，遗憾的是，中国人的智慧大多用于玩弄权势以及如何向权势者献媚上去了。
在高尚者面前，我绝不会以小人之心去揣摩他高尚行为背后有什么卑鄙的动机。我将以我仅有的一点良知为他们奉献上我的一份独特的理解与同情，正如马克思所说：“面对他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撒下同情的泪。”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若干年后，卢梭的名字仍然是千古传诵，而那些恶意中伤卢梭的人却早已灰飞湮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