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生活教育的创造史

2006年11期4

一部生活教育的创造史

——重温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的创立与成长》

李云海

夜深了，静静地读着陶行知1946年5月初在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筹备会上的讲话，仿佛感受到陶先生创办生活教育的艰辛。他为了生活教育的成长，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兴亡，坚忍不拔、鞠躬尽瘁，我被他这种精神折服了。

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具体机构”—晓庄师范诞生了。尽管如此，晓庄师范师生却过着一种“富有诗意的生活”。“要知道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青天，下面踏的是大地，我们的精神一样的要充溢于天地间。”[1]（P344）我为此又一次深深感动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陶先生在这次讲话中回顾了生活教育发展历程。当年6月2日的《文汇报》报道了陶先生这次讲话，题为《永远留在人间的声音—陶先生讲<生活教育创造史>》。

一、生活教育创立与发展

1.生活教育的产生

“中国的教育太重书本，和生活没有联系。”这是陶行知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描述。中国教育历来重视书本知识，“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学校学习的知识和社会生活严重脱节。针对这种教育现实，陶行知从他在留美期间学到的先进教育理念出发，萌生了生活教育思想。“教育不通过生活是没有用的，需要生活的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而教育。为生活需要而办教育，教育与生活是分不开的。”教育和生活有着不可割裂的紧密联系，脱离社会生活的教育是没有用的教育。要为生活而教育，教育要为生活需要服务。尤其在当时的社会现实条件下，教育更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当时的进步教育家都有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希望通过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来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正如陶行知强调的：“我们应以前进的生活提高落后的生活，以合理的生活提高不合理的生活，以有计划的生活，克服无秩序的生活。”[2]（P638）

当时“叫在学校里做先生的为教员，叫他所做的事体为教书，叫他所用的法子为教授法”，陶行知认为似乎教师是专门教学生书本知识的，除此之外，没别的本领。学生除了受教之外，也没有别的功课。“因为重教太过，所以不知不觉的就将他和学分离了”。而教学两者，“实在是不能分离的，实在是应当合一的”。[3]（P21）1919年2月24日陶行知在《时报》副刊《世界教育新思潮》发表了一篇题为《教学合一》的文章，文中他提出教学应该是合一的。理由有三：“一，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二，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三，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第一种和第二种理由是说先生的教应该和学生的学联络；第三种理由是说先生的教应该和先生的学联络。有了这样的联络，然后先生学生都能自得自动，都有机会、方法找那无价的新理了。”在此，陶行知首次提出了教学合一的思想。“教学合一”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要相结合；二是教师的教和教师的学相联系，即教学相长。生活教育的中心思想是“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是以生活为中心—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1]（P10）“教学做合一”思想是“教学合一”思想的发展，“教学合一”是生活教育的萌芽。因此，陶行知认为“民国八年是生活教育的萌芽。”1921年，陶行知给教育定义为：“（一）生活的教育，（二）为生活而教育，（三）为生活的提高、进步而教育。”[4]（P267）在此，提出了“生活教育”的概念。

“民国十五年，有五六个教师下了决心，丢掉了传统教育下乡去。”1926年春，陶行知同赵叔愚、邵仲香等一起调查了沪宁路沿线乡村学校的现状，考察了当时办得较好的一些乡村小学，以研究乡村教育之改进。是年秋，陶行知又以中华教育改进社名义在栖霞区明陵小学召开了乡村教育研究会，在会上发表了《我们的信条》，提出了著名的乡教18条原则，重要的有这样几条：

“我们深信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

“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

“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

“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去征服自然，美术的观念去改造社会。”

“我们深信乡村教师要用最少的经费办理最好的教育。”[3]（P88）

乡村学校是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而乡村教师就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要发展乡村教育，关键在于建设一支合格的乡村师资队伍。陶行知想通过培养具有“康健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乡村教师，以实现他“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宏愿，“为三万万四千万农民烧心香”。所以，办好乡村师范成为“当务之急”。晓庄师范就是筹建的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

1927年3月15日，陶行知放弃了优裕的教授生活，谢绝了武昌高等师范和金陵大学的盛情邀请，脱去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告别城市繁华舒适的生活，到南京郊区晓庄创办了实验乡村师范学校。他认为晓庄师范的出现，“是生活教育从理论到实践开始的一天”。他通过晓庄师范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形成了“生活教育”学说，出版了《中国教育改造》。

在此之前，陶行知已经对“生活教育”理论进行过论述。1929年5月19日，陶行知在晓庄学校寅会上分析了“生活即教育”的思想。他承认生活教育思想来源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理论。他说：“‘教学做合一’是实行‘教育即生活’碰到墙壁把头碰痛时所找出来的新路。”“没有‘教育即生活’的理论在前，决产生不出‘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但到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形成的时候，整个的教育便根本的变了一个方向，这新的方向是‘生活即教育’。”[1]（P7-8）也就是说“生活即教育”的思想是在吸收杜威“教育即生活”理论基础上进行的改造和创新。

陶行知将“教学合一”发展为“教学做合一”，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

2.生活教育的发展

1930年4月，国民党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为名，武力封闭晓庄师范。陶行知受到通缉，被迫临时避难日本。在这样艰难的形势下，陶行知依然没有放弃生活教育的主张，并于1931年春从日本秘密返抵上海，努力推广其生活教育。他以小说体的形式写了《古庙敲钟录》一书，阐述了他的工学团教育主张。并于1932年10月1日，在上海宝山大场附近，创办了新型的生活教育形式—“山海工学团”。“什么叫做工学团？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说得清楚些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说得更清楚些：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团体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工学团是一个工场，一个学校，一个社会。在这里面包含着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国的意义。它是将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一个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2]（P372）山海工学团坚持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教学相师，会者教人，不会者跟人学”、“先生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劳力上老心”等七种主张。可见，山海工学团是典型的生活教育实验。山海工学团还首创“小先生制”，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影响遍及全国及东南亚。抗日战争爆发后，山海工学团被迫停办。

“之后，成立了国难教育社，流浪儿童工学团，报童、女工工学团相继产生，运用生活教育的力量，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2]（P640）可见，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随着国家情势的变化不断拓展。直到去世前夕，陶行知还在运用他的生活教育的理论为国家的生死存亡努力、奔波。

3.生活教育的理论

陶行知认为真正的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它“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生活和教育是同一个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作用，也即教育必须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谈不上真正的教育。陶行知认为实际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教育要通过实际生活来进行，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育方法，都来自社会生活。他强烈批判以书本、文字为中心的“老八股”和“洋八股”教育，认为书本和文字不过是生活的工具，以书本和文字为中心的教育之过在于把书本和文字当成教育本身，把读书当成教育本身。因此，要“用生活来教育”，通过生活来教育，教育与生活要有高度的一致性。在这里，“生活”不仅是指日常生活，还包括人的职业劳动、日常的文娱体育、社会关系以及与自然界的关系等。生活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总称，生活的范围与教育的范围是相等的，即到处是生活，到处是教育，整个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也是教育的场所。他说：“全部的课程包括全部的生活，一切课程都是生活，一切生活都是课程。”[5]教育必须通过生活才有效，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

在其生活教育理论中，“生活”占有核心地位，他谈的“生活”是包含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总体，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总称。它也指人类的社会生活，人类个体或群体为了生存、发展所需进行的社会生活实践。生活教育理论，“以生活为中心”，亦即主张教育必须以社会生活或社会人生为中心，反对脱离社会生活或社会人生的教育，主张教育以为生活服务为目标和宗旨，而且要使生活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我们要那好的生活来改造坏的生活，那前进的生活来引导落后的生活。”教育对生活的改造、促进作用最终也来自生活，“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它是能够引起生活变化的“伟大力量”。

二、生活教育的景象

在这次讲演中，陶行知把晓庄师范生活称作“阳光下的诗意生活”。我们可以通过晓庄师范筹备开学时的情景略见一斑，“民国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晚上到乡下去筹备开学，一个狭小的房子，住五个人，还有第六个是一头牛，它却占了一半多地方。第二天早晨，江苏教育厅厅长江问渔来了，我们也在那屋子里欢迎他。后来，我们到会场上去布置了，没有人招待江厅长，以劳苦功高的老牛陪他。”整个一所学校只有一间狭小的房子，除了五个人以外还有一头牛，然而就是在这间房子里欢迎了江苏教育厅厅长江问渔。虽然很简陋，基本的教学设备都没有，但是开学典礼的时候却甚是热闹，“到的人数据陈鹤琴先生说有一千多。”正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晓庄师范—生活教育的试验田诞生了。[2]（P639）

“没有房子而开学校，这是首创。”晓庄师范没有专门的教室和教学设施，因为陶行知认为“本来只要有先生和学生便是一个学校，学校不限定要有房子的”，而且“那些有四十二套桌椅一个大讲台的场所，未必是真学校”。[1]（P380）“我们以青天为顶，地球为地，日光照着工作，日光下休息和唱歌，过着富有诗意的生活。”虽然没有教学设施，但是师生们生活非常惬意，在日光的沐浴下过着富有诗意的生活。他们条件虽然简陋，但是靠着一颗颗诚挚的爱心感动了乡民，不断地发展壮大。

“学生男的以开荒掏粪，女的倒马桶作为考试，洗菜、烧饭、打杂都得学生自己动手”，“挑水挑粪的比赛作为运动”。学生日常生活的各类事情都由他们自己做，劳心劳力结合。同时，由于“学校没有围墙，农民随时可到学校里去”，而且“每家农家住有一二个学生，帮助扫地抹桌等操作，跟农民在一起，相互学习。学生和农民熟悉交流后，学生重新发现自己也有一双手，农民发现自己还有一个头脑”。[2]（P639）就这样来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和农民的学习意识。

可见，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中，很重视教育和社会的紧密联系。生活教育是在中国教育和社会严重脱节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当时教师只管教书本上现成的知识，而学生也只是简单地接受灌输，学生学到的东西对于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的改良无济于事。陶行知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并进行了实验，主张教育要联系生活。然而，目前我国教育中依然存在教育和社会生活“两张皮”的现象。“社会其实离教科书很遥远，课堂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非常重要。可是我们的教育者不知从何时起开始死抠书本，不问实践。从教师到学生越学越愚蠢……”这是一名网友担扰中国教育现状发出的过激之词，他认为当前教育培养出的是“考试的巨人，实践和创新的侏儒”。言词虽然过激，但我们实难否认我们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教育改革力度逐渐加大，教科书、课程和社会的距离在逐渐拉近。我们提倡素质教育，教育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生活中学习，到社会这个大课堂去学，对学生素质培养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学习不能只局限于狭窄的课堂，应该让学生从生活中学习，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否则，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生活教育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被充分调动起来。教学相分离的另一个后果是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处于从属地位，这样的教育是培养书呆子的教育。教育的基本功是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科学知识或经验“内化”为个体的精神财富，发展、提高他们的主体性，造就未来社会的行为主体。现代教育培养的人应该是有主体性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主动、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并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教育在本质上是对个体主体性的培育过程，是一种主体自我教育。因此，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将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变从属地位为主体地位，学生不应仅仅是观众，也应走上“舞台”当“演员”。

从陶行知对生活教育创立和成长历程的介绍，我们可以认识到，教育改革要立足于社会的现实需要，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勇气，要能够“与时俱进”。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是立足于中国当时社会现实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从西方抄袭来的教育理论根本不适合中国的社会需要，教学与做严重脱节。针对这种状况，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创造了生活教育理论。晓庄被封，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但生活教育精神不灭。陶行知回国后，山海工学团应运而生。抗日战争爆发后，山海工学团被迫停办。之后，国难教育社、流浪儿童工学团、女工工学团等相继产生。虽然国内形势不容乐观，但是陶行知还是利用一切条件实施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为教育的普及、民主思想的传播，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和富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陶行知全集(第2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2]陶行知全集(第4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3]陶行知全集(第1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4]陶行知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5]生活教育[J].1934，（1）.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发布者: 陶桃发布日期: 2007-06-04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