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尽最后一滴血：陶行知在沪的最后岁月

马国平

1946年4月，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半年多了，重庆的国民政府忙着迁回南京，一些高等学校纷纷返回原地复校，陶行知也离开了留驻七年之久的重庆，到上海去从事他的教育事业。

重回上海

4月18日，陶行知抵沪．他望着马路上来往的人流，望着熟悉的街道店铺，回想起过去在上海度过的日子，不禁微微地吐了一口气：“上海，终于又见到你了。”三十年代，陶行知因遭国民党通缉而潜往上海蛰居，积极普及教育。他在大场创建了山海工学团，大力提倡“科学下嫁”（即科学大众化活动），培养了许多人才，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陶行知这次到上海正是为重整旗鼓实现他的教育理想。但是，严峻的时局发展，又迫使他作出不屈不挠的斗争，以至流尽了生命的最后一滴血。

上海当时正在掀起尊师运动和尊师献金运动，国立大学的教师为提高待遇而罢教，进步报刊上反内战、争民主、要和平的舆论非常强烈。当晚，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兴奋地说道：“上海的尊师运动极好，极合时宜，应该普及到全国各地．”同时他还尖锐地指出：“如何能使教育工作杀开一条血路，只有两点：第一是政治民主，第二是国内和平，舍此之外，别无他法。”

上海的群众团体热烈欢迎陶行知的到来。4月21日，上海小教联首先在育才中学集会欢迎他，与会者达千余人。许多故旧闻讯赶来，看望瞪违多年的老朋友，许多仰慕他的青年希望一睹人民教育家的丰仪。但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人：一身黑色的旧学生装，一副黑边圆框眼镜，一头黑短发，清癯发黄的脸上不时现出平易近人的笑容．当陶行知走上讲台演讲时，却是那么神采飞扬，妙语如珠，安徽口音的普通话里还夹着几句四川土话．礼堂内时而寂静无声，时而笑声四起，人们被他深深吸引住了．这一天他演讲的题目是民主生活与民主教育。”后来，接连有许多团体来请他演讲，他在演讲中阐述他所倡导的民主教育的思想，并且还对时政慷慨陈词：“政府还都，民主并没有还都。”

正如预计的那样，陶行知的教育计划接连受挫。当时国立大学的教育经费尚且入不敷出，引起教师的抗议和罢教，他的民办教育更是难以得到官方的资助。陶行知只好以生活教育社的名义登报启事，约请郭沫若、冯玉祥、田汉及他本人等六人卖字兴学。育才学校迁沪的事，也由于天批敌伪房产被军政要人所占据，找不到一栋可用的校舍而只能作罢，同样，他计划建立的杜会大学想找个办公的地方，有些人出于政治原因不肯或不敢把房子借给他。陶行知坚信社会大学是上海各阶层人民所需要的．他思忖着，打出社会大学的招牌会引起有关方面的干涉，于是，他采用演讲、座谈、读书会的形式来宣传社会大学的宗旨、他以刚刚建立的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为依托，在大壬小学每周举办一次讲座，以后，又走出去开展社会大学的教育。这在当时是民主人士常用的有效的宣传方法。

精采的演讲

一次，陶行知应邀到沪江大学演讲，台下的学生都以热切的目光望着他。陶行知轻松地开口说道：“七年前，这里还没有女生，现在能看见男女同学一起听讲了。”同学们听了都笑起来，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活跃了。

接着陶行知开始演讲“社会大学之道”。他说：“社会大学之道，在于明民德”，他转身把这句话写在黑板上，并且把“民”字写得又大又重。随后他便侃侃而谈：“第一是觉悟。现在是人民的世纪，要老百姓走什么路，应该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怎么走，为什么走。中国是个大公司，老百姓是老板，不能被伙计们操纵，老百姓应该觉悟到自己的地位。第二是联合。所有的老百姓联合起来做老板，伙计们还敢放肆吗？第三是解放。首先要解放的是头脑，封建时代统治者有一样新发明，包脚布，制造出无数三寸金莲。现在的统治者有一块包头布，这是从希特勒那里来的进口货，包头布把人民包出了一个三寸金头。”同学们哄笑起来，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陶行知微笑着环顾会场，等声音稍静下来后，又大声调侃道：“在四强会议中，这三寸金头真是太滑稽了。”顿时所有的人都鼓掌欢呼。陶行知双手向下压了压，索性移开话筒伴着有力的手势又讲下去了……

这是一次精采成功的演讲。陶行知在各个历史期间总是把他的教育实践与时政大局紧密结合。土地革命时期他提出了乡村教育；“九一八”国难当头他提倡国难教育；“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他又推行战时教育。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独裁统治，他针锋相对地兴办民主教育，以社会大学的形式来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为此演讲了八十多次，有时一天演讲三次，深入群众，宣传他的民主教育的思想。

和平最急民主第一

5月初，陶行知携夫人又去南京，听说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同志已到南京，便去梅园新村拜访。陶行知与周恩来早在重庆时期就来往密切，1937年，他创办育才学校，得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南方局的关心和支持。每遇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时，陶行知经常在夜雾茫茫中前往曾家岩找周恩来谈心请教。他与友人说：“教育脱离政治是一种欺骗，在中国想要做一个不问政治的教育家是不可能的。”在梅园新村，周恩来同志向陶行知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又问及他上海之行的工作情况。分手时，周恩来还要他注意身后的“尾巴”，陶行知果然看到大门口有一些行动鬼崇的人。陶行知对这次会见感到很兴奋，周恩来的谈话增强了他对形势的认识，他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

陶行知是民盟中央常委，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到上海后马上参加了民盟在上海的领导工作。他代表进步团体会见社会贤达、欢迎国际友人，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各种场合揭露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他还通过加拿大友人文幼章经办的刊物，发表英语文章，向全世界公开中国的真实情况。6月8日，陶行知与马叙伦、周建人、许广、沙千里、茅盾、巴金、章乃器等文化界人士164人致书蒋介石、马歇尔、中共代表团，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表达了上海各界人士的共同愿望。

繁忙紧张的工作使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症的陶行知的身体日益变坏，有时血压竟高达二百左右，但他仍然象荷戟上阵的斗士努力工作着。他想写本书阐述生活教育的理论，可是没有时间，只能匆忙地由别人把他的口述记下来予以发表。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就是短文章也没有时间写，于是除了演讲便是作诗，有时在演讲中朗诵自己的诗作。6月以后，陶行知的演讲更是直接针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在内战即将爆发的严重时刻，发出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怒吼。

6月21日，大同大学在操场召开有2千余人参加的反内战求和平大会，陶行知和吴晗应邀发表演讲。会场上情绪颇为热烈，但也有少数特务学生叫喊捣乱，剪断扩音机电源，企图不让陶吴二人演讲。在极大多数的同学支持下，陶行知沉着地走上讲台，没有扩音机，他加大嗓门朗诵起自己的新诗作《永远停止内战》：“三江在哭，五岳在叹，叹息大好河山，成了内战战场……”那伙人又变着花样喊起口号，想抵销他的声音。陶行知索性等口号停息了再说，这样说说停停，停停说说，终于大声讲完了自己要讲的内容。大同学生的反战呼声和陶行知等人的演讲，立即引起当局的注意。当天下午，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来到大同大学“训话”，劝诱同学复课考试。第二天早上，又派人来弹压学生进教室考试，并把带头罢课的学生拘捕起来。

人民的吼声

6月以来，蒋介石欲霸东北三省，由于兵力接济不足，继6月7日宣布停战十五天后，于6月21日又宣布停战延长八天。人民不能忍受这种虚假的和平，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和平的愿望。

6月23日上午，数以十万计的上海民众汇集在北火车站，欢送上海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请愿团的代表赴南京请愿。这是上海民主力量的一次大示威，陶行知自始至终是最积极最活跃的一个民主斗士。在欢送大会开始前，一个青年挤到陶行知的身边，关切地说道：“也许今天又要重演校场口的事件，先生要小心些！”

陶行知昂然回答道：“那不是我们的事，重演不重演是政府的事，你来参加，难道不是准备挨打的吗？”那天，大批特务已经预伏在火车站内，滋事捣乱，有的还爬上高楼散发反动传单。

大会开始了，群众高呼“人民万岁！”陶行知与大会主持者王绍鏊、林汉达，请愿代表蒉延芳、雷洁琼等人登上卡车搭成的主席台，他用洪亮的声音发表了简短而沉痛的演讲：“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争取永久的和平！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中午11时，请愿代表乘坐的火车启程了，成千上万的民众由大会主席团率领开始向市区进发，开始示威大游行，历时近三个小时。

由于上海民众的严密防范，请愿代表得以安全地离开上海。然而，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却发生了一起流血惨案，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等请愿代表遭到了所谓“苏北难民”的毒打。恶讯传来，陶行知代表刚成立的上海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当即在国际饭店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严正指出：这种对和平代表有组织的殴打，并非“苏北难民”所为，完全是政府中某个团体所指使，他们罪责难逃！

陶行知面对众多的外国记者，用英文慷慨激昂地痛斥中央社的无耻宣传。他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连声音也有些颤抖了。他说：这就是黑暗统治下的中国！这就是与人民为敌的政府！我们要坚持到民主和平降临中国，我们要为民主斗争，因为没有民主谈不上和平。

“我等着第三枪”

人民的正义斗争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陶行知是民主运动的先锋，更遭到反动势力的忌恨，他的住处开始被特务监视，他的行踪有人尾随。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和对民主人士的迫害，时局愈来愈险恶。

陶行知显然已经预计到自己时刻处在危险之中。6月31日，他的朋友历史学家翦伯赞来看望他，说起上海的住房难找，陶行知宽慰他说：“不要着急，总有房子给我们住的。时局好了，当然我们有房子住；时局坏了，我们也有房子住。”看到对方疑惑的神情，他爽朗地笑道：“时局坏了，你和我都要去坐牢，不是也有房子住吗？”

7月11日，民盟领导人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7月15日，著名教授闻一多在昆明又死于无声手枪下。反动派终于向民主人士伸出了血腥之手。李公朴是陶行知的朋友，两人在重庆交往甚密，年初，他们历经艰难创办了著名的社会大学，陶李二人分别担任正副校长。现在，这样一位走在民主运动前列的勇士倒下了，悲伤深深刺痛了陶行知的心，他不能保持沉默，共同的斗争经历促使他作出最强烈的反应。他与上海的进步人士一道筹备立即召开追悼会，几天以后他写下了沉痛的悼诗：“只须看一看杀你的子弹是从那儿来？便知道谁发动这个自相残杀的战争……”

这时，上海的报刊相继刊出被列入暗杀人士的黑名单，陶行知赫然名列第三。这种消息的披露是友善的提醒，还是无耻的恫吓，沉重的疑云压在朋友们的心头。病中的翦伯赞打来电话，要他提防敌人的无声手枪，陶行知斩钉截铁地回答：“我等着第三枪！”民盟领袖爱国老人沈钧儒闻讯赶来，向他建议把黑幕揭开，让更多的人一起阻止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陶行知却反对这样做，他对着银须拂胸的老人轻轻一笑：“衡山老，我当伊呒介事。”沈钧儒连忙正色道：“这怎么行呢？反动派是说得出做得出的。”陶行知说：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需要主持，还要举行李闻惨案的悼念活动，许多工作都少不了自己。在这个时候去揭开黑幕，或者自己去躲避一时，可能会削弱蓬勃发展的民主运动。他无暇顾及自己的安全，决定毫不动摇，毫不退缩，直到走向生命的尽头。沈钧儒开始明白，陶行知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他也知道，陶行知在上海的民主运动中的作用是谁也无法替代的，他的心中浮起一种悲怆的伤感，却只是无言地用力握住对方的手。

最后的搏击

这种生死相逼的威胁，对于陶行知来说不是第一次。早在杭战以前，蒋介石政府用武力封闭了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同时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的罪名通缉陶行知，迫使他移居日本避难。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爱因斯坦、甘地等人曾经为此通电蒋介石要求撤销“通缉令”。

1936年，陶行知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四人签名发表“团结御侮”的抗日宣言，救国会“七君子”入狱后，正在海外的陶行知又一次被通缉，不得不孤身流亡在外，周游欧美各国，宣传抗日主张，发动华侨共赴国难。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他被选为国民参议员，才从国外归来。陶行知从切身经历中，深知单靠教育找不到中国的前途，只有和平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和平最急，民主第一”，为了实现民主与和平，中国人民已经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还要作出多少难以估量的牺牲呢？陶行知清醒地意识到，历史选择了他，也是他选择了历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准备着用自己的血肉身躯去唤醒更多的人争取民主实现和平。

7月22日，陶行知出席了两年前在上海逝世的文化战士邹韬奋灵枢的安葬仪式。陶行知宣读了他赶写出来的祭文，表达了对韬奋早逝的痛惜之情和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第二天，一些进步人士在愚园路民社党部商讨出版发行李闻惨案的纪念集的事情。朋友们知道陶行知的处境危险，又在忙于整理自己的诗稿，以为他不会来了。但是陶行知还是如约而来，他微笑着，竭力想掩盖因劳累而疲乏的神色，他对大家说：“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应该联络在沪的国际知名人士，成立一个国际性的人权保障会，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向国际社会伸张民众的呼声。”他这个想法产生于李闻二人被暗杀这一展惊海内外的惨案，当时他与郭沫若、马叙伦、茅盾等30余人致电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要求他们派人来调查向世界公开惨案的真相。陶行知由此想到成立一个国际性的人权保障会来保护民主人士的生命安全。能够胜任其事的最佳人选还是他自己，在众人的推举下，陶行知慨然接受下来，立即着手组织筹备工作。可是，当这个组织成立之时，他已经无法看到了。

这天晚上，陶行知应郭沫若之邀到狄思威路（今溧阳路）郭的寓所，在那里意外地见到了周恩来，陶行知感到很惊喜，他多想能听到周恩来对时局的剖析和对民主运动的指导。这时，许多相熟的朋友都三三俩俩地来到郭沫若的住处，他们也很高兴能在此地见到周恩来。原来，这不是一次意外的邂逅，而是有意的安排。时局恶化后，民主人士与党的接触不便公开，中共代表便通过各种渠道向民主人士讲形势、讲前途，阐述共产党的原则立场。这次，周恩来假郭沫若寓所与大家聚谈，实在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陶行知倚靠在椅子上认真听着周恩来与朋友们谈论着时局，不过，他很少开口说话，他感到头昏沉沉的，高血压症已经缠绕他很长时间了，他却不当作一回事，只是不时袭来的困扰使他产生了力不从心的感觉。与周恩来的聚会结束后，陶行知又与郭沫若一起到一位朋友家作客。夜里十时左右两人分手时，郭沫若关切地要陶行知保重身体：“你是黑榜状元，应该留意呢。”陶行知笑笑更正道：“不是状元是探花，是黑榜探花。你也准定榜上有名的。”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这番轻松的对答所显示的精神世界是何等的无私无畏。

党外布尔什维克

陶行知回到住处时已近子夜时分，他现在所住的地方是大孚出版公司董事任宗德的寓所。由陶行知任总编辑的大孚出版公司是党领导下的进步团体，在刚成立的时候，郭沫若曾提出“人民要大声疾呼，就叫大呼出版公司吧。”后来正式成立时取用谐音，改名为“大孚”。这几天，陶行知白天奔走呼号投身于反蒋民主运动，夜晚则听从朋友的劝告，为防止意外隐蔽别居。他借住在爱棠路（今余庆路）爱棠新村13号，这是一栋三层楼的小洋房，推窗望去是连成一片的高级住宅，周围的环境幽静宁谧，似乎隔绝了尘世的喧闹。但是此刻，陶行知的心情怎么也清静不下来，他回味着周恩来精辟的分析，想起为民主斗争辛勤奔波的朋友们，感到心里充实多了。他坐下来，把桌上已经整理得差不多的诗稿摊开，又细细地校阅起来。他抚摩着已经编成十集的诗稿，思考着自己走过的路程，不禁轻轻吟哦起自己的诗句：“人生天地间，各所有禀赋！为一件大事来，做一件大事去。”这时，窗外夏日的夜空隐约透出一线晨曦，已经是7月24日凌晨了。

这一天，陶行知没有外出，他想着为生活教育社筹集更多的款项，仍然抓紧时间书写条幅，一直工作了五个多小时，然后到同乡家去吃了晚饭。回到任寓后又与友人闲谈到午夜时分。翌晨八时许，陶行知起床漱洗，准备上午继续书写条幅，下午去作东招待美国侨领司徒美堂先生。九时半，朋友家仆人遍寻他不着，将三楼的盥洗室破门而入，发现陶行知已经昏厥在地，由于高血压发作引起脑溢血变得不省人事。可是，由于发现得太晚，延至十二时半，陶行知终于离开了他深情眷念的土地。这一天是1946年7月25日，再过两个多月的10月16日就是他五十五周岁的生日。

他的夫人和儿子赶来了，为突然失去亲人痛哭失声，他的朋友们赶来了，面对眼前的惨状悲愤交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闻讯后也当即赶来，为民主运动失去一位杰出领导人痛惜万分，他俯身拉着陶行知那尚未十分僵硬的手，看到陶行知的脸色安祥犹如生前活着一般，他止不住眼角渗出一滴滴泪水，呜咽着为陶行知送行：“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开展下去。你放心去吧。”周恩来转身又对在场的人说：“你们都得保重啊，文化界的朋友们无论如何再牺牲不得了。”当天，周恩来又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对陶行知作了中肯的评价，这评价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假使陶行知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

发布者: 陶桃发布日期: 2007-06-07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