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育运动在抗战建国中的神圣使命

——《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为生活教育运动二十周年纪念而作》导读

常国良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创造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泽惠深远，影响至深至巨。其所以能表现出如此顽强的生命活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陶行知能与时俱进，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不断对生活教育理论作出新的调整、新的创造，使生活教育理论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成为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最重要任务。陶行知审时度势，及时将国难教育运动转为战时教育运动，以配合全面抗战的需要。1938年底，他结束作为国民外交使节到世界巡回演讲使命归来后不久，就在桂林召集生活教育同人组织生活教育社，其中心任务就是发挥生活教育的优点，发动“全面教育”，应对“全面抗战”，使生活教育运动融于抗战建国这一伟大时代潮流。1939年3月15日，陶行知发表了纪念生活教育运动十二周年的长文《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对生活教育运动在这特殊的伟大时代的任务作了系统的阐述。在文中，陶行知通过严密论证，驳斥了抗战导致亡国的各种谬论，作出了胜利最终属于中国的科学预见，并指明了生活教育运动在抗战建国中的神圣使命。

一、分析国内外形势，揭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深刻道理

1938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处于防御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甚嚣尘上，一些人对抗战前景悲观失望。为此，陶行知提醒人们，虽然中国抗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流血漂橹，“但是如同一位母亲生孩子一样，流血的结果是新生命之产生”，“在这伟大的洪流里将要浮出一个伟大的自由平等中华民国”。他坚信“中国是走上了胜利之路”，鼓励每一国人以“迎接困难”的态度，投入到“大时代的创造中，百折不回地发挥各人的小小的力量”。

陶行知主要是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道义等方面分析入手，通过敌我对比，作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科学论断。如在经济上，中国地大物博，具有承受长久战争的经济力。虽然战争造成经济的严重破坏，但“各种重工业在内地是渐渐地惨淡复兴起来，轻工业合作社也逐渐展开”。相比之下，日本弹丸之国，资源奇缺，承受不起长久战争的消耗。“国际市场受抵制日货的威胁，日渐缩小。”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只能是“愈战愈弱，必有支持不住之一天”。更主要的是，中国抗日战争是正义之战，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人人都抱有抗战到底的决心”，人民群众显示出的伟大力量惊耀世界。他以曾大娘之送子参军、台儿庄儿童歌唱团之化小汉奸为小战士、华侨之长期捐献、小贩发动之义卖等事实为例，说明人心未死，中国必兴。相反，“日军国内反战分子渐多，军无斗志，厌战心理浓厚。”在外交上，中国“得道多助”，日军“失道寡助”，“国际方面亦发生于中国有利之发展。”在同年发表的《全面抗战与全面教育》一文中，陶行知把国际的有利形势概括为三点：英美远东政策的趋向合作；美国对中国态度的积极化；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

陶行知通过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向人们揭示了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的深刻道理，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谬论，排除了围绕在一些人心头的思想迷雾，鼓舞了人民的胜利信心。这同毛泽东同志在同期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所揭示的伟大论断是一致的，表现出陶行知卓越的政治观察力和敏锐的判断力。

二、“教育应该配合抗战，教育在现在就是战时教育”，阐明生活教育与抗战建国的辩证关系

1939年1月，在生活教育社成立后不久，陶行知在香港作了一次题为《全面抗战与全面教育》的演讲，指出“我们的抗战是全面的抗战，我们的教育也跟着全面抗战的展开而成为全面教育”,“抗战与教育有什么关系呢?教育应该配合抗战，教育在现在就是战时教育”。陶行知从多方面对全面教育进行了阐释。首先，从空间上说，不能只着重办后方教育，要把教育扩大到敌人的后方，扩大到全中国、全世界去。其次，从教育的对象说，教育并不是少数少爷小姐们，有钱、有闲、有面子者的专利品，而是应该把教育展开到全部的青年去，全部的儿童，全部的壮年，以至全部的老人，连全部的老太婆都在内。因为“当此全面抗战的时候，青年壮丁固然有用，老太和小孩也有他的用处”。第三，要顾到随战事的进展而产生的特殊生活。“譬如因抗战而有了伤兵，我们就要有伤兵教育；因抗战而有了难民，我们就要有难民教育。”第四，全面教育还要跟着老百姓跑，“全面教育扩大到无论什么地方，是跟着老百姓的教育”，知识分子应该“走进他们的生活中去教育他们”。第五，教育的行为是服务的，而服务的行为也就是教育，“所谓教育不是只教他们识几个字，或印印讲义就算了，帮助人就是教育”。第六，要顾到高深的教育，也要顾到目前需要的教育。“教育的目的不是为教育而教育，乃是为抗战而教育”，因此，所授的课程和方法，必须变更，以求切于抗战建国之用。

1938年12月15日，在生活教育社成立大会上，他首先从理论上说明了实行战时教育的必要性。按照生活教育的观点，生活即教育，生活之变化就是教育之变化。因此，在当前抗战建国的现代生活中，生活教育必须通过抗战生活，实行战时教育，“以抗战的生活克服妥协的生活”。

同时，他还从分析生活教育的优点出发，指出生活教育在抗战建国中可能发挥的巨大伟力。如认识到“生活即教育”，便自然而然地要求真正的抗战教育，必须通过抗战的生活；认识到“社会即学校”，便不会专在后方流连，会立刻联想到前方，联想到敌人的后方；认识到“教学做合一”及“在劳力上劳心”是最有效的教育法，便自然以行动为中心而不致陷落在虚空里面，使抗战建国在真正的“干”中实现；认识到“以生活影响生活”以及人人都能“即知即传”，就不但顾到青年成人而且顾到老年人和小孩子，从而使整个中华民族不分男女老少都在炮火中发出他们的力量来；认识“到处可以生活即到处可以办教育”，就不会被战时的困难吓倒，教育不仅会复兴，而且会遍地开花，“平常的教育只要采取生活教育的这一点点办法，那千千万万倒闭的学校都可以复兴起来”。

三、“展开全面教育以配合全面抗战”，指明生活教育运动在抗战建国中的神圣使命

生活是在不断前进的，生活教育也是与时俱进的。1927年3月15日晓庄学校之创办，标志着生活教育从理论到实践之开始。陶行知在文中回顾了十二年来生活教育运动在不同时期的工作任务—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向生活教育同仁指明生活教育运动在此时的任务是进行战时的全面教育，“展开全面教育以配合全面战争而争取全面的最后胜利”。生活教育者在战时教育中的责任是重大的，陶行知在文中为同仁列举了十方面重要任务。实际上，早在此前生活教育社成立大会上，陶行知就作了《生活教育目前的任务》的演讲，对生活教育者在抗战建国中所担负的使命作了极为精要的概括：“一、力求长进，把自己的集团变成抗战建国的真力量；二、影响整个教育界共同长进，帮助整个教育界都变成抗战建国的真力量；三、参加在普及抗战建国的生活教育的大运动里面帮助全民族都变成抗战建国的真力量；参加在普及反法西斯的生活教育的大运动里面帮助全人类都变成反侵略的真力量”。

为更有效地完成在抗战建国中的神圣使命，陶行知在文中还从学术、组织和行动三方面要求生活教育社注重自身建设，“加强我们的力量”。在学术上，他要求同仁提高学术研究，通过研究战时所发生之重要而被忽略的各种问题，以增加抗战的力量。研究的视野要广阔，“对于中国，对于敌国、对于世界也要努力取得正确的认识”；研究要有毅力，“继续不断、百折不回的去研究它，不得到解决不止”。在组织上，他要求生活教育社实行民主化，大家在其中分工合作，共同生活，互教共学。为此，他把生活教育社看成是一个大的工学团，“办教育是我们的工；研究问题是我们的学；共同过有组织的生活是我们的团”。在行动上，他要求同仁在抗战建国的行动上发挥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力量。“战时的生活便是战时教育，我们要以行动的战时生活来增加我们的力量。”

总之，在生活教育运动十二周年纪念的特殊日子里，陶行知此文的发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通过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分析，对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作出科学的预见，有力地驳斥了抗战导致亡国的谬论，极大地鼓舞了人们战斗的信心；通过对生活教育与抗战建国关系的理论阐述，提出全面教育以应对全面抗战，不仅为生活教育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更标志着生活教育理论在大时代创造中的新发展，把生活教育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教育学院）

发布者: 陶桃发布日期: 2007-06-21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