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考生称四大发明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秘密召集老助教 琢磨广东高考题
恢复高考第一年，广东53万考生报名考试，由于时间紧迫，各个省自己出题。没有考试大纲，没有题型规范，只有一句叮嘱——“不要太难”，广东20多位命题老师被“关”在佛山一个部队基地日夜奋战了一个多月，出了广东省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套试题。原广东高教局局长林川曾用“一只脚在监狱里面，一只脚在外面”来形容那一年高考的惊心动魄。而担任命题老师的冯祐和和黄宝权想得最多的，却是怎样在没有任何提纲和范围的情况下，出一套能科学合理考察考生水平的高考试题。
人物：
冯祐和，1977年高考数学命题组组长，当时任教于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
黄宝权，1977年高考历史命题组成员，当时任教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本报记者：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要恢复高考的？
黄宝权：1977年10月份，高教局的一个处长专门来找我，我不在家，就留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国家决定恢复高考，经单位推荐和研究决定，请你参加准备工作，此事不要向外透露。”
冯祐和：我是直到系领导找我谈话，说要我参加命题，才知道真的要恢复高考了。我觉得很光荣，也觉得有很重大的责任。
本报记者：高考停考这么多年，突然要命题，做了怎样的准备工作？
冯祐和：时间太仓促，我除了带中学课本，还带了几本关于中学数学教育的外文书籍，因为里面有些题拿来改变一下，就可以做高考题。这几本参考书真的帮了不少忙。
本报记者：1977年选拔命题老师是不是也会考虑年龄和职称？
冯祐和：那一年我40岁。文革20年都没有评职称，当时去命题的人年龄都是和我差不多，上世纪60年代毕业，都还是“老助教”。
黄宝权：那时都叫教员，要废除等级制嘛。恢复高考后才开始评职称，所以恢复高考对高等学校的建设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是一个转折点。
“要惩罚谁，就抓他来干这个工作”
本报记者：命题工作是不是完全在部队的“监管”下进行？是不是像“坐牢”一样全封闭？
黄宝权：军队只负责保卫，不让外面的人进去，另外就是负责安排我们的生活，做饭给我们吃，其他的并不太管。管我们的是高教局的一位处长。他宣布的纪律都是很基本的内容，没有苛刻、严峻的语言，很尊重人，其实全靠我们自觉。处长只是说：“工作是绝密的，你们也知道绝密意味着什么，就是不能通气。”他还负责与各位老师的家人单线联系，拿衣服和生活用品，我们和家人没有联系。命题期间，教育部门负责人还来看望过我们，可能是因为看到我们工作确实很辛苦，他就笑说：“要惩罚谁，就抓他来干这个工作。”
本报记者：在命题组每天的生活情况是怎样的？大家会相互交流出题的经验吗？
黄宝权：开始出题时，大家一起吃饭，每个学科大概有3个人，各自凑在一起吃。吃饭时，各组之间不交流出题，各组搞各组的，出题时本来就很单调了，上面也有这个保密要求，所以吃饭时就不谈命题，只聊天。其实一开始就允许我们出去，但是我们没出去。每天都忙着命题，就和上班一样。
冯祐和：后期，题目出来后，就想出去走走，上街，但是要几个人一起去，不能单独出去。
本报记者：参加高考命题有工资或者补助吗？
黄宝权：完全没有。那算是公派，没有现在这种意识。就是吃饭不要钱。
争论最多的是“容易点”还是“再难点”
本报记者：恢复高考第一年，对命题的难度和题型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你们怎么在出题时把握题目？
冯祐和：没有考试大纲，只能以课本为根据。高教局领导反复强调“不要出太难”。一般操作程序是，大家各自酝酿一段时间，然后每人拿些题出来，一道一道题讨论。主要靠老师本身对知识的把握，对这个选拔考试的理解。
本报记者：我听说当时对题目难度的把握引起了命题老师间不少的争执。
冯祐和：数学组的争论比较激烈，焦点主要就在于“对考生的程度来说，这样难度的题目是否合适。”当年的考生中既有应届工农兵学生，也有早年毕业的一些基础知识扎实的学生，程度相差很多。所以我们的题目既要照顾应届生用的课本，也要注意基础，要用到数学知识。比如有个几何题，原来题目纯粹考核中学几何知识，没有应用，有人就提出要加些应用方面的知识，所以最后我们在表达上就尽可能从应用方面去提问，比较符合当时学生的情况。 比如当时把圆的切线和车床加工零件的实践结合一起来出题。
黄宝权：高考停了差不多11年，这次恢复高考肯定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所以还是要有一定难度。大家统一意见，不出偏题、怪题，教材里面有的，符合中学培养人才的这个水平线就可以了。
本报记者：有人说，当时的题目难度相当于初中水平。
黄宝权：不会那么低，当时初中是古代史，我们命题的重点是近现代史，不可能是初中水平。
本报记者：出的题目最后需要经过审核吗？
冯祐和：说是由高教局审，但基本上没有怎么改动。事实上高教局具体业务不太管，只是强调“不要太难”。我记得，有的老师说要是“难度不够”，就再加点难题；有人又说“太难了”，就抽掉一些难的。我也主张不要太难，毕竟隔了这么多年。
本报记者：历史题当中，有没有特别具有时代特色的题目？
黄宝权：当时整个气氛都强调近代、现代历史。我只记得题目强调资产阶级的局限性，甚至是孙中山的局限性。考卷里有附加题，难度大一点。
命题老师还要负责印刷押送试卷
本报记者：听说命题结束后还组织你们去桂林玩？
黄宝权：就在高考当天，其实也是为了防止泄密，呵呵。我在桂林一个公园还碰到一个同学，他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让我去他家玩，我说：“不能，我们是集体行动，不能离开，以后再跟你联系。”回到广州后给他去了一封信解释当时的情况。
本报记者：命题结束，你们就可以放心去玩了吧？
黄宝权：我们当时是工作全程 “一脚踢”的。命题好了后，还要做标准答案，这是最伤脑筋、最难搞的部分。同时，校对、印刷也是自己搞。
冯祐和：印刷厂白天正常开工，晚上在一个单间里印刷试卷，跟其他的印刷是分开来的，单间独屋，谁也都不知道。印完之后，那些工人也不能回家，要和我们一起住到军营里。把试卷印好后，我们晚上就自己开车送到机要局(在东山)，还有战士在车上保卫，把试题一包包分开，一叠叠地包扎好，我们和印刷工人一起搬运、打包，体力脑力完全结合(笑)。
本报记者：老师对恢复高考有什么感觉呢？
黄宝权：当时有些中学生去外面学工学农时，给妈妈写信。“亲爱的妈妈”写成“亲爱的鸡鸡”，“胆子越来越大了”写成“肚子越来越大了”，“天天下雨，我没伞”写成“我没命”。当时这个高考恢复前的笑话流传很广。我就感觉这样下去的话，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恢复高考，大学老师是“春江水暖鸭先知”，高等教育的春天到来了。
有考生把“四大发明”答成“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本报记者：后来社会对那一年试题的反馈如何？
冯祐和：有人说难，有人说简单。这都是正常的，总体来说命题还是很成功的。1977年选拔进大学的学生，到现在在社会上都是非常优秀的。
本报记者：命题老师参与评卷吗？
黄宝权：不参与。但我们会讲处理评卷过程中出现的争议和难点。那一年有好几个评卷场，海珠广场、沙河都有，我记得去过好几个。评卷的有中学老师、大学老师，跟现在差不多，出入要有证件，卷宗都有密封。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学生回答“四大发明是哪些时”，答案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秘密召集
冯祐和和黄宝权都并不清楚当时选择命题老师的标准是什么，但对于自己亲身经历的很多细节，仍然历历在目。当年，包括他们俩在内，华师有6位老师参加命题，另外还有中山大学和部分中学的老师，一共20多人。大家见面就议论，这个责任可大了。
封闭命题
20多人被车拉到佛山一个非常安静的大院子住了下来。大家一开始以为是住在祠堂里，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原来是一个军营。不过，部队并没有对命题老师们的行动进行多少限制，更多的只是负责安全保卫和命题组的日常生活供给，并没有像今年高考命题那么严苛的纪律要求，更多的是靠大家自觉。
争论焦点
没有考试大纲，没有题型规范，没有难度系数。命题老师们就在一句“不要太难”的叮嘱下，各展神通开始命题。而真正在命题过程中争论最大的，恰恰是“难度”。
恢复高考第一年面对的，既有应届的工农兵考生，也有早年经过严格基础教学的往届生，水平参差不齐，如何让这一张考卷既符合绝大多数考生的水平，又能为大学选拔出优秀人才，是命题老师们必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文/记者秦晖 图 /记者海国 通讯员李宇红)
发布者: 陶桃 发布日期: 2007-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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