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拱：由皖江大地走出的民国教育家

由皖江大地走出的民国教育家王星拱

在民国时期安徽文化人物中，先后出任二所著名国立大学校长和一所省立大学校长的教育家并不多见，学科学出身的王星拱就是一位德能俱佳、备受学界称道的教育家。1949年10月，当这位献身中国教育事业30多年积劳成疾不幸逝世上海时，他曾服务的武汉大学等校师生，纷纷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遥祭自己可敬可爱的老校长。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敬献“一代完人”挽联，以示哀悼。
王星拱，字抚五，1888年出身于安徽怀宁王家大屋。1904年安徽高等学堂成立，为这位一心向学的聪慧学子打开了一扇新学之门。1906－1907年当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执掌安庆这所安徽新式高等教育机构时，非常赏识他，王星拱也成为安徽省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远赴欧洲，学习于伦敦理工大学并获硕士学位。1910年，他参加了中国同盟会。1912年，他和皖籍留学生丁绪贤（现代化学家）等人发起组织科学社（后与留美学生成立的“中国科学社”合并）。为报效祖国勤奋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为爱国进步侧身反清革命组织，是青年留学时期王星拱思想状况的二个主要特点。
1916年学成归国的王星拱任教于北京大学理学院，在其30多年服务国家的生命历程中，做过许多既广为人知又鲜为人知的要事。数其大端，主要有：

一．传播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文化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提倡科学、民主，开启了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王星拱以其北大化学教授身份，坚定地站在同乡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阵营，用其所学所知，宣传科学精神。他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新文化刊物上，先后发表《未有生物以前之地球》、《未有人类以前之生物》、《科学的起源和效果》、《什么是科学方法》《物与我》等，介绍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科学观念和科学成就，宣传科学对人类认知和改造自然的巨大成就。王星拱把科学与哲学相结合，对当时流行的封建迷信和旧宗教意识予以科学理性的分析和批驳。如他依原子论和物质生灭原理，指出“鬼相念写”说“此种玄想在科学上无存在之理由。”在宣扬科学精神的过程中，王星拱介绍了法国马赫主义学者彭加勒（Poincan）、英国马赫主义学者毕尔生(Karl Pearson)等著述。为实证主义一个分支的马赫主义的介绍，使他成为1920年罗素向中国知识界正式导授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马赫（Ernst Mach）主义哲学之前，中国第一位向学术界传播马赫主义之人。
科学方法论是科学精神的核心要义，五四时代的众多科学精神唱导者，如胡适等，都十分看重科学方法论。1920年，北京大学出版的王星拱所著《科学方法论》一书，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说明科学方法论的专著。王星拱认为“科学方法是什么呢？换一个名字说，就是实质的逻辑。这实质的逻辑，就是制造知识的正当方法”。该书介绍了关于“归纳与论理”“观察和实验”“假定和方法”等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理论和概念，对培根、穆勒为代表的
西方归纳逻辑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启发了国人的科学意识，对国民改变思维方法及其后学术界进一步接受演绎逻辑和数理逻辑，都有助推之功。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生的著名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中，王星拱作为一个坚定的科学主义拥护者，站在科学派阵营一边。“科学之功效，既不只轮船火车之应用之技能，也不只热胀冷缩之物理的理论。它对于这样底大问题――利己利他的问题，伦理学中底问题――必得有一种特殊的贡献”。他从二个方面批驳了张君劢等玄学派的理论错误，明确主张物质和意志不能分，绝对自由意志不存在的；因果律是可以运用到人生观的问题上。
1930年王星拱还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科学概论》一书，它和《科学方法论》及翻译的罗素《哲学中的科学方法论》等著述，尽管都有马赫主义等西方哲学理论的深刻印迹，但在那个自然科学十分贫瘠的旧中国，对国人的科学启蒙，对学术界科学方法论观的自觉，对科学文化的传播，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005年，当物理学界隆重纪念爱因斯坦相对论百年之时，还有人追述作为最早向中国人介绍相对论理论之一的科学家王星拱，称赞他较早地看到了相对论的科学和社会意义，看到了相对论在自然科学和哲学领域将要引起的变化。

二．倾心高等教育，培育大学精神
王星拱长期以来一直从事高等学校的知识传授和大学的组织领导工作，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从事化学和科学方法论等课程教学11年，先后做过系主任、北大教授委员会评议员、出版委员等。他热爱高等教育事业，为此曾与胡适等联名发表宣言，向北洋政府要求思想和言论自由，期盼中国出现一个“好人政府，”科学事业和学术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五四时期，他帮助陈独秀被祸南下，摆脱北洋政府的镇压。但是，北京政府没有给他安心教书的社会环境，当他的好友李大钊被害后，他离开了北大。先是南下南京，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任高等教育处短暂任职。1929年秋，他回安庆，出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这是他做的第一个大学校长职。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安徽大学完善成立了的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和预科，并拟定将来次第扩充农学院、医学院、工学院，项目经费也按项目内容请领和扩大。在1930年代，他被教育部任用，专注于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和建设，先后任化学系主任、理工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教务长、副校长，1933年5月－1945年7月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1945年12月至1948年，出任河山收复后的国立中山大学校长，为中大的复校和建设殚精竭思。在那国祸当头、战乱频仍的艰苦岁月，王星拱坚持提倡用科学理性精神办学，注重培育大学精神。如在武汉大学初任之始，他就提出“要秉承学术独立的精神，以满足我们共同求知的欲望，使武汉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中心。”1932年12月，他在武大一次总理纪念周演讲，公开提倡大学的任务有三大方面：在道德的方面，大学应当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的方面，大学应当探究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大学应当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三大任务的目的，“我们要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健全、充实的国家，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新时代的、为人类求共同进步的社会。”武大在抗日战争年代甚至举校西迁四川的长途跋涉中，能维持大学精神之不衰，物质仪器也是西迁高校中最少的，与校长王星拱办学理念和管理之策不无相关。进而言之，这样的言论对当今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也有历史明鉴价值。

王星拱也是一位乡梓情深的教育家，五四时期，他和陈独秀、胡适等为安徽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事业的开展，积极奔走，贡献良多。抗战时期，他在武大校长任内，帮助过安徽许多师生。这是一位不该被遗忘的民国皖籍教育家。

作者：安徽大学教授陆发春

发布者: 陶桃发布日期: 2008-04-14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