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中断，精神永存：晏陽初與定縣平民教育實驗
一 如何評價定縣平民教育實驗
二十世紀20、30年代，中國掀起了一股「到民間去」，搞「民眾教育」和「鄉村建設」的熱潮。發起和參加這一運動的，既有社會團體，也有政府機關，還有慈善機構、大專院校、教會組織等。1934年，全國已有六百多個團體從事農村工作，有一千多處從事實驗1。這一規模空前的鄉村建設運動，在中國近代鄉村社會發展的進程中，佔有突出的歷史地位。作為歷史學者，對於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除了盡力復原歷史過程以外，更應該在此基礎上做出合乎邏輯的解釋，對前輩們的事業做出公正的評價。本文擬對影響較大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簡稱平教會）舉辦的定縣平民教育實驗（簡稱定縣實驗），貢獻一得之見，以求指正。
我自1986年開始關注平教會及其舉辦的定縣實驗，在定縣（今為定州）、北京、南京等地，盡可能搜集了所能見到的資料。尤其是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了平教會的一個全宗，包括工作報告、農村調查以及圖片等等，彌足珍貴。迄今，我認為，關於平教會和定縣實驗的歷史線索和基本史實已經大體弄清了，而對它的評價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讓我們先了解一下以往對於定縣實驗的看法。1930-37年，每年到定縣實驗區參觀者絡繹不絕，形成風靡全國的定縣參觀熱。參觀者有國內的，也有外國的，有鄉村工作者，也有學者、專家、新聞記者以及軍政各界人士。不管到過還是沒有到過定縣的，都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對定縣實驗發表過意見，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意見，對定縣實驗持全面肯定態度。如科學家任鴻雋教授認為：「我們以為平教會的主張最為正確。它的貢獻也值得稱讚……不管它的成績怎樣，它的效果怎樣，我們以為它的方向是不錯的。」2
第二種意見，對個別方面予以肯定，但總體上是否定的。如經濟學者孫冶方認為，不能否認改良主義者的教育和技術意義，但其「主觀方面的好意，絕不能掩飾他們底工作在客觀上的開倒車作用」3。
第三種意見，全盤否定。如全盤西化論者陳序經認為：「十餘年來的鄉村建設工作還未超出空談計劃與形式組織的範圍」，「原因不外是實際作過工作的寥寥無幾，就是作了，也多是『空而無用』。」4
第四種意見，已經脫離平心靜氣的軌道，完全情緒化，甚至惡意中傷，極盡謾罵之能事。如國民黨中央委員張繼說：「定縣事業，直不啻一騙人的東西。」5
1949年後，受政治氣候和中國革命範式的影響，直至80年代初，對定縣實驗不僅完全否定，甚至將其視為帝國主義的買辦和走狗。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主編的《中國近代農業經濟史》認為，晏陽初的平教實驗「這條道路不僅是走不通的，而且是一種反動的」，「經過他們的『實驗』，農民更窮了，所謂『生計教育』不但不足以救窮，反而甚至不能維持前幾年『窮』的水平。」6
80年代中期以降，隨著思想禁錮的解放，對定縣實驗表示肯定或部分肯定者愈來愈多了。學者大多持兩分法，即一方面認為平教實驗對當時的鄉村建設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從中國革命角度而言，其改良主義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我在1990年曾撰文指出：「平教會企圖用改良主義的理論和手段達到農村復興的目的，顯然違背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最終必定陷入失敗的泥潭」，但不能因此徹底否定定縣實驗，「在中國整個的政治經濟沒有出路之前，局部的改良亦不是說沒有必要，在農村給農民做一點好事，比根本袖手旁觀不做終要好些。」7 1999年鄭大華著《民國鄉村建設運動》，也大體持此看法8。
以上對定縣實驗的認識過程，可謂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認知的縮影。我認為，對任何歷史事物的認識，都要經過一個由不客觀到比較客觀、到接近歷史真理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歷史的認識終將愈來愈清楚、愈來愈客觀。80年代以來的研究證明，對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價比以前大大進步了，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問題的關鍵是，應該建立一套比較科學的歷史評價體系。我認為，必須按照當時歷史所提供的條件為標準，而不是以今天的條件為準繩，最起碼應該利用社會公正標準去評判歷史事件，而不是淪為政治鬥爭和政治宣傳的工具。所謂社會公正標準，即凡是為國家和民族的富強，為人民大眾的福利，為社會的良性發展而努力，並提供了歷史上所不曾有過的東西，都值得讚揚和肯定。至於由甚麼人、甚麼階層的人乃至甚麼政治派別的人來承擔這一任務，以及為完成這一任務採取甚麼方法和途徑，我們不能也不應該苛求。比如，愛國的表現形式是多元的，不能要求千篇一律，抗戰時期，拿槍上戰場固然是愛國的，也確實是最需要的；但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拿槍去戰鬥，那些不拿槍在後方搞建設，甚至在書齋中做學問，光大學術事業的，同樣是愛國的人。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會說，建設事業都要等到戰爭勝利以後再進行。無論個人還是群體，都不能以自己的救國途徑和貢獻來否定其他的救國途徑和貢獻，它們之間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那種要麼革命要麼反革命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顯然是非歷史主義的政治史觀，是要不得的。尤其是像參與和創造定縣實驗歷史的人們，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都處於實驗和摸索之中，即使出現一些問題也是正常的，如果我們僅以「事後孔明」的思想和現代標準，來輕易否定他們的做法，就難免有苛求之嫌。
二 定縣實驗參與者及中立原則
近代以來，中國農村社會經濟萌發了新的因素，但貧困落後的局面一直沒有根本改變。二十世紀20、30年代，受軍閥混戰、天災頻仍和農民經濟惡化的刺激，以及各種新文化啟蒙思潮的影響，大批愛國志士懷著強烈的民族責任感，極力想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從而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鄉村建設運動。平教會開展鄉村教育和鄉村建設，即為其中的一面旗幟。
平教會將鄉村建設提到擔負「民族再造使命」的高度，甚至把定縣實驗看成是彌補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戊戌維新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北伐戰爭缺陷的革命性工作，還將此比作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以為我們的工作的價值，決不在蘇俄『五年計劃』之下」9。晏陽初強調，鄉村建設的使命不是救濟農村或辦模範村，而是「民族再造」，「中國今日的生死問題，不是別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墮落，民族渙散，根本是『人』的問題。」鄉村建設運動就是為解決這一問題而興起的10。它之所以擔負起民族再造的使命，是由鄉村的重要地位決定的，一來鄉村是中國的經濟基礎，所謂「以農立國」，離開農業、農村和農民，國家就不存在；二來鄉村是中國的政治基礎，中國政治的出路必須從最基層的農村政治開始；三則鄉村是中國人的基礎，農民佔中國人口的80%，代表中國的是居住在兩千多個縣中無數農村裏的鄉下佬11。可見，定縣實驗者有著強烈的愛國主義使命感，真心想改變中國鄉村的落後面貌和農民的愚昧狀態，使中國農村匯入現代文明的潮流。
平教會沒有停留在愛國的口號上，而是衝破「學而優則仕」、「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傳統觀念，走知識份子與農民相結合的道路。當時北京的報紙評論：「這是迄今為止中國歷史上最宏大的一次知識份子遷往鄉村運動」12，晏陽初也為之自豪地說：「這實在是空前的事，在中國歷史上或世界歷史上都是找不到的。」13據統計，在定縣實驗區工作過的人員，總計約四百人左右，每年在一百二十人以上，其中留學國外者約二十人，國內大學畢業者約四十人14。總幹事長晏陽初，是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學士和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碩士。各部門負責人，也多是留學歐美及日本的博士、碩士。如鄉村教育部主任傅葆琛是康乃爾大學農業研究院教育系博士，秘書主任謝扶雅是哈佛大學哲學博士，總務主任瞿菊農是哈佛大學教育學博士，社會調查部主任李景漢是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碩士，平民文學部主任孫伏園留學法國，藝術教育部主任鄭褧裳留學日本，戲劇教育委員會主任熊佛西是哈佛大學博士、副主任陳治策也留學美國，生計教育部主任馮銳是康乃爾大學農學博士、繼任主任姚石奄也留學美國，衛生教育部主任陳志潛是哈佛大學博士，公民教育部主任陳築山留學美國和日本，學校式教育部主任湯茂如是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社會式教育部主任霍六丁（後兼定縣實驗縣縣長）留學美國、副主任汪德亮也留學美國，鄉村工藝部主任劉拓是美國艾阿華大學博士。其中，有的是著名作家、劇作家，有的任過大學教授，有的還做過大學校長。不誇張地說，憑藉他們的資歷，留在大城市過舒適的生活，乃至躋身仕途，謀取高官厚祿，絕非甚麼難事。然而，他們毅然到生活條件較差的鄉村去搞平民教育實驗，這無疑需要超凡的眼光，超人的勇氣，更需要付出超人的犧牲。如陳志潛1932年來定縣之前，身兼南京中央大學衛生教育系主任和中央政府衛生署要職，他到定縣參觀後，被這裏的衛生教育實驗所吸引，費盡周折將職務辭掉，來到定縣。汪德亮是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的侄子，叔叔在行政院為他找到一個待遇優厚的工作，但他在那裏僅幹了一年，就到定縣從事實驗工作。
由城市來到環境惡劣的鄉村，意味著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苦。晏陽初提醒實驗人員，要想變中國農民為有文化的新農民，即「化農民」，必須先「農民化」，可是「到民間去這條路，好似遍地荊棘，頗不好走」15。學校式教育部為了推廣平民學校，奔走於鄉村之間，「茹苦嘗辛，一言難盡」16。社會調查部的實地調查，所遇到的難處更是不可勝數。尤為困難的是，日常工作經費經常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為此，晏陽初經常強調節縮開支，1935年晏陽初說：「數年來敝會經費支絀，屢有核減，本年度職員薪給更屬有減無增。」17由於經費少，工作人員只能粗茶淡飯，外出辦事連飯費津貼都沒有，以致身體經常到了堅持不住的地步。1929年，晏陽初在致美國社會學家甘博（Sidney D. Gamble）的信說：「李景漢的身體已徹底垮掉。這是由於他去年緊張的工作和一直呆在農村並與其他同事一道吃粗糧的結果。」18晏陽初本人何嘗不是如此，他為了平教事業的發展，簡直是「把死的精神做生的工作，和困難奮鬥，至死方休」19。
儘管如此，仍有人提出，定縣實驗區每年耗費幾十萬元，把平教會人員供養成了一個吃鄉建飯的階級，甚至說晏陽初「以千字文識字課的小教師，現在做了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的院長，就晏先生個人說，的確是很大的成功」20。這種說法未免幼稚，也過於刻薄。試問，在定縣設立的省縣政建設研究院，算得上一個顯赫職位嗎？有願意拋棄都市優裕生活而到鄉村受苦的吃飯階級嗎？定縣實驗想為全國搞出一個方案，花幾十萬元還多嗎？相對於社會上無謂的浪費，這又算得了甚麼。何況，平教會的大部分經費是靠私人募捐來的呢！對此，晏陽初曾做過申辯：「本會自創辦以來，經費就沒有可靠的來源，全憑國內同情此種工作的朋友的自由捐助。」21為了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地位，他特別強調不接受國內任何一黨一派的涓滴資助，以實現主張上的獨立、超然、硬氣。北洋政府曾經要給平教會800萬元，但條件是由晏陽初擔任北方政治黨派領袖；張學良也曾表示願意贈送500萬元，但也要求晏陽初組黨，都被晏拒絕了。更為重要的是，所募集來的經費都是用到實驗之上，「完全在困窘的生活中努力撐支，整整有十餘年了，怎會把錢浪費？又怎麼有錢讓我們來浪費呢！」22
由上可見，平教會是滿懷愛國熱情的，是認真努力的，費勁辛勞的，是有高度獻身精神的。有意思的是，正當國內對定縣實驗爭吵不休之時，晏陽初的成就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1943年5月，美國「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全美紀念委員會」將晏陽初與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杜威（John Dewey）、福特（Henry Ford）等評為十位現代具有革命性貢獻的世界偉人，稱讚晏陽初「將中國幾千文字簡化且容易讀，使書本上的知識開放給以前萬千不識字人的心智。又是他的偉大人民的領導者：應用科學方法，肥沃他們的田土、增加他們辛勞的果實。」23
三 定縣實驗的理論、方法與績效
改造舊中國農村的落後局面，是平教會同仁舉辦定縣實驗的總體目標，而理論與方法則是實現這一總體目標的手段和途徑。我認為，如果不是單純以革命角度而是主要就鄉村建設衡量，平教會關於鄉村建設的理論和方法基本上是可取的。
首先，提倡「平民主義」，以民眾為本位。晏陽初認為，「平民」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百姓，而應解釋為平等的公民，即所有公民一律平等；所謂以民眾為本位，就是「凡是不以人民為本位的，都是要不得的，沒有用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是古今不變的真理24。眾所周知，「民可載舟，亦可覆舟」已是千年古訓，但實際上又有多少人真正重視過呢？
其次，指明愚、窮、弱、私是中國農民的四大病症。平教會認為，90%以上的平民尤其是農民缺乏知識、缺乏經濟、缺乏健康、缺乏公共心，而這一切都是阻礙中國文明進步、導致中國農村崩潰的根本原因。應當說，這一看法是符合中國農村的實際的。不僅如此，他們還認識到，這四大病症並非是平行的，其中窮是農民愚、弱、私的基礎25。窮的原因又是甚麼？窮是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統治勢力壓迫剝削的結果，「此兩種因素，又嘗循環影響，相互成果，促使農村經濟漸瀕於流產，今欲復興我國農村生產，必須針對病根，從打倒帝國主義與鏟除封建勢力著手。」26應該說，平教會的這一認識也是實事求是的。李景漢甚至指出：「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決的辦法，則一切其他的努力終歸無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時的治標的。一個政府是不是一個革命的政府，一個政黨是不是一個革命的政黨，和一個人是不是一個革命的人，很可以從其對於土地的主張來決定。」27在30年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千家駒、吳半農認為，平教會只是將四大缺點並列起來，沒有追究其中的因果關係，沒有認識到愚弱私是窮的必然結果，更沒有認識到窮又是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勢力壓迫剝削的產物28。甚至到今天，仍有不少學者沿襲這一觀點。這顯然是對平教會理論的誤解。
再者，平教會提出用「四大教育，三大方式」解決農民的愚窮弱私。如果從認識事實的革命邏輯而言，要解決四大病症，必須首先消滅窮，要消滅窮，就必須鏟除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勢力壓迫，要鏟除這兩種勢力，不用暴力革命手段是不行的。但平教會的思路並非革命式的，雖然他們也認為必須推翻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勢力的統治，但他們又認定農民目前還沒有這個力量，農民的力量仍處於潛伏狀態，在挖掘出這一力量之前，「一切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或帝國資本主義曾經狂熱一時的目標，都變成了胰子泡樣的空虛口號」29。以革命邏輯衡量，這一認識當然偏頗，但也並非全無道理，比如封建勢力的統治包括政治的、觀念的，如果不對農民進行教育改造，不充分挖掘農民的力量，是很難消滅的，總不能甚麼都等到革命完成以後再進行。所以，如果說平教會以自己的平民教育理論否定革命道路是一種偏見，但以暴力革命論否定平民教育理論也不是沒有問題。針對農民的四大缺點，平教會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教育方針，即：在使農民取得最低限度的文字教育的基礎上，對之進行四大教育──以文藝教育攻愚，以生計教育攻窮，以衛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攻私，由此培養出有知識力、有強健力、有生產力、有團結力的四有新民。如何實施四大教育呢？這就是三大方式，即學校式教育、社會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使整個社會盡是教育的環境，以免一曝十寒之弊害」30。我們由上不難發現，平教會的「四大教育，三大方式」實際上關聯到整個的鄉村建設，正如晏陽初所說：「各方面工作的發展，合起來就是整個鄉建事業的發展。」31
為了實現上述方案，平教會還提出徹底實驗，並推廣全國的理論。近代以來，各種救國主張層出不窮，但多未經過實踐和驗證。晏陽初認為，平民教育運動是一個新的特殊的問題，「種種辦法，均得創新，仿無可仿，模無可模，東洋西洋自更無抄襲了」，因此「不可不先有徹底研究」32。所謂徹底，就是親自到民間進行實驗，以產生既經濟簡易，又具有普遍性、實用性的方案。比如生計教育，晏陽初強調，在今日中國情形之下，最重要的是根據一般平民的生活程度、經濟能力的大小，進行實驗研究，改進固有的農藝工藝，以適應平民的需要，「若徒高談外國的法門，照樣畫葫蘆的去辦，一定是有弊無利的」33。又如衛生教育，晏陽初也強調，「我們不願意死搬西方的經驗，也不想依附本國的傳統，或是兩者的折中，而要吸取兩者菁華，制定出適應當前國情的建設計劃。」34總之，「我們不要今天抄美國的一套，明天抄德國的一套，後一天再換一套法國的，我們要自己一拳一腿、一點一滴的去開闢，去創造。」35
那麼，到哪裏去進行研究實驗呢？這就發生了實驗的單位區域問題。根據「凡事要從大處著眼，從小處入手」的原則，平教會認為可以將一個有代表性的縣份作為實驗單位，「中國雖大，而是一千九百多縣造成的。我們為試驗和提倡起見，抓住一個可以代表的縣去認識問題，找尋問題，研究問題，建設問題，希望能在這裏找到有普遍性共通性同時跟農民有關係的問題去研究它，以便將來別的縣別的省也可以採用。」36正因為此，定縣實驗的最終目的，並非專為定縣而定縣，而是把定縣作為一個大的研究室，藉此求出一套適用於全國各地的方式或工具。
平教會沒有將理論和方法停留在空談上，而是將其付諸實踐，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通過開展四大教育的研究和三大教育方式的實施，平教會在定縣實驗區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農民教育體系，主要有初級平民學校、高級平民學校、鄉村小學、導生傳習制、師資訓練班、生計巡迴訓練學校、平校畢業同學會等。由於學校數量增加，入學率提高，農民文盲有所減少。到1933年，全縣共設立初級和高級普通平校427所，學生達1.3萬餘人37。1934年，全縣小學已經普及，14-25歲的青少年文盲人數比1931年減少34%，男青年文盲已減至10%38。80年代，有些老人回憶說，當年上了平校，才會寫帳，會寫信，能看書，沾光不少39。正是這些受過平教會教育的農民，在後來的抗擊日軍中起了重要作用。定縣淪陷後，一些青年特別是受過平民教育的青年人組織起定縣游擊隊。全縣472個村，只有沿京漢鐵路的21個村被日軍佔領，其餘451個村由兩個經群眾選舉的領導進行管理，其中一個是以前平民學校的教師，另一個是平民學校的畢業生40。
農村經濟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培育農作物新品種，棉花、小麥、高粱、穀子新品種的畝產量比土種分別增產56%、14-20%、30%、20%。關於農具的改造試驗，先後完成耙、犁、水車、轆轤、播種器、中耕器、收穫器、點播器、花生篩、脫粒機的改良。動物飼養業的試驗，主要是豬種、雞種的改良。如波支公豬與本地母豬交配，每頭多產肉18.6%；力行雞為優良雞種，每隻每年多產蛋60-190個41。平教會還進行了合作社的實驗和推廣工作。1933年，成立自助社三百餘社，約佔全縣村莊的四分之三。有些自助社又上升為合作社，合作社縣聯合社也應運而生。到1936年冬，已有合作社129個42，由是形成比較完備的合作組織制度。
平教會對鄉村衛生的實驗，開創了中國縣級現代衛生建設的先河。1930年，定縣全縣472個村有220個沒有任何醫藥設備，226個村一個醫生也沒有，即使是有醫生的村子，也只是藥鋪掌櫃，很少受過學術訓練，甚至有不識字的文盲43。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平教會在定縣建立了縣單位的醫療保健制度，這一制度按行政單位分層設立，村設保健員，鄉設保健站，縣城設保健院。到1935年，全縣除了建有一所保健院以外，還有保健員80人，保健站8個44。平教會建立的三級醫療保健制度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反響，國民政府衛生署成立後，要求各縣採用這一制度。即使到抗戰期間，「在未被佔領的國土上，這種衛生系統仍然起著有效的作用」45。此外，平教會還對學校衛生、產婦與兒童保健、生育節制進行了試驗。在此基礎上，定縣農村無論從醫療條件，還是預防、治療方面都也有所改善。1935年，縣保健院治療病人626人，出診188次；保健所診治15,483個病人，治療67,989次；保健員施行治療137,183次46。在疾病預防方面，以種痘工作最為突出，天花病大為減弱，據1936年的報告，「近年來鄰縣時有天花流行而本縣無之」，「定縣天花已稱絕跡」47。
定縣實驗的最終目的是將其經驗推行全國。在實驗過程中，就有一些機關、團體派人到定縣實習或培訓，有的還邀請平教會的工作人員前往指導工作，對各地的鄉村建設工作起過一定作用。
如前所述，直至80年代初，仍有一些論著認為，經過平教會的實驗，定縣農民更窮了，似乎定縣農民的窮困是定縣實驗造成的。至今，還有人認為定縣實驗不過是烏托邦，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這實際上是以自己的理想苛責前輩的事業，是不尊重歷史的態度。
四 實驗中斷與精神永存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寇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9月，定縣淪陷，平教會在此繼續實驗已不可能，定縣實驗被迫中斷。
以往學者包括我在內都認為，定縣實驗失敗了。理由之一是，平教會撤出定縣標誌著定縣實驗的徹底失敗。其二認為定縣實驗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也就是說，平教會要解決農民的愚、窮、弱、私四大病症，結果一個也沒有徹底解決。
現在看來，以上兩種判斷都存在著對歷史的誤讀。
首先，定縣實驗是被迫中斷而不是主動中斷，被動中斷不能與失敗劃等號。可以設想，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戰爭，定縣實驗還將繼續進行下去，因此以被迫中斷認定定縣實驗失敗似有武斷之嫌。
其次，定縣實驗固然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但如果認定為失敗，必須有一個前提，即在預定期限內沒有達到目的，但定縣實驗被迫撤出，顯然沒有完成預定的期限。也就是說，預定期限尚未完結，有不少需要做的工作還沒有來得及做。在此情況下，斷言定縣失敗，道理也不充分。
再者，愚、窮、弱、私沒有徹底解決，實際上是實驗過程中的困難，而非最後結果，平教會恰恰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困難而進行實驗的。何況，這些問題的解決，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比如農民掃盲問題，必須經過長期的努力才能完成，要求定縣實驗一下子就能解決是不現實的。直至2002年初，中國文盲數量仍高達8,507萬，且90%在農村48，這一事實表明，中國消滅文盲之路任重而道遠。我認為，在當時惡劣的社會環境中，定縣實驗能達到前述成績已經非常不易，它創造和獲得了前人所沒有的東西，取得了歷史條件制約下所能達到的最好結果。這就是成功。
還值得提出的是，定縣實驗雖然中斷了，但定縣實驗的精神、定縣實驗的方法並沒有中斷，而是繼續發揮著它的作用，這也為推翻定縣實驗失敗說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晏陽初說：「定縣雖已陷落敵人之手，但是定縣的土地，日寇縱可以奪去，而定縣所發展出來的這一套方法，這一種精神，敵人是拿不去的。」49抗戰時期，平教會同仁在國統區掃除2,700多萬文盲50。在四川的工作業績尤為顯著，有45個縣區50萬人接受了掃除文盲教育，約有十幾個原定縣衛生工作人員擔任衛生站站長和軍隊醫療隊隊長，不少一般性工作人員充當縣衛生站的督導。原定縣衛生實驗的領導人陳志潛，任四川省政府衛生專員，一直堅持運用定縣的技術和經驗，指導著那裏的衛生工作51。
到50年代，晏陽初又轉道菲律賓，成立鄉村改造促進會和國際鄉村建設學院。他繼續使用定縣經驗，推動這一地區的鄉村建設工作，定縣經驗開始具有了廣泛的世界意義。此後，晏陽初還將鄉村建設模式推廣到東南亞、南美、中美乃至非洲等地，誠如其本人所言：「我們一切的一切都是和農民打成一片，還是『定縣精神』」52。
當然，作為歷史學者，僅僅理解和同情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分析歷史事件與社會背景之關係，即哪些因素制約了歷史事業的順利發展，為活在世上的人們提供一些值得借鑑的智慧。
定縣實驗所遇到的困難及其原因就很值得探討。比如，國內軍閥混戰極大影響了定縣實驗的效果。1926、1927年，兩次內戰波及定縣，使平教會在定縣的「各項工作很難進行」53。1934年，章元善到定縣考察時也發現：「當我們離開定縣的時候，兵車絡繹於途，開到了許多軍隊……這一點小小成績──代表平教會多年的經營──是經不起大兵們一天的光臨的呢！」54內憂外患常常是聯在一起的，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日本侵華戰爭直接導致了定縣實驗的中斷。面臨此況，晏陽初本人也承認，「需要政治和平，平教運動才能進行無阻，期圖發展。」55問題是在內憂外患的雙重擠壓下，如何才能取得和平的政治環境？靠和平的方式換取和平嗎？事實證明，以和平換和平是無法實現的。暴力革命雖然要流血，但歷史的陣痛最終可能換來統一的、和平的政治環境。這當然是平教會等改良主義者所不敢、不願意也不可能完成的歷史重任。
儘管如此，改良的建設與革命行動仍然是並行不悖的。以往要麼革命要麼反革命的二元對立思維，明顯違背人類社會發展的事實。一方面我們不能將革命作為唯一標準，而否定其他救國道路，因為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上山鬧革命，社會建設也不可能都等到革命成功以後再進行。與此同時，也不能將漸進改良作為救國的唯一標準，而否定革命道路。但問題恰恰出在，當時革命派與改良派都以自己的道路作為唯一標準，從而否定對方的事業。作為後來的歷史學者，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如果晏陽初能拿起槍桿子鬧革命，當然令人佩服，但他利用自己的專長，走了另外一條鄉村建設之路、教育救國之路，為中國人民的幸福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同樣值得理解和尊重。
註釋
1
曾毓釗：〈鄉村工作討論會第二次集會經過〉，載章元善等編：《鄉村建設實驗》，第二集（上海：中華書局，1935），頁19。
2
叔永（任鴻雋）：〈定縣平教事業平議〉，《獨立評論》，第73號（1933年10月），頁10。
3
孫冶方：〈為甚麼要批評鄉村改良主義工作〉，載《孫冶方全集》，第一卷（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頁157。
4
陳序經：〈鄉村建設運動的將來〉，《獨立評論》，第196號（1936年4月），頁4。
5
轉引自註2。
6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主編：《中國近代農業經濟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頁162。
7
李金錚：〈淺析定縣平民教育實驗的失敗及其原因〉，《歷史教學》，1990年第6期，頁23。
8
參見鄭大華：《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9
晏陽初：〈在全體職員會議上的講話〉，載《晏陽初全集》，第一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頁218。
10
晏陽初：〈農民運動的使命〉，載《晏陽初全集》，第一卷，頁294。
11
晏陽初：〈農村建設要義〉，載《晏陽初全集》，第二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頁32-34。
12
轉引自晏陽初：〈中國平民教育運動的總結〉，載《晏陽初全集》，第二卷，頁210。
13；35；49 晏陽初：〈農民抗戰與平教運動之溯源〉，載《晏陽初全集》，第一卷，
頁532；533；540。
14
堵述初：〈平民教育運動在定縣〉，載《河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一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頁39。
15
晏陽初：〈在歡迎來賓會上的講話〉，載《晏陽初全集》，第一卷，頁221。
16
湯茂如主編：《定縣農民教育》（北平：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1933），頁493。
17
〈晏陽初覆謝家聲〉，載《晏陽初全集》，第三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頁487。
18
〈晏陽初致S.D.甘博〉，載《晏陽初全集》，第三卷，頁112-13。
19
晏陽初：〈三樁基本建設〉，載《晏陽初全集》，第一卷，頁496。
20
燕樹棠：〈平教會與定縣〉，《獨立評論》，第74號（1933年10月），頁3。
21；22； 53 晏陽初：〈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實驗工作報告〉，載《晏陽初全集》，
第一卷， 頁345；347；311。
23；46 吳相湘：《晏陽初傳──為全球鄉村改造奮鬥六十年》（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
有限公司，1981），頁430；286。
24
晏陽初：〈平民教育運動的回顧與前瞻〉，載《晏陽初全集》，第二卷，頁307。
25
李景漢：〈華北農村人口之結構與問題〉，《社會學界》，第8卷（1934），頁12。
26
姚石菴：〈非常時期之農村生計教育〉，《民間》，第3卷第17期（1936），頁4。
27
李景漢：〈定縣土地調查〉（下），《社會科學》，第1卷第3期（1936年4月），頁871-72。
28
吳半農：〈論「定縣主義」〉；千家駒：〈定縣的實驗運動能解決中國農村問題嗎？〉， 載千家駒編：《中國農村經濟論文集》（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15-36。
29；31 晏陽初：〈十年來的中國鄉村建設〉，載《晏陽初全集》，第一卷，頁559；565。
30
陳序經：《鄉村建設運動》（上海：大東書局，1946），頁21。
32
晏陽初：〈「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見〉，載《晏陽初全集》，第一卷，頁67。
33
晏陽初：〈平民教育的真義〉，載《晏陽初全集》，第一卷，頁109-10。
34
〈晏陽初致E.C.卡特〉，載《晏陽初全集》，第三卷，頁353。
36
晏陽初：〈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工作的演進〉，載《晏陽初全集》，第一卷，頁432。
37
賈恩紱等纂修：《定縣志》，卷三（1934年刊本）。
38
李景漢：〈定縣社會的各方面〉，《民間》，第1卷第24期（1934），頁10。
39
〈紹芳寄給晏陽初先生的信〉，載《河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一輯，頁107。
40； 45 晏陽初：〈中國平民教育運動的總結〉，載《晏陽初全集》，第二卷，頁223；
218。
41
李濟東主編：《晏陽初與定縣平民教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頁217-19；晏陽初：〈定縣實驗區工作概略〉，載《晏陽初全集》，第一卷，頁411-12。
42
《生計部經濟合作組二十五年度工作報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236，卷號182。
43
李景漢編：《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北平：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1933），頁293；《縣單位衛生建設初步方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236，卷號115。
44
晏陽初、陳築山：〈定縣實驗區工作大概〉，載《晏陽初全集》，第一卷，頁418。
47
俞煥文：〈定縣種痘七年經過〉，《民間》，第3卷第15期（1936），頁6。
48
轉引自徐秀麗：〈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掃盲運動的歷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頁107。
50
〈晏陽初致G.斯沃普〉，載《晏陽初全集》，第三卷，頁640。
51
〈晏陽初致A.G.米爾板等〉，載《晏陽初全集》，第三卷，頁614-15。
52
〈晏陽初致晏新民〉，載《晏陽初全集》，第三卷，頁784。
54
章元善：〈從定縣歸來〉，《獨立評論》，第95號（1934年4月），頁9。
55
晏陽初：〈對在定縣工作同志的講話〉，載《晏陽初全集》，第一卷，頁459。
李金錚 歷史學博士，現任河北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借貸關係與鄉村變動──民國時期華北鄉村借貸之研究》、《民國鄉村借貸關係研究：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為中心》等，並發表論文多篇。
发布者: 陶桃 发布日期: 2008-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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