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 “五四”时期的新风气

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 “五四”时期的新风气
“到民间去”“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啊！快去做工呵！……”

又一批入会的成员，来自北大“新潮社”。

新潮社以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和徐彦之为几大发起人。1918年10月13日，在北大沙滩红楼，21名青年齐聚一堂，决心创办一份宣扬个性解放、鼓吹“全盘欧化”的杂志；这份杂志以中学毕业生为对象，致力于使他们“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不久，文学家、北大教授周作人，以及谭平山、高君宇、朱自清、叶圣陶、康白情、顾颉刚、冯友兰、孙伏园、俞平伯、何思源……纷纷加入了这个社团。

11月19日，新潮社正式成立，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出席了成立大会。次年元旦，《新潮》杂志创刊了。此后两年有余，《新潮》共发行十二期，“第一卷第一期复印到三版，销到一万三千多册，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声势不可谓不浩大”（罗家伦，《回忆傅孟真先生》）。
正是《新潮》杂志创刊前后，几名新潮社成员，徐彦之、高君宇、朱自清、康白情先后加入了少中。如果说，作为后来的文人，徐彦之、朱自清和康白情的入会，使他们汲取了精神力量的话，那么，来自山西、时为地质系学生的高君宇，获得的则不仅是精神力量，他还获得了信仰、使命感和未来选择。

入会不久，高君宇和李大钊很快接近着。他成为李大钊的追随者了。他们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并密切关注着俄国局势。他们并不孤单；1919年年初，随着国民社众多骨干的入会，他们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

如果说，新潮社奉蔡元培、胡适为偶像，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国民社则以李大钊为导师。它的出现，与几个月前留日学生的归国风潮密切相关。后来，在《回忆国民杂志社》一文里，许德珩这样回顾“学生救国会”的发起、国民杂志社的诞生：这一年晚春，四名湖南籍归国学生到北大串联，“记得其中有李达、王希天、阮湘等”；经过同学的介绍，“第二天，我和邓康（邓中夏）到湖南会馆去看他们……商量好发动一个群众性的反日爱国运动”。不久，它就演进为一场前所未有的学生请愿活动。
5月21日，以北大学生为主体，两千多名青年齐聚新华门外，要求总统冯国璋接见请愿代表；八名请愿代表中，包括了后来“五四运动”的几位领袖，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傅斯年和易克嶷等。几十年后，许德珩总结说，“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的学生请愿”。

请愿期间，包括北京大学、法政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在内，二百余名青年组成了“学生救国会”。他们与本部设在上海、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救国团”遥相呼应。随即，许德珩、邓中夏、易克嶷等又开始筹办《国民》杂志，以作为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日常机构。1919年元旦，与《新潮》杂志同时，《国民》杂志问世了。
《国民》杂志创刊后，许德珩、邓中夏、黄日葵、刘仁静、易克嶷……纷纷加入了少中。它为李大钊提供了一小群追随者。被称为“世界主义派”的那个群体出现了。

分歧

“世界主义派”以李大钊为导师，“国家主义派”则以曾琦为领袖。

1918年8月，在张梦九主编的《救国日报》上，曾琦开始连载《中国之青年与共和之前途》一文。这组后来被结集出版、定名为《国体与青年》的文章，获得了无数喝彩。在这些文章里，曾琦杂糅了“国家主义之父”费希特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众多观点，并结合中国的救亡需要，形成了“国家主义”主张。他认为，在民族危亡之际，只有化以往的“文化主义”为“民族主义”，唤醒大多数民众参与救亡，国家才可能生存发展。

毫无疑问，这样的观点，能够赢得众多青年的认同。如果说，李大钊的鼓吹引发“主义”之争时，左舜生、李璜、陈启天、张梦九等还只是借用曾琦观点予以反驳，那么，随着“世界主义派”的出现，“国家主义派”也渐渐形成了。

1919年春天，抵达法国后，李璜密切关注着俄国动态，并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各流派。此后几个月，在一系列书信中，他反复谈及对苏俄革命的看法。他说，列宁主义是“假霸道行王道”，为极崇高的目标，行最激烈的手段；他说，随着革命的行进，崇高目标也被渐渐忘却，“由二三首领意气的搬动……造成民众彼此相杀”；他甚至断言，“（布尔什维克）先把政权夺着，然后用人工制造法去创造共产主义环境……是一种倒革命”……

所谓“倒革命”，指的是人为地、拔苗助长地制造革命，而非出于历史需要。那么，对苏俄政府几次宣言、放弃一切不平等条约，李璜又是怎么看的呢？

李璜认定，这是“欲取故与”！他说，苏俄政权危机重重，在这个关头，它向中国官民示好，无非是“远交近攻”老把戏的又一次重演；一旦局势稳定，它又会产生觊觎之心。难道他的国内会友真的相信，苏俄将以国际道义、而不是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处置中俄关系吗？难道，布尔什维克的“解放全人类”，不能解释为“承大彼得之霸略，欲假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以征服世界”吗？……

对苏俄的不同态度，正是两个群体最大的分歧所在。所幸，他们还维持着很好的私交。以李大钊为例，曾琦、李璜等认为，“守常忠实厚道、天真烂漫之人……所谓君子可欺之以方”；以邓中夏为例，左舜生更曾谈到，“中夏……纯任自然、大气磅礴”，言下颇有视为一代英豪之意。后来，王光祈不无欣慰地谈到，“中国少年学会会员对于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安那琪主义态度既不一致，而感情仍极融洽，且其中仿佛有一种共同趋向，是大家努力前进的标准”（《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

那么，他能够想到么？这个“共同趋向”不仅让会友们“努力前进”；在后来的日子，它更使会友们渐行渐远，直到曾经亲如兄弟的青年彼此对立，彼此敌视。

这个“共同趋向”，就是“到民间去”。

趋同

“到民间去”以劳工神圣的观念为先声。

1918年11月15日，在天安门广场，李大钊以这样的雄健呐喊，结束《庶民的胜利》演说：“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啊！快去做工呵！……”
难道，一丝一缕、一饭一食，不都是庶民创造的？难道过去的儒生、今天的知识分子，不都是由庶民们供养的么？庶民们创造了这个世界，他们如牛似马、褴褛肮脏，难道读书人不应该心怀歉疚、并尽快加入他们的行列？……

这样的论调，迎合了知识分子的朴素情感。又何止是情感？自从废除科举，十几年来，初初诞生的知识分子，始终处在身份的尴尬、自我形象的模糊不清中。角色的迷失，以至引发了深刻的自我否定：“读书无用”论、乃至读书人“无道德”的说法，在知识分子群中悄悄蔓延着。正因此，李大钊的召唤，让许多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共鸣。首先是蔡元培。
11月16日，也就是李大钊演说次日，蔡元培发表了《劳工神圣》的讲话。他说：“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
这个讲话，旨在修正、拓展“劳工”的定义；但在另一个侧面，它也反映“劳工神圣”已成为近乎天经地义的时代观念。不久，在少中内部，毛泽东开始四处延揽脏衣服，“洗一件一个铜板”；王光祈也宣称：“知识阶级同时便是劳动阶级”；“我们自身便是劳动者，便是劳动阶级的一份子”……

或许，杭州青年施存统的自责，更能够折射一代青年的心声？一年多以后，在《复轶千》信中，施存统写道：“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

从这里开始，“劳工神圣”成为贯穿几代人生活的普遍观念了。走进厂矿、走向田野，“到民间去”，与工农相结合，也渐渐升腾而为新的时代风尚。这一步如此重大，又如此不为人觉察：从此以后，与工农的结合程度，成为衡量知识分子先进与否的主要标准了。以毛泽东为例，1957年，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他大发雷霆，宣称知识分子不是工农的同盟兄弟，而是工人、农民们供养的，“要听工农使唤”；以邓小平为例，1978年春天，他反复论证说，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该提高他们的待遇……
这是知识分子步履蹒跚、令人悲欣交集的路途。这样路途的第一程，当然要从北大开始。

“五四”风潮

从北大开始。1919年3月26日，在写给蔡元培的一封信中，教育总长傅增湘提醒说，在学术的幌子下，一些学生正走出北大、蛊惑民众。他为此告诫：“……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而七天以后，蔡元培在回信里先是强调，“局外人于大学内情每有误会之处”，继而他许诺说，“元培亦必勉励诸生为学术之竞进，不为逾越轨物之行也”。

但已经来不及了。就是3月26日，以邓中夏为发起人，以少中、新潮、国民三大社团成员为主体，平民教育演讲团在《北京大学日刊》宣告成立了；而蔡元培回信次日，4月3日，在“黄沙满天、不堪张目”的清晨，一群学生更步行到东便门蟠桃宫附近，由此开始了持续六年、多达几千场的街头演讲。这一天，廖书仓宣示《平民教育演讲之意义》后，易克嶷发表了《如何求幸福》的演讲，罗家伦发表了《改良家庭》的演讲，许德珩发表了《勤劳与知识》的演讲……
来不及的，又何止是他们走出北大、“到民间去”？这一年5月4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一个凉爽、刮风的日子，一个比北方大多数春天稍少一点云的午后”，在少中会员易克嶷召集下，三千余名学生纷纷走出校门，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上。罗家伦记得，那一天上午，他刚从城外回来，同学狄福鼎告诉他：“今天的运动不可以没有宣言……北大同学命你执笔，你快动手吧！”而在人来人往、异常嘈杂的新潮社办公室，他以一种浑然物外的专注，一气呵成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当天下午，这份《宣言》被印制成五万份传单，并送进千家万户。而在无数市民沿街而立、“潸然泪下”的注视中，在众多西方人士频频挥手、脱帽致意的欢呼中，这一天，三千余人的队伍突然改变方向，他们走向了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他们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

来不及的，又何止是他们走向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6月5日，在街头演讲的学生达到了五千余名，“每个街道、胡同、公园、市场，都变成了公共集会场所”（周策纵，《五四运动》）；而在他们的身后，上海大约7万名工人参加罢工；沪宁、沪杭铁路工人总罢工；济南工人罢工；汉口工人罢工；各省代表纷纷来到北京，要求废除一切对日密约、拒绝出让山东……

就是在这样的风潮、声音、呼喊与眼泪中，1919年7月1日，在宣武门内回回营2号陈淯住宅，“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大会召开了。

使命

在宣武门内回回营2号，这一天，由王光祈、李大钊、曾琦、康白情等六人提议，学会宗旨被修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修改通告》谈到，这么一来，“词句较为简洁”；但事实上，它改变了整个语境、乃至少中的终极追求。如果说，砥砺品行、改良社会、“转移末世风俗”，都是被动的、局部的、相对消极的，那么，随着“创造少年中国”宗旨的提出，它渐渐地与这个国家的未来命运融为一体了。

这一天，二十余名青年代表全部42名会员，选出了第一届职员。其中王光祈为执行部主任、曾琦为评议部主任、李大钊为《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

少中成立后，1919年7月26日，王光祈发表了《少年中国之创造》一文。这篇长文连同此前的《致君左书》、《学生与工作》，此后的《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点点滴滴地折射着他对少中的设计，以及他本人对“少年中国”的思考。
他首先谈到了少中的现状。他说，“我们学会会员对于各种主义的态度极不一致，而且各会员对于他们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趋向，就是承认……现在的中国人无应用各种主义的能力”。

那么，该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到民间去，“从事一番预备工夫”。

这种预备工夫又是什么呢？他说，“各种主义有各种主义的专门训练。如国家主义必先使人有爱国观念，社会主义必先使人有反对私产的观念，安那琪必先使人有反对政府的观念。……少年中国学会所着手的预备工夫，便是指各种主义共同必须的训练。”

这种“共同必须的训练”是什么呢？他说，在社会方面，是“团体生活”，在经济方面，是“劳动习惯”。无论何种主义，这些训练都是必须的。否则，“一个主义（或制度）的自身是极有价值的，只是因为应用者不得其人，便成一种极大的流弊”；否则，“专鼓吹主义而不设法训练……所有的好处丝毫不能实现，所有的坏处皆全盘托出”。辛亥革命带来的血泪教训，还不够么？

总而言之，少中的使命，在于到民间去，使民众具有劳动习惯、团体生活习惯。他并由此总结少中的组织：“假设我们要从北京到长沙、成都、南昌、上海各处，必由京汉铁路南下。我们要想达到的目的地虽各自不同，但是京汉铁路这一段路程，我们必须同车而行的。并且……第一段路程，非走不可的。”

也就是说，尽管主义混杂，但在这“真正长得很”的第一段路程中，也就是渐进温和地训练民众的过程中，少中可以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集合全国青年精英，实现对国家的最初改造。
接着，王光祈谈到了“训练民众”计划。

“训练民众”

他说，学生，农夫，华侨，是中国人里最纯洁的三个群体。但现在学生没有劳动习惯，农夫没有读书机会，而华侨这个国家的孤儿，他们被忘却、被遗弃了。那么，能否从这三个群体着手呢？

以学生为例，“工读主义”不仅可以让他们参与劳动，而且可以使众多贫苦子弟受到教育；以农夫为例，能否以“新村运动”让他们受益呢？至于华侨、华工，似乎也可以帮助他们振兴教育、发展实业……

他泛泛而谈、语焉不详，似乎没有什么具体主张；他的这些思考，也都是零散的、破碎的，与一个宏大壮阔的“少年中国”似乎相距甚远。但，读过这篇文章后，会员易家钺知道，他的视野不仅停留于“少年中国”，他并且将目光投向了“少年世界”。

两个多月前，在写给易家钺的一封信里，王光祈说，他正在思考、并试图创造一种“主义”。至于这种主义是什么，“我还是不肯老老实实的告诉足下，我只告诉足下几个大纲”。

大纲之一，是“现在的经济组织，非根本推翻不可”。对私有制度，一生贫困、屡屡挣扎在饥饿边缘的王光祈是如此痛恨。他赞成公产主义。

其次，他表示厌恶“社会上的一切虚伪和束缚”。他说，这一切，“非从根本上铲除不可”。

哪些虚伪？哪些束缚？王光祈没有明说。但，可以断言的是，他的笔锋所指，在于旧家庭制度。对“第三代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家庭制度显得更虚伪、更束缚人的呢？又何况，在离开王次屿四年多以后，他正经历着一场折磨人的恋爱。

他愤恨家庭制度，并誓言连根铲除。随即，他也谈到了未来的社会组织；他说，“宜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进步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与他的所有表述一样，他的这个说法，模糊而表意；但，几乎可以断言，他所向往的正是基于互助论、合作论的无政府主义。

他并以第四条大纲佐证着这个判断。他宣称，“我是一个极愿从事世界革命的人”。如果说，这个宣言进一步验证了他的安那琪立场，那么，随即的表白，则让人想到文明输出欧美、中国引领世界的雄心。王光祈谈到，“现在世界是一种阻碍进化的世界，非把它根本改造不可”；他并且略显狂妄地谈到，“这种主张如果没有适当名词，就叫它中国式……主义吧”……

这个彻底的、不折不扣的安那琪信徒，此时还以引进不久、尚未普及的省略号，为他的主义留下一个空白。但，仅仅几天以后，他就开始了一曲“新村”的狂想；而新村狂想夭折后，他又将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主义”、现象、可能，与他生命中最难忘、最具光彩的那些内容，从学生身份到工读生涯，从《阳春》、《白雪》到《中庸》精神……一一混杂、糅合，从而制造出了一场“全国掀动”、万人瞩目的社会实验。不可避免地，三个多月后，他的实验乃至“主义”再一次彻底地失败。

他的这个实验，是工读互助团。

发布者: 陶桃发布日期: 2008-05-09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