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轶事：徐谦——失灵的三宝
作者：傅国涌
“三·一八”惨案发生第二天，也就是1926年3月19日，段祺瑞发布的《临时执政令》通缉徐谦等五人，指控他们“率领暴徒数百，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袭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这当然是强权逻辑之下最典型的抓“一小撮”手法，死伤的青年学生和市民是无辜的，所谓火油、炸弹、木棍袭击军警也与事实相背离，但是对于长胡子的徐谦之类的指控却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毕竟是他们发起的示威运动，而刘和珍们却承担了惨烈的后果。
徐谦，字季龙，虽然名义上只是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校长，实际却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时南北报刊对他颇多批评，胡政之甚至痛斥他是“社会之妄人”，“有热心而无真知识”。这番话也许可以看作对他不盖棺的定论。
徐谦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浮沉十几年，他的资本就是所谓的“三宝”。他是进士出身，又学过法律，先后在法部和北京高等检察厅就职，对于晚清司法制度建设有实际的贡献，号称司法界先进，所以进入民国以后，他在北京政府、广州政府多次出任司法次长、司法总长，这是他的第一“宝”。辛亥革命发生，他上书要求清帝逊位，发表《共和联邦折中制商榷书》，组织“国民共进会”，随后与同盟会等政党合并组成国民党，被选为本部参事，这是宋教仁在民国初年的大手笔，他由此与国民党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他的第二“宝”。
袁世凯削平“二次革命”之后，他灰心丧气，黯然南下，以律师谋生，哥哥见他消沉，劝他信仰基督教，他回答：“ 祈祷上帝，如袁即死，我就信教”。不出三年，袁死，他北上复任司法次长，并受洗入教。他说自己的信仰是从救国的思想来的，是以救国主义为基督教义，直言不是纯粹的宗教信仰。但是他把这种信仰当作了自己投身政治的资本之一，这是他的第三 “宝”。
1917年，经徐谦倡议，成立了“基督教救国会”。事后，有许多教徒质疑他的“基督教救国主义”和教义有冲突，他把“教”字去掉，改称“基督救国主义”。那一年，他打着这一旗号，在广东四处游说，第一个成果就是钮永建指挥的海军陆战队全部受洗，第二个成果是他后来说服尚在北洋军序列的冯玉祥率部受洗，并开始倒向孙中山。
冯号称“基督将军”，而徐谦则成为冯、孙之间的联系人，1924年冯在北京发动“首都革命”，邀请孙北上，这背后隐隐约约都有徐谦活动的影子。他内心当然不无得意，因为他的工作成效，在1925年7月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会上，他被选为16个委员之一，在1926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二大”上，他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之一。
在“基督救国主义”之外，有着强烈功利心的徐谦还提倡过“资本救国论”、“委员制救国”等，孙中山曾直截了当地向他表示“对委员制绝对反对”。他的政治生涯最高峰是在1926年到1927年的武汉政府时期，在波诡云谲的复杂时局中，他的领袖欲一度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乃至可以与不可一世的俄国代表鲍罗廷和资望在他之上的汪精卫抗衡。
1926年圣诞节在汉口举行反基督教大会，他公开发表演讲说：“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先锋，我们要反对；但基督徒是很热心传教的，富有精神的，我们不反对”。也许人们无法理解，曾热衷于“基督救国主义”的政治人物，一转身竟然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他在政治舞台上迅速滑落，失意之中迁居香港。他的三“宝”已失灵，除了1934年参与昙花一现的“福建事变” ，他没有再涉足政坛。抗战爆发，他却于1937年9月到南京共赴国难，在日机的轰炸声中，在防空洞里感慨国家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三年后，他在香港病故。
发布者: 陶桃 发布日期: 200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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