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
对许多从事“新教育”实验的民国教师来说，1923年都是个调整时期。这一年，“新教育”的倡导者之一、执意走“风光”路线的胡适因为觉察到了要想在京城学界出人头地，还是得依靠文史“考证”，于是在《国学季刊》上发表了著名的宣言，试图掀起“整理国故”运动，以求能在继推出“新文化”和“新教育”运动之后，再造一番引导潮流的伟业。胡适不缺势力，只是学问根底远不如王国维、陈寅恪，心思因此趑趄不定。加上政局污浊，更让他惆怅不已。还好，每当脆弱的时候，可以私下和挚友徐志摩谈心，而暑假暗中去杭州与“表妹”曹诚英同游西湖，更是抚慰了他的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造成的失意。
那一年的胡适，确实是壮志难酬，否则怎会在日记里将暑假那段“红袖添香”的日子视为生平最快乐的时光。而与胡适贵为“学界红人”、路子颇多相比，在上海远郊（吴淞地区）主持中国公学中学部的舒新城似乎连浪漫的资本都没有，只能将“新教育”进行到底。虽然舒新城深知，前几年各地中小学启动的“教育测验” 及“设计教学法”均不理想，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他想到了实施“道尔顿制”。通过周予同，舒新城在《教育杂志》办了一期“道尔顿制”专号，之后“全国轰动，各省教育界之来吴淞参观者络绎于途”，[半年光景，“道尔顿制”学校便达数百所。尽管连周予同都不认为“道尔顿制”能给中国教育带来真正的革新，舒新城仍在四处奔走，向广大教师讲解“道尔顿制”的真义。而周予同在计划未来的“专业发展”时，也像胡适那样转向了“考证”之学。一时之间，原本声势浩大的“新教育”运动近乎成了一个人的战争。
作为“新教育”的领袖之一，陶行知自然也非常清楚，自己和其他杜威的同门师兄弟发起的“新教育”运动究竟能走多远。而且不乏热情的他比胡适更踏实，比舒新城更理性。当胡适梦想在“国学”领域达到乃至盖过王国维、陈寅恪时，当舒新城反复撰文抱怨教育行政当局和广大教师不理解何谓“道尔顿制”，并继续要在中国的中小学实现美国最新的教学形式时，陶行知则意识到了以往的教育改革行动严重脱离了“国情”。因为这样想，1923年的陶行知虽然仍会支援舒新城等人的事业，但内心其实已告别了1919年以来的“新教育”运动，转而致力于平民及乡村教育。他脱下西装，换上布衣草鞋，而且住到了牛棚里。他觉得，只有这样，才可以了解自己的祖国，进而找到真正贴近中国“国情”的教育道路。
然而，以他一个人的力量，何以能肩负起改造“国情”的重任。四万万同胞中，百分之八十五生活在贫困无知的农村，七千多万儿童失学。可想而知，任务有多艰巨，绝对堪称史无前例。陶行知很自然地想到了“师范教育”，他打算培养一大批和他理想一样、思路一样的教师，来和他一起承担改造“国情”的重任。
一、晓庄师范：天亮的地方
1926年底，陶行知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其中刻意强调三年前反省得出的行动逻辑。在他看来，检讨中国过去的“新教育”运动，最大的错误莫过于：
或是从主观的头脑里空想出来，或是间接从外国运输进来，不是从自己的亲切经验里长上来。
此时的胡适及其“朋友”们依旧在严重脱离中国“国情”的“大城市”里，以各种“风光”的革新行动追求“再造中国”的伟业。在此背景下，陶行知贴近“国情”的选择倒显得不入“主流”，不沾“风光”。然而，陶行知一点也不计较。他的心里早已装满了数亿在黑暗中挣扎的苦难同胞，只恨不得能在一夜之间让文明的曙光照遍中国大地。这一年，陶行知35岁，几经摸索的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坚信正确的“教育救国”之路（顺便值得一提的是，两年前即1924年，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职，也开始了深入“国情”的教育改革行动）。
1927年3月15日，南京城外一块名叫“小庄”的荒郊野地，迎来了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学校”的开学典礼。不难看出，陶行知有意将“小庄”的“小”改成了“晓”，荒郊野地也因此成了“天亮的地方”。不远处的“老山”同样被改成了“劳山”。合在一起，即显示出陶行知要用“劳动”和他的“师范学校”来培养真正能将贫困无知的乡村改造好的教师。陶行知说得很清楚，他的学校不招收“少爷、小姐”，也不要“文凭和书呆子”。一开始，只有十几个学生来，但也足以令校长陶行知欣慰。他们和校长一起，面对贫困，毫无退缩。他们依靠“一双手”和“一把锄头”，自己“建校舍，盖礼堂，开荒种地”，解决自己的学习与生活所需。陶行知觉得，在贫困的乡村经历此番锻炼，培养出来的教师才会对农民有感情，才可以造就既适应贫困的农村又能以知识来改造农村的“导师”，所以“劳动创造的生活”成了晓庄师范“每天的课程”。
那首近乎大白话却饱含晓庄师生生命体验的“锄头歌舞”——“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更是成了最能象征晓庄精神的“文化图腾”（这与今日众多学校依靠专家的“设计”，弄几句干燥空洞的口号来“建设学校文化”的做法相比，实在太让人感慨）。不仅如此，晓庄师生还知道，他们的校长为了让大家吃得好一点，学得好一点，连母亲大寿时收到的贺礼都典当出去了。陶行知对母亲说，他是代表晓庄师生为慈母献了一份最重的寿礼，希望慈母和祖国一样健康长寿。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晓庄师范到第二年，学子数量扩大了十几倍，且多是“慕名而来”，他们皆被校长陶行知打动了，虽然陶行知其实连张 “文凭”都不能颁给他们。
何止如此，有血性的冯玉祥将军也被陶行知打动了。他邀请陶行知前往河南考察，除了将晓庄师范视为“乡村师范教育的模范”之外，还要陶行知留下来担任河南教育厅长。换成其他人，可能就去了。但陶行知不一样，他理解将军的赤诚，感激将军的信任，所以会去河南走一趟；可是他的心终归属于晓庄师生：“培养一百万个教师，改造一百万个乡村”，都要从自己倾尽一切的晓庄师范开始。如果要做官，他早就去了。他和晓庄师生约定，到时一定回来。约定的时间到了，白天，晓庄师生不见校长回来，不免有些焦急；但晚上，还是看见校长举着火把一路走回来了。这时他们才明白，校长的千里归程走得实在艰辛，到处都是军阀混战，然而校长仍按期回来了。见到校长的那一刻，他们成了乱世中最幸福的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好校长，竟然不为当时的最高政治领袖蒋介石所容。本来蒋介石倒想“拉拢”陶行知，不过，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蒋介石几次来晓庄 “视察”，皆被陶行知拒之门外。而蒋介石也缺乏足够的大度与诚意，陶行知即因此给蒋介石留下了日后找机会清算的把柄。1927年，列强凌辱中国，肆意横行的英国军舰都开到了南京城下，举国上下掀起爱国抗议运动，晓庄师生走到了游行队伍的前列。正是这一点，为晓庄遭遇灭顶之灾埋下了伏笔。蒋介石出于稳固初定的大一统政权，决定借机查封晓庄师范，并将校长陶行知列为“通缉犯”。得知消息，陶行知立即写了一篇《护校宣言》，他的意思非常坚定：“晓庄的门可以封，但他的嘴，他的笔，他的爱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
爱国的晓庄怎可能被封掉。可怜那些执行者拿着朱笔封条，气势汹汹地赶到晓庄，竟然连封条都贴不起来，因为晓庄师范既无校门，又无围墙。不过，他们的“ 通缉令”还是将三岁的晓庄师范从“小庄”驱逐出去了，“小庄”再度成为“黑暗的地方”。陶行知流亡到了上海郊区，在那里，陶行知办起了“工学团”，又发明了“小先生制”，带领他所遇到的无产阶级群众和流浪儿童，通过“做工”、“学习”、“团结”，在实现自救的基础上，为苦难的国家承担民族“新生”的责任。全国的仁人志士皆支持陶行知的“工学团”，远在延安主持“扫盲”工作的徐特立还大赞“小先生制”，并将“师陶”作为自己的新名字。
